《石头城》：抗战中的个体命运书写
抗战题材小说兴起的上世纪30年代，作家们的爱国意识和左翼文艺运动助力文艺转变为“武器”。然而，审视那个年代的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定的局限性：其一，作家将体察目光聚焦于军事斗争，展现抗战活动对垒博弈的宏大场面，对普通人于大历史中如何飘摇等历史细节的刻画却寥寥可数；其二，对人物的刻画以展现抗战历史的人物群像为主，或着重塑造威风神武的抗战英雄，对个体命运的挖掘不足。直到新时期，作家们才意识到“战争小说不能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观照”。于是，越来越多的作家转变创作思想，将抗战历史的写作重点转向对以往习焉不察的战争中的个体的发掘。从这一点出发，近期房伟的长篇小说《石头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无疑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承袭。
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蒋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通过局部人物视角深入心灵世界，呈现乱世中平凡人的悲欢离合，全景式地展现抗战中南京的抗争过程。在房伟的战争书写中，个体命运与大历史碰撞后的沉浮是小说的核心内容。房伟认为，在新时期的抗战题材文艺创作中，如何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真正以“中国”为主体还原抗战历史、写出中国人的心声，是作家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
在具体的创作选材中，和《金陵十三钗》等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不同，《石头城》虽然并未把妓女和传教士形象排除在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之外，但是对妓女与传教士形象的塑造，有意与前人的创作保持距离。《石头城》中的妓女并无传奇性的叙事，既不存在”红颜误国”，也不存在“妓女救国”。小说中的周慧是“六喜台”的窑姐“红玉喜”，被大家庭的蒋坤典看中，成了蒋家姨太太。进入蒋家后，她经受了大家族种种规矩礼仪和冷漠排斥的考验，以自己的顺从体谅和乖巧聪慧，在蒋家立住了脚。显然，这是一个妓女从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故事，但房伟笔锋却突然一转，写到南京沦陷后，蒋坤典不知生死，周慧重操旧业。日军肆虐南京后，周慧等女性也摆脱不了被蹂躏的命运。房伟并未刻意拔高妓女的德性，而是把周慧作为一名渴望温情、重视家庭、讲求名分、懂得进退的女性加以塑造。同时，小说对南京大屠杀的整体呈现，绕不开传教士的形象塑造。小说无意为美国传教士立传，但亦不忽视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伤员和难民的善举。小说主人公蒋巽丰对传教士的救助行为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同时他也表示对于入侵中国的战争，只能靠中国人自身经受住这血与火的考验、奋起反击，才能渡过劫难。
可以说，《石头城》试图从“文化间性”角度出发，寻求基于本土经验和自我主体性的“中国叙事”，而非由西方观念和西方人物主导的故事。相对于西方传教士，小说对东方宗教人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姿态和作为，有更细致的表现。如“三位和尚”分别为中国和尚普忍、日本随军僧释神仙和德显。小说把信仰慈悲、宽恕、普度众生的宗教人士引入南京大屠杀的书写中，以最惨烈的屠杀行径作对比，更加深刻地凸显了侵华日军的罪恶，表明宗教难以拯救南京的苦难。
实际上，不但人性能影响人的一举一动，文化力量也驱使个人如何作为，房伟试图突破二元对立模式，通过统揽全局的俯瞰姿态，抛却脸谱化的善恶对立，让中日人物进行文化上的沟通。文化内涵的注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立体，也让文化的魅力得到释放。如小林春之作为侵略者，主要负责对中国人民文化方面的征服与压制，他的文化同化计划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与霸权主义。他将蒋巽丰与秦小剪作为实验对象，但皆以失败告终。他的失败看似与战场形势变化有关，实则是文化层面碰撞的必然结果。而以蒋乾中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他们可能被打败，但不能从精神上被征服。尽管彼时之中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及其培育出的文化人格，自有着其内在的坚固性与稳定性。
小说中，房伟试图复原大历史下个体心灵的喜怒哀乐，通过塑造截然不同的个体来探寻历史的细微之处，并以个体的悲欢聚散触摸历史的褶皱。小说中的个体跨越国家、民族、性别、老少、党派等众多元素，所有历史个体都具备成为叙述对象的可能，如蒋坤典从一名军需官被迫走到了前线，原本“贪生怕死”，但战争改造了他，从上海保卫战到南京保卫战，他从一个逃避者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抗战者；蒋乾中独守南京的背后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气节和尊严的守卫；中日混血儿的小林秋月在中日尖锐对抗的背景下，她的立场以及命运已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具有象征整体的功能等等。
《石头城》在个人与历史的融合书写中有两种面向。其一，当个体与抗战历史浑然一体，房伟关注个体与历史的互为因果：一方面，历史的进展影响个人的心境乃至方方面面，如其貌不扬、还曾当过汉奸的鲁大料，真实身份却是潜伏的特工，在他的指挥和安排下，原本只醉心美食烹饪、略显怯懦的坤安出手杀死了一群敌人。摆香烟摊子、好吹牛的姜老头和浴池打手阿水同样如此。这些个体平淡无奇甚至满身缺点，但是当战争来袭，他们却能够挺身而出。另一方面，个人的行动有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虎太郎辽是日本的高级厨师，他与蒋坤安的厨艺对决其实是中日两国在军事对抗之外的另一战场。但在对决中，他并没有因为日本在战场的强势而欺凌蒋坤安，而是共同演绎了一场平等的对决。尤其是最后关头放生蒋坤安的举动，更是对战争思维的一种摒弃，显现出超越性的人格精神。其二，当个体与抗战历史保持一段距离，房伟的笔触不仅对抗战历史进行观照，也让战前、战时与战后的历史沟通交流，通过个体于现实与历史虚实相生中的生命体验，实现对过去与现在的双重反思。小说的最后，幸存者蒋巽丰活到了九十多岁，但他的精神从来没有从那场大屠杀中抽离出来。昔日豪情英雄隐身市集，害怕听到水声，每天做噩梦。对这些创伤记忆的书写拉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对幽暗人性的复杂审视，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和人性的深层次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