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椤：为“后革命”时代“人的问题”找寻答案
柳青佚作《在旷野里》的发掘、发表和出版虽然只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但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学史“事件”。由此引发的效应不只是促使我们思考经典作家的创作，也延及对时代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反思。这部写于一九五三年的作品围绕扑灭棉蚜虫这一集中事件，出乎意料地切入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塑造了县委书记朱明山、副书记赵振国，县长梁斌，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监委会副主任白生玉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伴随着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干部从部队转向地方后的工作经历和心路历程，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中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小说使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叙事方式即经典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反映论”的美学范式下，对现实生活事件的忠实记录构成了主要内容，但主题却指向了人的思想和精神问题——其中已经隐约显现出后来《创业史》的影子。如果注意到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文学“向内转”还未发生的特殊年代，更使人赞叹柳青的文学见识和对生活之敏感。
小说从主人公朱明山赴任途中开始写起，从在车上遇到李瑛，到报到后赵振国向其介绍情况，以及梁斌去农场走访等，经过四个章节的扎实铺垫之后才进入棉蚜虫的防治工作这一小说完成部分的主要情节。虽然采用了多视角的叙事方法，且叙述者常常跳出故事进程来进行“客观”的观察与叙说，但显然朱明山的视角才是主视角，情节主要随着他的行动和回忆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实际上紧扣了干部队伍“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这一重大政治命题，褒扬了朱明山等人身上体现出的始终不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揭露和批评了梁斌、公安局长郝凤岐等向百姓耍威风、讲求个人享受、搞小圈子的错误做法。在表现方法上，小说注重把革命干部的思想变化放置在人民群众对党和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的期待中加以审视和考量，展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描绘关中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同时也写出了干部队伍在实际工作中的不适应和与群众愿望之间的差距。这一主题诠释了开篇引用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熟习的有些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有些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一当时干部队伍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使小说具有了立场分明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在旷野里》从广阔和绵密的生活现场发现素材，整体性把握时代精神和社会情态，洞察世道人心和个体的情感世界，为当下的读者“穿越”到七十多年前风雷激荡的时代洪流中提供了新契机。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活动空间是刚刚成立两三年的新中国，开篇第一章的字里行间就能让人感受到社会在百废待兴中蕴藏着的蓬勃朝气：“列车已经出了烟尘弥漫的市区，带着轰轰隆隆的巨大响声，冲到渭河平原上的田野中了”，“透过纱窗，眼前展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已经丛茂起来的秋庄稼，远远近近地隐蔽在树林子里的村庄，一节看见一节又看不见的、反射着阳光的渭河，以及那永远是那么雄伟、那么深沉、那么镇静的和蓝天相衬的黑压压的秦岭……”。从“列车”到“渭河”再到“秦岭”，我们从中读出的不只是对自然风景的描摹，更有它们作为国家象征的修辞。与此相似的风景描写还出现在第八章的开头部分。而在第十章中，伴随着对李瑛人生理想的展望，写出了对未来的希望：“……拿这短短两年中祖国所起的几次惊心动魄的巨大变化看来，她承认她的想象力是可怜的。祖国的未来将会比她任何一次重新涂色过的理想更加美好……”而与此相反，从老区下来的革命干部们的心态却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有的以为自己没文化，悲观了；有的以为自己有功劳，骄傲了；有的以为到站了，要下车。”潜藏在人群中的集体性困惑，与激情当下和美好未来相比，强烈的情绪反差揭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小说把革命干部的思想蜕变和农村封建迷信思想等问题的批判置于“建设”的框架中，充满了实践性意义。
革命战争胜利前后的对比，是柳青用来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法。朱明山主动要求离开地委到县上，为了适应新的岗位，他不断调整着工作方法。在火车上，他就朝鲜停战谈判与旅客辩论，但放弃了在军队里的讲话习惯，对戴眼镜的老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重视群众的智慧，善于从人民中学习，鼓励并推广种棉能手蔡治良的治虫办法。在治虫动员会上，面对梁斌将转变农民思想看作是一场“战争”的错误表述，朱明山及时进行了纠正：“你们千万不要把不久以前对付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那套办法，拿来对待不愿治虫的农民。”梁斌作为小说中的“反派”形象，在县长的岗位上存在着违背党的群众路线、用个人意志取代实事求是原则、追求个人权威等问题。在农场里，他武断地要求伐掉已经挂果的苹果树改种麦子，并通过上纲上线的政治话语把对此表示异议的老雇工“和人民政府分开”。而在他“从副县长变成县长不久，大家就私下议论他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在县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话一概不容争辩”，甚至“新刷了房子，换了一套新沙发，加强了他的权威的气氛”。不正之风和新工作的难度挫伤了好干部的积极性，白生玉因此生出要回陕北的想法，认为“这达有人来了，文化高；咱是累赘，要看人家的脸色，还哼儿喊哩……”。除此之外，干部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对待家属的态度被用来表现人物，这令人想到一九五〇年萧也牧发表的《我们夫妇之间》中，进城后的李克和张同志之间的矛盾与和解过程。柳青这部小说笔下的人物虽然不是“进城”，但这也看出，“有些陕北干部不让家属来新区：有的是想和家庭包办的不识字女人离婚，有的就是准备着什么时候回家种地去”，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普遍情况，因为不适应新的复杂形势而产生的个人与工作、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支撑小说的结构性力量。
《在旷野里》聚焦干部问题和干群关系，但与“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不同，它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了“解决”方案，即干部要加强学习从而提高文化，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和理论的苛求成为作者赋予很多人物的共有品质。朱明山赴任途中，带的小皮箱里装着“书”这种“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在火车上他还在阅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当他遇到李瑛时，“看见女同志扇凉的是这两年在中国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迅速对李瑛带上了“心理赏识”，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妻子高生兰。不注重学习，是朱明山对妻子不满的主要原因。高生兰中学毕业后到区上当文书，与文化水平比自己低的区委书记朱明山相识，二人在“她向他学习，又帮助他学习”的过程中萌生感情。但后来被生活所迫，高生兰“和书报绝了缘，而同针线和碗盏结了缘”。朱明山不得不送她到党校学习，甚至将此作为维系二人幸福的主要办法：“可是他知道，如果不让高生兰到党校去学习一个时候，他就要永远失掉他俩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幸福。”不仅在这些“正面”人物身上，就是梁斌这个书中最大的“反派”，也以学习为武器。他在治虫动员会上讲了“两个多钟头的报告”，而这是头天晚上“在带罩的煤油灯下仔细地重读《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在旷野里》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进入“后革命”时代后的道路选择，以及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成长和教育问题。
由于《在旷野里》是未竟之作，人物和线索未来得及充分展开，高生兰还未正式出场，朱明山如何处理与她的关系？梁斌又有着怎样的政治命运？作者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显然也是创作中的难题。这部小说作为柳青的第一个长篇，带有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通病，例如泛政治化的叙述、图解政策、人物脸谱化和符号化等。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标准去否定一部写于七十多年前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柳青的创作带来的启发无疑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