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生态文学的创作观念
中国生态文学从发生发展到现在“已成气候，蔚为大观”，走的路其实不算长，但走得比较稳当。在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受到特别的重视，传统生态思想资源被充分激活，加上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作家和评论家们热情加盟，生态文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格局。然而，文学在总体上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需要不断敞开。在翻看大量生态文学作品后，我发现“敬畏自然”的传统尺度相对禁锢了生态文学的时代发展，生态主体的位置和构成也成了新问题。我们要明确生态并非“我们和它们”的简单生态，否则可能导致符号化写作。
生态文学的出现主要与区域生态破坏问题时有发生相关，这是生态文学存在的逻辑依据。但能否就据此断定所有的灾害都是生态问题？能否把所有的灾害都简化为人为的灾害？英国学者刘易斯·托马斯在《脆弱的物种》中写道：“整个地球是活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的东西，一个生物，它为我们也为自己呼吸着。”这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作为一个“活物”的地球，自身必然有着它自身的“生老病死”与能量平衡规律。
但是，当下的一些生态文学叙述，几乎把自然灾害统归于“人类中心主义”之恶，把动物的灭绝、水流的干涸、气候的恶变等现象直接想象成人类非理性征伐自然的后果。科学地说，很多被想象制造出来的所谓“灾害”，其实是自然法则的一端，是地球自身运行的规律。文学评论家兴安在《乌兰哈达：观看自然的方式》中明确表示：“或许正是这些灾难保持了地球的相对稳定和有序运转，保证了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的存在和繁衍。”他认为“灾害是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从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中找到精神根脉。这样的视角，拓展了灾害书写的广度与深度，使自然灾害超越了我们熟知的生态价值而抵达了某种“神圣意义”。
另外，现在的生态叙述，普遍以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为起点，“人”基本以前缀方式出现在“人+”的生态模式，比如“人+自然”的自然生态、“人+社会”的社会生态、“人+生命”的精神生态等。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人”站在江河、动物、植物、山石、土地、森林、天空、草沙，以及风雨雷电的前面，反思一项举措、一段历史，“有情宇宙观”的生态视野看到了“人与自然，对抗与融入，坚韧与脆弱，思想与情感，灵魂与精神，昨天与今天，历史与未来”等丰富元素。但是，生态文学对作为“内在自然”即人类自身的身体自然表达不多，对科技时代人工控制和改造身体器官的关注也不够，这需要生态叙述的身体转向。这里的“身体转向”不是转向生态文化中蕴涵的“身体学”，而是转向人类身体的天性，即主要指向生理性。然而，当下生态写作者更愿意高密度关注地球的“肉身性”，却遗忘或遮蔽了自身，缺失了用“纤细至底的触觉抚摸到自己身体的原貌”的能力，这是生态文学的停滞处。
还有，中国的生态文学写作依然受古人的“人与自然”关系影响。不过，古人不提“人与自然”，只提“天人合一”“天地人和”“与天地参”“万物一体”，自然基本被天、地、万物等符号置换了。从传统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自然”是道家看中的“自然”。老子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明确天地间自然万物与人的根本法则，以及自然而然的万物和谐思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论、《淮南子》“一立而万物生矣”的万物同源说，也是在强调人与自然融合的整体观，强调人与万物的自生自化。而儒家更看重“人”。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明确了“天”具备什么功能，这是生命意义上的“自然”，人是“自然”的元素之一。道家和儒家的共同点都是从整体观角度思考自然与人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思想中的“究天人之际”问题，以这种古老生态观念写作的作品在当下占据大多数。
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另一种创作理念，包含着人类如何与人工的自然共存共生，也包含着科学技术时代如何构建一个新的生态体系与新的认知装置。这涉及从“传统人类中心论”向“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转换问题。现在盛行的生态文学写作主要以自然生态为轴心，这很大程度局限了生态文学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三重生态学”理论，即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是彼此贯穿的，要规避生态危机就要关注处于再造过程中的环境、持续变异的社会场和不断生成的主体性。生态观念需要敞开，因为它面向的是变动不居的“活物”。生态作家或文学评论家若以刻舟求剑的态度固守“生态文学的立场就是敬畏自然”，那么所有关于现实的生态叙述很容易滑入某种伪生态叙述。
阅读当下一些生态文学作品时，会遇到太多意料之中的风景与“人+自然+反思”的写作模式。文学评论家丁帆思考过作家们能否区分原始自然、人工自然、伪自然的问题，他强调：“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自然书写观，一个文学亘古不变的隐在价值观念是不能遗弃的，这就是人性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看待自然与人的关联性。”他提醒大家：“当你从梦中醒来，面对现实生活困境的时刻，你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然生态主义理念，因为它会阻遏你在现实生态环境中的现代文明生活秩序。我们究竟要活在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一个问题。”
有些生态文学作家或评论家把“无为”和“不争”视为人对待自然的根本原则，并用文字来实践“梭罗哲学”。但是，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应该如何实现呢？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的发展伦理呢？期待我们的生态文学创作跳出自然生态的窄门，少些情绪喧嚣，而能提供更多的沉思，并不断强化主体的精神价值。
（作者：周红莉，系《东吴学术》杂志主编、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