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湾》：乡村的暖光与被它照亮的乡魂
作家唐慧琴长期生活在乡村，一个时期以来，她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是以独特的内视角，书写着当下农村生活鲜活的波澜，不仅表现着转型期的伦理困境，更探寻着乡民精神重建的光亮。近段时间读到唐慧琴的小说集《月亮湾》（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仍然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一个突出感受是她爱写草木，且常常情意凝贮。这些草木的主人，或者厮守乡土或者远赴城市，无论贫富悲喜，都有一股执拗劲儿，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的痴气；无论经历什么变故和疼痛，他们总会依凭这份执拗和痴气，如草木逢春，让善意发荣滋长，在乡土遭逢异变的当下，兀自从大地深处接续一脉灵韵，为美丽的月亮湾重铸乡魂。这些花木所象征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德性。如作者谈创作时所说：“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让我感觉到，乡村不仅有迷失，还有持守；不仅有灰暗，还有清澈；不仅有伤痛，还有温暖；不仅有晦涩，还有诗意。”正是这一“持守”“清澈”“温暖”和“诗意”的写作立场，让《月亮湾》摆脱了当下乡土写作既有的若干范式，在众多乡土之作中脱颖而出。
《月亮湾》共收录十篇小说近作，观照的中心乃是当下的乡土伦理。比如《嫦娥奔月》《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作者以平视的目光和同情之心，写出了每一位人物的局促与不安，但最终给读者呈现的还是人心的柔软和人性的宽厚。《嫦娥奔月》有一幕，三伙伴在葫芦娃的茶室里谈天，小石头和葫芦娃都说要“谈理想”，老张哭笑不得：“这俩家伙，心可真大啊，一个儿子在监狱蹲着，一个被债主追得像燕儿一样满天飞，还有心思谈什么理想啊。”可是，两人是那样一本正经，葫芦娃希望东山再起后在月亮湾建一个书画院，让月亮湾成为艺术之乡，小石头则希望建一个名叫抱石斋的奇石馆。这处关于理想的讨论，看似高蹈，却妥贴地融入故事中，并凸显了作者对乡土文化重建的特殊观察和思考。在脱贫攻坚之外，在乡土秩序崩毁之外，还有一个乡民们设想和期待的衣食之上的“理想”，它代表的是被很多乡土写作者无意忽视或有意屏蔽掉的精神性的追求，而给这篇质感沉实的小说起名“嫦娥奔月”的寓意也正在这里。
当下乡土社会的巨变反映在很多具体层面，比如农业经营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变，乡民关系由熟悉到陌生的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实到松散的转变等等，这些在唐慧琴的小说中都有展现。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大量乡土小说都有类似的情节，但是唐慧琴在处理这一素材时却有自己的思考。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小石头等人物都是“守村者”，他们也曾外出打工，但生活的重心一直在月亮湾，始终有对故乡的认同和归属，他们守望乡土的动机说不上高大上，只是素朴执拗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准则而已，但当大多数乡土写作者把重心放在书写农民入城、返乡、空心化等流动经验上，小石头们的“在地性”经验一向不被关注也就难以获得呈现。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乡民都选择离开村落这一乡土社会的核心空间，正是这些守村者的存在，乡土性才有所依附，村落共同体才能发挥其结构性的调适功能，渐凉的乡情和乡愁也才有转暖的可能。我们看到，一方面，性格纯良的小石头病入膏肓，令人唏嘘；另一方面，乡情仍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抚慰，而他们的离去也为村庄注入了强大的向心力，把亲人和乡民们团结在一起。
其次，唐慧琴无意预设一个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二元框架，而是回到乡村的实际，从乡土礼治的重建和人际信任的修复这一考量出发，思考德性、道义这些已被漠视的仁义观念的涵养之功。小石头酷爱奇石、痴迷艺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中的德顺行止有度、干净干练，这都说明他们并非传统的老旧农民，他们对诚笃这一底线的坚守也不应单纯理解为传统预制，而毋宁说是乡土伦理构成本然的体现，证明在当下的乡土社会，淳朴敦厚的道义和真正有情的礼俗依然可以成为乡土伦理重建的重要资源，为中国乡土社会内生性发展的运行机制提供必不可少的滋养。德顺去世后，宝成决定把德顺宅子里的竹子移栽到家院来，这当然是象征意味浓厚的一笔，德顺之德自有传人。
小说集《月亮湾》的其他八篇小说均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在情节上也多有映照，比如《好大一棵树》里的苏芸、《长在屋子里的树》里的小福、《一弯新月挂满天》里的小惠，要么是开了茶叶店，要么是开了茶馆，她们的性情也颇相似，温婉、正直、富有同情心，又有各自的纤细和敏感。这种相似对于作者而言是一种挑战，意味着她需要在近似的情节架构和人物设定中，写出共相中的殊相来。唐慧琴采取的是真正让自己厕身其间的内视角，以一个倾听者和观察者的姿态而非代言人的站位去体察这些女子的两难，体贴她们的苦衷，也努力捕捉她们的精神之光，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当下乡村女性面临的复杂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写出了问题的深刻和纠缠。相比于其他女性乡土写作者，唐慧琴并不特别在女性的性别意识上用力，很少以身体作为表达手段，也无意强化自己女性写作的立场，但贴着人物的写作站位却让她实在地写出了乡土之变下女性的别一种疼痛，为讨论女性乡土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女性在乡土文化和伦理建设中的结构性意义等话题提供了很出色的文本。
《苦楝花》和《去高蓬》均在家庭内部展开，聚焦的是家庭亲情的常与变，而两个小说情感调性的不同，正体现了唐慧琴对乡土家庭伦理之“常”与“变”思考的错综，小说中的惶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依偎，其实也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或者说，她敏感并痛心于当下乡土社会亲情的异变，但还是努力以女性的温煦和慈悲去做缝补修葺，无论结局如何。唐慧琴表现了当下农村的种种苦恼与苦涩，迷茫与彷徨，以及试图穿透它们的“柔软的光影”。这些光虽然细弱，但却是照亮传统乡村伦理转型的一束束光源。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