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陵：何建明报告文学与“国家叙述”
摘要：
中国报告文学因更具紧跟时代脚步的品质，所以更早地意识到“国家叙述”时代的到来，也更快地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优秀作品，实现向“国家叙述”的转化。其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显然更为突出，更为典型，才会让评论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抓住了“国家叙述”就抓住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叙事特质，也能梳理出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对“国家叙述”的探索发展过程的线索。
关键词：
何建明；国家叙述；问题导向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怎样表述国家的历史、国家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有怎样表述民族的历史、民族现实的问题。把国家故事讲出来了，把民族故事讲出来了，大概就是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如国家的“正史”，民族的“史诗”，都可称为国家叙事，民族叙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也呈现不同的样态，不同的特质，不同的侧重。有时候，国家的叙事显得更突出；有时候，民族的叙事更为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同等重要。一个描述国家发展进步的历程，一个描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二者融为一体，打开了一个民族国家建设自己的现代化，融入世界文明进程的不可估量的巨大空间，创造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贡献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把这些关系，理顺了，讲清楚了，就是文学的“国之大者”，就是国家叙事。
“国家叙事”这个概念变为文学思想表述中，多为“国家叙述”。一个落点在“事”，一个落点在“述”，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也经常混在一起用。近年来，文艺思想越来越重视“国家叙述”，越来越重视站在中国叙事和中华民族叙事的思想层面上去评估文艺态势，评论文艺作品，逐渐建立起文艺国家叙述的思想意识。不过，在文学理论尤其占有理论主流位置的小说理论的描述上，还是鲜用“国家叙事”“国家叙述”这样的概念。小说评论家们看起来更愿意，也更普遍沿用“启蒙”的思路和相关概念。这可能是小说理论更重视的普遍的人性价值，更注重“人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鸿沟。
好在报告文学对“国家叙事”“国家叙述”抱以欢迎接受的态度，虽然还是有评论家嫌这些词有点“大”。中国报告文学理论还没有像小说理论那样形成严密的概念体系，还没有像小说理论那样建立了自己的“叙事学”，所以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概念也就少了许多心理负担，少了许多门槛，多了一些空间，多了一些机会，也多了一些积极主动性。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在讨论何建明作品时，都曾使用，甚至不断使用这个概念，都非常赞同用“国家叙述”这个说法。这样的概念表述倾向更像是让何建明获得一个“独家”的理论优势，更突出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就，突出和夯实了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一个先锋者领军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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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论家马娜描述，“在2008年11月13日的《文艺报》上刊登一篇题为《30年：一个作家的成就和一个文体的成熟》的文章中，何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国家叙述’这一概念”。[1]在这篇采访录里，何建明补充道，“这个时期作品多数是如评论家所说的具有‘国家叙述’的特点，它们题材大，结构恢弘，叙议兼长”。2009年，何建明在接受《文学报》记者的采访时，更加明确了一个创作者心中的“国家叙述”的内容：“评论家们把我的写作形态总结为‘国家叙述’，意思是我的多数作品通常是写大事件，大背景，都是国家利益的高度在叙述，其影响和意义也是在国家与时代层面上的”。[2]而创作了报告文学《国家》后，何建明说：“‘国家叙述’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风格。这部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可以说是我一向秉承的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和堪称‘非常痛快’的叙事过程”。[3]近年来，何建明又进一步说明：“中国‘摆脱贫困的斗争’，看似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的一个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这是我心中的‘国家叙事’”。[4]
何建明的看法显然影响了评论家。评论家丁晓原有力地支持了何建明的思路：“所谓国家叙事，就是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先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和题材进行叙事。国家叙事是对大题材所作的具有大气象、大主题的一种宏大叙事。报告文学文体与国家叙事之间具有某种关联。这是一种拒绝私人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特质的写作方式”[5]我们从这段话里可以捕捉到理论家传递出来的信息：
一、“国家叙事”写的是“国是大端”；
二、“国家叙事”是一种宏大叙事；
三、“国家叙事”拒绝私人化写作；
四、“国家叙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联系。
这些信息虽然是评论家个人的看法，却也真实反映了当时报告文学评论家们对“国家叙述”这个概念定义内涵外延以及范畴的基本把握。除了内涵的揭示外，丁晓原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化的变化对“国家叙述”的影响：“‘国家叙事’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定义。它只是对创作题材选择，主题表达等现象特征的一种可以意会的描述。国家叙事关联着文学主题的写作，而主题写作则源于主题出版”。[6]这看似指“国家叙事”的泛化，其实是讲“国家叙事”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关系，让“国家叙事”回到原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国家的文学表述。
评论家余三定更倾向把何建明所有的创作都看作是“国家叙述”。作为第一部何建明专著的撰写者，他的《何建明评传》开了何建明学术研究的先河，具有开拓性意义。这部研究专著于2014年出版，系统研究了之前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虽然，何建明的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但我们注意到，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另一部何建明的专著，把何建明学术系统研究持续下去。仅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余三定先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专著用相当篇幅讨论了何建明作品的“国家叙述”，第一次较全面把“国家叙述”的内涵详细展开，应用在何建明报告文学研究上。他认为，“何建明‘国家叙述’，大都紧扣时代热点取材，涉及国家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三农问题’、‘城市发展’、国家大事，国家天灾、政治意识形态等宏大题材。这些题材内容如果串联起来，可以构成我们最近30年来国家社会发展变迁的一部生动的历史变化史诗”。[7]在余先生看来，何建明所有的报告文学创作，都应该属于“国家叙述”，都带有“史诗”的品格，我们更可以注意到，余先生的观点与我们普遍认识到的“国家叙述”有所不同，或者说有所深化，那就是鲜明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何建明的“国家叙述”除了宏大题材外，其实要面对的是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看来可以这样解读，从“国是大端”入手，看的是社会问题。从余先生对何建明作品主题的研究看，他对何建明作品的问题意识研究更为偏重，更有心得。他对何建明作品揭示社会问题的能力评价更高一些，也就把何建明“国家叙述”的重心向这个方向倾斜。
具有新锐意识的评论家马娜在评论何建明的《国家》时，率先注意到了何建明的书写给“国家叙述”注入了新的思想。她一开篇就写道：“‘国家叙述’对今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而言，是日益强大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带给我们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必由之路”。[8]文章提醒我们从“大国崛起”的现实中去看待何建明的创作，以此来更动态地认识“国家叙述”。在此前提下，她进而认为：“树立‘国家叙述’的创作意识，建立‘国家叙述’的艺术追求，就当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的一种使命和责任，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怎能一直怀负弱国、穷国心态呢？”[9]
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如“大国崛起”“弱国、穷国心态”“必经之路”“必由之路”等，我们马上可以连起一个基本思路，一百年前，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端时代，国家仍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经过这一百年的人民奋斗，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总算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崛起的机遇，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正在提高，大国自信正在强化，大国责任正在承担，大国话语正在形成，也就是说，国家叙事、民族叙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作家的站位，我们作家的心态也要和国家发展同步，进行更新。评论家在提醒我们，崛起的“国家叙述”与穷弱的“国家叙述”完全不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叙述”？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看何建明的“国家叙述”，会不会更有新意？
中国文学何以需要“国家叙述”？中国报告文学何以需要“国家叙述”？这是一个问题。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叙述”确实无从谈起。反倒是“民间叙述”“知识分子叙述”更为活跃，反“国家叙述”更具革命意义。百年前，一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强盛，人民解放组建了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浴血奋战，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开始建构自己新国家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人民的“国家叙述”。“国家叙述”也赋予中国文学新的气象，产生了一大批带有新中国“国家叙述”特质的优秀作品。如《创业史》《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红岩》《艳阳天》。
可惜的是，文学“国家叙述”刚刚展开，刚刚取得成果，就因“文革”的到来而中止了。“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可以从任何方面确认成果，但从“国家叙述”的层面看，中国文学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批判现实主义，并且继续在复归，而这种复归实际上远离“国家叙述”，或者说与“国家叙述”不同轨道。批判现实主义，看上去很有道德力量，人性力量、批判力量，却很难抹掉“启蒙主义”长长的历史阴影。需要“启蒙”就是知道自己的虚弱，需要向强国学习。如果持续需要“启蒙”，说明思想文化的“虚弱”在持续，思维方式还没打破。所以，当国家和人民走强态势正在到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显然迟迟没有接受到时代的信息，还沉浸在通过“启蒙”复归来提振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这种心态，作为真实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难接受“国家叙述”，也阻碍了文学思想的思维向“国家叙述”的有效转化。
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文学的“国家叙述”的转化越来越显示其紧迫感。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正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大国，一个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的确需要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觉，的确需要新的“国家叙述”。这是时代交给中国文学的理论课题、现实的任务，思维的变革，艺术的创新。
中国报告文学因更具紧跟时代脚步的品质，所以更早地意识到“国家叙述”时代的到来，也更快地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优秀作品，实现向“国家叙述”的转化。其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显然更为突出，更为典型，才会让评论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向。抓住了“国家叙述”就抓住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叙事特质，也能梳理出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对“国家叙述”的探索发展过程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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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何建明早期作品《共和国告急》，就可以找到他思想进步的轨迹。同样是国家地矿题材，《部长与国家》首先已经换了一个视角，不再停留在一般的“告急”思想层面上，而更多看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国家的意识。其实，《部长与国家》反映的问题比《共和国告急》还着急，还重大，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其次，作品也不光停留在一般的“人性”思考，“人性”批判的思想面上，而是更深层次地出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种困难并不是“人性”问题，而是国家民族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第三，与《共和国告急》相比，这部作品人物的焦点不再是那些要钱不要命的人们，也不是那些与商家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坏官贪官，而是一个共和国的真实的英雄。他的性格没有小说人物那种多重性，复杂性，多义性，却写得顶天立地，性格刚硬，有血有肉。第四，可以看出，此时的作家，虽为知识分子，却少了许多“愤青”的意气和火气，更无“公知”那种自我与傲慢，而多了对国家、对民族的敬畏，对英雄的仰慕。虽然还不能说这部作品完成了“国家叙述”，但却能看到了作家创作的“叙事”方向。也许，这部作品的创作，预示着何建明突破“问题报告文学”的格局和思想局限，向“国家叙述”的成功转型。
创作《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江边中国》《我的天堂》等“三农”题材作品，何建明使自己的“国家叙述”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夯实和拓展。在他的笔下，农民不再是成群结队打劫国家矿山的暴民，也不是不顾生死，一心发财的淘金者，而是通过诚实劳动致富发家的劳动者。在他笔下，乡镇村的干部也不再是欺上瞒下，满脑子歪点子，不走正路的，想着成立“采金队”，把国家财富变为己有的“钱把头”，而是有能力带着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领路人。作家不再一味从批判的层面揭示“三农”问题，也不一味谴责农民群众，而是从他们的问题里，更多地看到农民致富发财的正当性，看到他们为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正当性，看到他们思想发展的正当性。他的作品，不光带着知识分子的情怀，更带着对农民的浓厚感情。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作家问题意识的弱化，而是表明作家思想的深化，表明作家更正确，更准确思考“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的问题，根本上也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破解发展问题，还是要从发展和民生去入手，用发展推动发展自身的问题的解决。只有发展，“三农”问题才能理想解决。所以，何建明这几部作品的“发展”主题特别鲜明，也特别突出，表明他的创作思想接收到新时代的信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国家》的创作使何建明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能够在新时代正在走来的时候，更加充分认识感知和体悟到一种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精神，也使何建明的“国家叙述”得到了一次特别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危机事件，国家的应急能力经受了考验，如此之快就作出了决策，动员了国家相关部门，组成强大的营救力量，从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地接应回国侨民。作品生动的描写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外交部从容应对，有序安排，为前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的过程，第一次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展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撤侨这个国家行动的复杂过程，第一次生动展现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决策细节。要在一周内从几千公里外的利比亚战区，把几万中国工程人员和侨民撤出来，其复杂性艰巨性不可想象，许多国家也根本做不到，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却奇迹般地做到了。其间与处于混乱的利比亚国家机构以及周边国家的协调工作反反复复，细如牛毛，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国家利益国家关系的底线，可能就会导致外交应急公关失败。中国外交官们是怎么做到的，令人不可思议。可见，他们不仅和当地国家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外交关系，也对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风土习俗有深入了解，与当地社会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顺利实现外交公关。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官们的特有的执行力，圆满地完成了艰巨的国家行动。弱国无外交，国家行动成功背后，一定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每一个外交官身上，都涌动着这股国家的力量，都是大国的符号；每个人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这部作品至少让读者得到如下启示：首先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实力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完全不一样，已经融入或正在融入世界大家庭，有了自己国家的话语权，成为一支全球化的和平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次是在国家力量的强有力支持下，大国外交正在全面展开，我们的战略伙伴不断增加，朋友遍天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建立了真诚的友好关系，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热情伸出手来，鼎力相助。这种友好关系，除了国家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之间的情谊。其三是中国在全世界上树立起自己的国家民族形象，也使中国居住在海外或在海外工作的中华儿女扬眉吐气，时时刻刻感觉到背后站着一个可以让他们依靠的强大的祖国。在他们处于危难的时刻，国家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及时伸出“国家之手”，救助自己的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人民的基本责任。这样的爱护自己人民的国家，也会得到人民的热爱和支持。人民的支持，人民的力量，是一个国家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坚实基础。
深刻的启示直接作用到何建明一直探索实践的“国家叙述”，建立起一个评论家们高度评价的思想支撑，那就是：国家的意识。作家因此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也打开了自己的思想格局，能够从国家“走向世界”的思想高度来审视自己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审视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人民生活和社会变化。这个思想支点的稳固建立，撬动了何建明的“国家叙述”使其登上一个思想艺术的更高的台阶。从报告文学《国家》之后的何建明新时代所有的报告文学以及其他作品的创作，都与“国家叙述”气血融通，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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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报告文学创作的“国家叙述”，必须调整和改变早年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的思想、思想格局和思维方式，促使其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方向转化。这个进程，由何建明的创作开始发动。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到转向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思想的“问题导向”，确实经过相当漫长的反思和实践过程，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作家的作品还更愿意固定在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里，完全屏蔽了对新时代信息的接收，而更多的作家仍然在艰苦探索之中，只有少数作家如何建明、徐剑、王宏甲、陈启文等人意识到“问题导向”比“问题意识”更接近新时代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中国报告文学跟着时代进步的实际，所以他们的创作正在明确地转向“以问题为导向”。何建明的创作因为有着较长时间的“国家叙述”的实践，“问题导向”转化也就更自觉，更坚决，更顺畅。
现在看来，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更倾向从知识分子的“自我”的立场出发，从社会精英的观点出发，去面对改革时代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其间不泛见识，不泛良知，不泛尖锐，也不泛深刻。但个人化的立场，看问题的思想仍然有局限，格局仍然有局限，境界也仍然有局限。因此，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也带着这样的局限，或者可以说，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只停留在“问题”上，停留在光报告社会问题层面上。
而“问题导向”更加支持和鼓励报告文学作家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更加支持和鼓励去在人民实践斗争中发现解决困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改革向前发展的特点就是，越是向纵深发展，困难越大，问题越多，办法越难找。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激活更多的矛盾。没有秘诀，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办法。也许，这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因此，报告文学发现“问题”并不难，难的是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到破解矛盾，解决问题的历史力量、时代力量，社会力量，进步力量。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思想，就是要让作品看到发展的现实，反映这样的力量，导向更真实、更实在的现实。如同样对待“三农”问题，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就会像小说那样，只看到农村空心化，看到土地的荒芜，看到人性的沦丧，道德的崩塌，人道的危机。而“问题导向”则导向积极的一面，导向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让我们接收到乡村传递出来的振兴信息，看到美丽的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的现实。
何建明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给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经验。他的《那山，那水》，看上去只是写余村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上这只是露出问题冰山的一角。作家肯定掌握了大量材料，反映着这种关系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在中国许许多多地方，这种矛盾通常无法协调，也协调不好。发展经济，就会带来环境恶化；治理环境，经济发展成本加大，就业也跟着出现压力，经济就立刻出现滑坡。到底是就业吃饭重要，还是生态环境重要。这个矛盾，看上去根本无解。但是，我们的新时代，就是要在这种看上去无解的“死胡同”里，找出破解的方法，找到出路，创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路子来。作品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吃饭和环境同样重要，一个也不能少。由此，看到了希望，看到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经济发展的方式，调整原有的经济模式，就能重新理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破解时代的难题。于是，作品从那山那水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式，看到新时代到来的曙光。中国的实践也为世界破解人类发展的难题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也是世界走出生态困境的希望。这样的认识，一般作品很难达到。这就是《那山，那水》的“问题意识”，更是作品的“问题导向”。这部作品唱出新时代的主旋律，唱响时代的强音，意义就在这里。
何建明在创作《大桥》时的“问题导向”也非常鲜明。一座宏伟的建设工程，反映着我们时代经济发展的奇迹，一般作品能把这个主题表达清楚，就是一部好作品。但何建明显然不满足于此。对于一个完全掌握“国家叙述”思维规律和表达方式的作家来说，他看到“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更加深远的国家战略意图。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香港问题上的斗争和较量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风吹草动，都会在香港问题上反映出来。“港独”意识的蔓延，后来发展到可以“乱港”，可以公开与国家叫板，公开叫嚣分裂国家，就是国际敌对势力的图谋，必须有忧患意识，必须有所防范，必须有所准备。早在回归前后，有识之士就提出修建大桥的设想，主要还是从三地经济发展来考虑，在内地经济发展如珠海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的决策者们有效地推动了这个项目的进程。随着国家大湾区经济发展构想的不断成熟，以及世界大变局的深化，出现了无法预料的惊涛骇浪，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的建设的国家战略意义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显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座大桥对国家在香港地区行使国家主权，更有力支持“一国两制”方式，更好实行“爱国者治港”，对彻底打击“港独”势力，对大湾区经济格局的创新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可以看出，一座大桥建设背后国家长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格局。《大桥》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变化中，寻找到作品的“问题导向”，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叙述”。因此，我们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时时都能从作家讲述工程故事，塑造工程师形象的过程中，感受到国家的意图，感受到国家的力量，使主题更具时代的内涵和现实针对性。这部作品读来与其他写工程的作品不一样，就来源于“问题导向”“国家叙述”所释放出来的思想张力。
《我心飞扬——“华虹520精神”纪事》这部报告文学写的是流淌着“国家血脉”的我国芯片制造龙头企业华虹集团的创业发展故事，典型的“国家叙述”的作品。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世界瞩目，也令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恐惧。他们纠集在一起，千方百计，企图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反映在高新科技领域里，斗争尤为复杂剧烈。特别是高端芯片制造方面，美国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下狠手阻挡中国发展芯片科技的道路，摆出了一种“大决战”的态势。可以说，把“芯片战争”推向“白热化”。
然而，中国人民从来不会惧怕西方的这种威胁，坚决走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定要冲破围堵，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芯片制造，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起步的，中国领导人提出“砸锅卖铁”也要把中国的芯片搞上去。中国的华虹集团勇敢承担起国家民族的重任。作品正是从国际风云的变幻中，提炼出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看到国际斗争的尖锐激烈，看到中国芯片科技发展在夹缝中求生的困难现实，看到华虹集团的意志信念，看到了中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们的智慧与精神，夯实了作品的主题方向。这部作品问题导向的提炼为处理国际较量题材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以及地缘政治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较量的题材会越来越多，为报告文学开辟了新的写作领域。因此，把握好问题导向，实现“国家叙述”，将成为这类作品创作成功的基本保证。
实际上，在《复兴宣言——来自新时代的上海报告》与《浦东史诗》中，何建明的“国家叙述”已经全面展现，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两部作品的“问题导向”，更多地放在一座中国国际化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发展战略的思考上。这个具有时代思想深度和时代宏大格局的课题，对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品来说，是无从下手，更无从思考。只有像何建明这样建立起“国家叙述”思维的作家，才有能力掌控这个题材，形成自己的“问题导向”，提炼出作品的深刻主题。《浦东史诗》描写着浦东的开放，潜在着一个比较“导向”即对岸的上海外滩。一百年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者和冒险家们，曾经在这里开辟了一座当时能够雄踞世界东方的大都市，外滩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今天的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能否也能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化的人民城市，考验着我们党，考验着上海建设的几代决策者们，形成了所谓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上海浦东的成功开发，作出响亮的回答。
何建明《浦东史诗》“问题导向”正是直指这些历史的时代的中国的人民的“问”，是对上海的响亮回答的正确的准确的文学表达。在和“外滩”潜在比较中写浦东开发，自然是技高一筹，主题格局也比一般作品更开阔宏大。《复兴宣言——来自新时代的上海报告》则是在更加波澜壮阔的新时代背景下，描写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炼出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格局的“问题导向”，更是需要作家这种“国家叙述”的大手笔才能完成大作品。这两部作品代表着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思想艺术的一个新高度，立下了一个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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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何建明找到了自己新时代的写作风格，不如说他找到了一个实现“国家叙述”的方法。何建明在《国家》的创作中，认为“国家叙述”是他的新时代报告文学写作的风格。这句话解读起来，更像是说，他握有一把打开“国家叙述”的钥匙，可打开“国家叙述”写作的秘密。对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国家叙述”确实很高大上，可望而不可即。在何建明的新时代创作里，“国家叙述”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写作方法，而是如报告文学评论家马娜所说，是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何建明并没有握有一把什么金钥匙，也没有掌握任何写作的秘诀，事实上，“国家叙述”并没有什么秘诀，全靠作家探索实践。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秘诀就在于实践。何建明在新时代，以多部重要作品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这一点。
梳理了何建明新时代创作的题材，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观点，“国家叙述”并非完全是题材上的“国是大端”，并非都是大题材。《忠诚与背叛》《革命者》《雨花台》《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也许算个大题材。《那山那水》《大桥》《诗在远方》《浦东史诗》《复兴宣言》《石榴花开》也可以算是大题材。可是，像《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万鸟归巢》《我心飞扬——“华虹520精神”纪事》这样的作品，却算不上什么大题材，而《山神》这样的优秀之作，则完全可以称为小题材，并不起眼的小题材。如果不是作家深入采访，根本不会被挖掘出来的小题材。而所有题材，无论大小，都能很好地表现出“国家叙述”，都很好地突出了重大的社会主题。大题材有大题材的作用，小题材有小题材的价值，只要能站在“国家叙述”层面上来表达，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都有创新的价值。可见，题材并不完全决定何建明的“国家叙述”。题材固然很重要，但仍然不是一部报告文学登上“国家叙述”高地的秘密。
一定要从报告文学人物塑造入手，方可找到“国家叙述”的“秘密”，发现“国家叙述”的艺术规律。以问题为导向，为报告文学揭示出时代打开讲好中国故事之门的同时，也为报告文学打开了写好中国人物之门。随着慢慢走出问题报告文学的一些误区，中国报告文学越来越明确自己与时代关系的定位，越来越明确自己承担的时代写作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社会传递我们时代的正能量，或者说，在社会文化如此复杂的今天，自觉突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反映我们时代的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当然，从一部交响乐来说的话，那么除了主旋律以外，非主旋律仍然是一部乐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主旋律”这个词在这里只是借用，只是比喻。社会矛盾冲突远比交响乐复杂得多，交响乐是个人创作的，社会则是由整个社会的人组成的。一部交响乐总会有结局，而一个社会我们常常看不到结局，也不知道什么是结局。因此，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主旋律的先进思想、进步理念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就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让社会有了方向。而社会英模人物，正是一个社会进步方向的代表。他们身上凝聚着时代的创造精神，现实的道德力量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是我们当代社会最需要的正能量。写好时代的英模人物，是中国报告文学新时代的最重要的任务，或者可以说，写好了时代英模人物，中国报告文学才有资格迈进新时代。
过去一个时期，报告文学因反映社会的正能量，写积极的社会生活，被小说评论家称之为“报告文学腔”，认为这样写将导致报告文学“死亡”。幸运的是，中国报告文学终于没有按小说评论家那样改掉所谓的“报告文学腔”，充当“现实批判”的角色，否则，真的就会“死亡”了。离开了时代要求，离开社会的需要，离开了英模人物的描写，就等于割断了报告文学的时代生活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小说也许还能存在，还能找到存活的机会。报告文学则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就找不到存在的理由了，一点机会也没有。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塑造好新时代的英模人物，一定要赞美现实的英雄和礼赞时代英雄精神，这也是报告文学“国家叙述”的出发点，更是“国家叙述”要达到的反映生活的艺术目标。写好新时代的人物，塑造新时代形象，中国报告文学就能走出困境，找到思想艺术创新的突破口。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起到了实实在在的示范作用。他探索实践的“国家叙述”，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中国报告文学。某种意义上说，他打开中国报告文学迈向新时代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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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报告文学都采取“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多数作品看上去把“我”隐去，实际上只是把“我”放在读者看不到的位置，让读者误以为是第三人称叙述。其实，仍然有一个隐蔽的“我”在起作用。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性文学，不需要对人称过于讲究。而为数不多的作品则把“我”摆在读者看得见的位置，甚至把作家的创作思考过程也清晰地表达出来，以便于读者阅读时增加亲历感、介入感、参与感。一般说来，成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更乐于使“我”出现在作品叙述较为显著的地方，更愿意通过“我”使作品标上作家鲜明的个人印记。而对于正在学习和适应报告文学写作的成长型作家来说，选择把“我”隐蔽起来，使叙述看上去更加客观，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是隐蔽的“我”，还是彰显的“我”，取决于作家的写作个性和叙述风格。不过，就现实情况看，只有积累丰富的报告文学写作经验，具有相当高超的文体控制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格局，艺术个性，有资格追求美学风格的作家，才可以自由地彰显“我”，否则过度的“我”就是一种写作的风险。
何建明的作品恰恰有意识地张扬“我”，主动强化“我”的作用。他新时代的每一部作品中的“我”的分量都给得很足，位置都很重要。“我”的张扬，在何建明的作品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没有“我”的深度介入和张扬，作品的思想主题就得不到深刻体现。有评论家认为报告文学必须有“我”，不能缺席“我”，实际上并不完全指人称叙述，而更多地指报告文学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并通过“我”的介入来实现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自我”。由此，“我”与“自我”之间的通道得以打开。
其实，从文学理论发展史看，这个“自我”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精神，不如说是更接近小说的精神。在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里，“自我”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的觉醒，人道的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宗教”。而在中国报告文学思想里，“自我”意识则表现为“自我”的转化，“自我”的超越。由此赋予了报告文学的“我”特殊意义。
读何建明新时代作品，不难读出，作品叙述者的“我”，虽为个人，其实已经在产生一种自觉，正在主动意识到超越“自我”。其他文体中的“我”很讲究其间“自我”的含量，强调“自我”的价值。而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我”则更重视“自我”的转化，由个人的生活、思想、立场向社会历史，向大众思想共识转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向“人民”的思想、情感、立场的转化，强调时代现实生活解构“自我”的价值，而不是“自我”来解构时代现实生活。经历这个过程，才算超越“自我”。何建明经过多年深入人民生活，不断改造和调整作家个人的“自我”，从情感、思想到立场、观点方法，都已逐步实现转化，因此，他作品的“我”，有资格有能力从时代思想高度、社会现实需要和人民精神表达等方面去带动作品的叙述。这样一个“我”是全新的叙述人。
典型的例子数《茅台——光荣与梦想》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无数的当代作家都写过茅台，但何建明这部作品问世以后，所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承认，不会喝酒的何建明可能最懂得茅台，比那些爱喝茅台的作家还知道茅台。所有的作家都站在酒与喝酒人的立场角度赞美欣赏茅台，而何建明除了个人立场外，更多地动用了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我”去认识把握评价茅台。他并不从酒写酒，也不写喝酒人如何爱酒，而选择了冷静的揭示中国第一民族品牌的历史与成功的密码，展现了报告文学特有的理性穿透力和思想力量。这部作品出自一个不会喝酒的报告文学作家之手，传奇般地轻而易举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茅台文学的格局与境界。
何建明作品中的“我”是报告文学“国家叙述”的具体执行人。再先进的思想，再进步的理念，都是由“叙述者”去完成和实现的。小说家可以虚构出叙述者，而报告文学无法找到其他叙述者，只有作家自己来承担。作家本人决定叙述的选择。何建明选择了“国家叙述”。“国家叙述”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具有创新价值的思想艺术表达，也是报告文学新时代的新思维方式，对“叙述者”的要求非常高。作者无论选择什么题材，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是经济题材，还是社会题材，是主题题材，还是非主题题材，都必须真正学习认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真正能认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时代要求，以及历史进程的中国现实；必须真正能够认识到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深刻内涵，以及国家在这个大变局的战略方位，总之，作家必须心怀“国之大者”，读懂国家、民族、人民，读懂时代和世界。读懂了，读透了，目光远大了，思想深邃了，就自然掌握“国家叙述”，“我”与“国家叙述”之间的矛盾与障碍自然得以消除，就能互为关系，互为支撑。
由此，我们会注意到，“国家叙述”的实践，大大夯实了“我”的几个基本的品质：一是“劳动”的品质。作家是文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深知劳动的伟大，劳动精神的宝贵，劳动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他以别人无法企及的劳动强度，完成了30多部作品的写作，其数量接近他创作生涯前三十年的作品，其思想质量则远远超过他以往三十年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辛勤劳动，艰苦耕耘而来的结果，都是作家劳动精神的体现。劳动出作品，劳动精神出成就。作家的劳动更多体现在我们很难看到的地方，那就是“深入生活”。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就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因此，深入生活最重要，比别的文体更重。报告文学作家的本事常常不在写作上，而在“深入生活”上。有了这个本事，就不愁写不好报告文学。何建明是创作大家，更是“深入生活”的大家。他“深入生活”的本事来源于他的“劳动”和“劳动精神”——正是这种作家个人品质打造了作品里的“我”。
二是“忠诚”的品质。何建明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有信仰有道德有担当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何建明深知新时代报告文学所担当的政治责任，那就是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忠诚于民族和人民。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信仰，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党性”。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新时代的“党的文学”，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人民的文学。因此，中国报告文学应该把“忠诚”二字鲜明地写到新时代的自己的旗帜上。而“我”就是这样一个旗手。前进的道路上永远会充满荆棘，永远会有问题，会有矛盾冲突。也许，新时代就是新问题时代，但有“忠诚”的“我”，问题再复杂，再尖锐，再剧烈都不会迷失“导向”。
三是“厚道”的品质。这可以看作与“忠诚”有着血肉联系的重要品质。这不光说报告文学诚恳地忠实于真实的表达，更是指报告文学所承受的现实的种种误解与委曲。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相当长时期里，“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深化，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落差所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意识形态乱象似乎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与冲突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的文学所能把握和承受的范围，使中国文学面对时代剧烈矛盾而无能为力。虚构文学很机智地找到了退路：回避现实矛盾，绕开现实矛盾，回到“自我”小圈子和避风港里，静观等候。但报告文学无路可退，没有自己的小圈子，也没有自己的避风港，只能挺在社会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继续履行报告文学的社会职责。或者说，中国报告文学并没有意识到需要退缩，需要回避，需要绕着时代走。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很厚道的品质。我们通常所说的问题报告文学，就是应对风高浪急的现实的产物。虽然我们会反思问题报告文学上的思想艺术局限，实际上同样应该高度评价的是，问题报告文学可能是当时唯一没有离开也没有想离开现实矛盾冲突的中国文学，必然承受着现实的风险，也必然不断提高被误解，受委屈的抗打击的能力。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报告文学的“厚道”。何建明作品里的“我”，超越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局限，却一直保持了报告文学“厚道”的品格。
注释
[1] 马娜：《从《国家》看“国家叙述”的意义》，《中国艺术报》，2012年11月5日。
[2] 何建明：《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
[3] 何建明：《国家》，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
[4] 何建明：《以“国家叙事”书写百年辉煌》，《中国纪检监察》，2021年12期。
[5] 丁晓原：《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6] 丁晓原：《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7] 余三定：《何建明评传》，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8] 马娜：《从《国家》看“国家叙述”的意义》，《中国艺术报》，2012年11月5日。
[9] 马娜：《从《国家》看“国家叙述”的意义》，《中国艺术报》，2012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