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记》:强国梦的现实演绎与激情抒写
长于书写“大国重器”的作家徐剑近期与李玉梅合作撰写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这部作品聚焦第16届至第22届中国专利金奖中的八项专利顶尖成果,以深情的笔墨描述这些成果背后所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故事及其主要发明者,凸显中国知识产权的强大力量,诠释新时代由国企与民企同创高峰的自主创新与科技强国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榜样。
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重点叙说陈昆鹏、李建斌等人发明“隧道盾构机”的艰辛历程;中卷分述中联重科的曾光和付玲发明“臂架振动控制方法、控制装置、控制系统以及工程机械”,三一重工易小刚等人发明“液压挖掘机”,株洲中车尚敬等人发明“动车组快速粘着控制方法”三个专利个案;下卷呈现的是华为公司朱冲和杜维发明“无线中继设备”(全新路由器信号放大器),科大讯飞公司潘青华等人发明“语音识别方法及系统”,腾讯公司薛笛发明“腾讯云”即“一种数据传输方法、系统以及相关设备”,大亚湾核电站“事故监控系统”四个专利个案。这八个专利金奖案例无一不是中国先锋、世界领先的前沿科技代表,它们是不折不扣的新时代“大国重器”,是中国由“大”到“强”的有力支撑。从作品对这些案例的生动叙述中,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现实关怀,体会到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鲜明品格。
这部作品给予我们深刻印记的并不仅仅是八项专利成果的“尖端性”,还有对代表性人物再现的生动性。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中铁高级专家李建斌研发盾构机,再创科技生命第二春;“灯塔工厂”中联重科总工程师付玲历经“砂砾”般的磨炼,全情投身世界领先工程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深感“行无止、疆无界”;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兼总工程师易小刚率领团队制造独具自主知识产权的长臂架泵车,打破洋品牌垄断,迎接“中国创造”时代;株洲中车总经理尚敬破除国外技术封锁,研发中国动车组,使我国轨道交通走在世界前列;华为“鸿蒙开拓者”朱冲喜古诗、爱西藏,而立之年摘得中国专利金奖;科大讯飞AI工程院院长潘青华攻克语音识别技术难题,为国争光,深情诠释“青是青草的青,华是中华的华”;腾讯“独行侠”薛笛凭一己之力研发“腾讯云”,被联合国誉为“一项全新且创新的全球合作”等。尽管这些人物身份年龄不同、个性经历各异,但胸怀报国之志、敢为人先攀高峰的信念与追求却惊人一致;尽管作品对于这些人物的再现更多呈现为速写和特写式,但往往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精气神和高光时刻,令人念念不忘、久久不能释怀。除生动再现人物之外,《强国记》在视角转换上也表现出别样的新意。作品三卷的个案叙说,采用“我”或“我们”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强调采访、调查的亲历性和现场感,以及与所述人物之间的互动性,譬如“当时朱冲坐在我右前方的三点钟方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吃得极少,一小碗放了红油的粉,还有三块水果……在早餐时间专心吃饭,吃得虽然少,但专心致志……握手时,微笑着寒暄。对朱冲而言我们是初识,但对我来说则是重逢,是再次相见”。由一顿早餐旁观华为“鸿蒙开拓者”、荣获中国专利金奖的青年才俊朱冲的“另类”个性。三卷里各卷的最后一节叙事视角由“我”(我们)转换成“他”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叙述视野进一步拓展,由八个典型案例说开去,演绎与三条大河紧密相关的历史、地理、人文和科技等文明承传。视角的转换,既使作品观照和叙写的角度得以更为丰富和多维,形成对再现内容的多元审视,也使得全书的叙事更显全面与灵动。
精心营造结构,是《强国记》的又一重要特点。作品以黄河、长江和珠江等三条极具中华民族磅礴生机与活力象征意味的河流为经,以多个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典型个案为纬,构筑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如果说,三卷当中的个案展现出来的是写实为主的精彩故事和人物特写,构成全书以“知识产权力量”叙说“强国”伟业的主体骨架,是画龙之笔,那么,三卷里分别以“强国行之黄河之水天上来”“强国行之正是湘江好风景”和“强国行之珠江烟水碧蒙蒙”为题的最后一节,则是作者徐剑以“他”之名,诗意描述自己生命当中的关键时刻与黄河、湘江、珠江的不解之缘,以发散思维方式联想与想象张骞、班固、屈原、杜甫、徐霞客、《诗经》《山海经》以及世纪领袖们的伟绩丰功。这些看似充满写意激情的“抒情诗”与各卷前述的案例写实形成绝妙的对比与呼应,成就了全书虚与实、诗与史、情与理的互融互通,将中华大河文明所蕴含的民族智慧、创造思维和不竭动能呈现出来。由此表达这样的理念,即以今日之中国专利金奖项目为代表的具有新质生产力特点的独创性科技成果,既来自于对世界最新科技进步的广泛学习和借鉴,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然资源与文明沃土,是海纳百川,更是初心永驻。这是徐剑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即十分看重作品的结构之美、语言之美,力求以美的结构和语言构筑报告文学文体之美,构筑属于自己作品的审美品格。可以说,徐剑是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特别具有“作者性”的一位作家。所谓“作者性”,多指作品本体所呈现出来的属于作家个人的鲜明独特的思维方式、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语言修辞方式,带有强烈标志性和标识度。可以说,徐剑在其过往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努力践行这种“作者性”。体现在结构安排上,就是几乎每一部作品的结构都不会重样,既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他人,切切实实履行“结构之美”的自我规约。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徐剑对于报告文学的结构营造并非为结构而结构或曰卖弄结构技巧,而是将结构营造与叙事内容紧密结合起来,“量身定做”每一部作品。因此,妥帖自然而不造作扭捏,严丝合缝而不生拉硬扯,就成为包括《强国记》在内的“徐记”报告文学的共通法则或写作伦理。
在我看来,看似书写中国专利故事的《强国记》,其春秋大义还远不止于此。这部作品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文学化形象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素——激发内生转型潜能与创新动力,铭记根本、融汇百川、发愤图强。而这样的形象又“促使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提档升级,而是新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诉求。我也欣慰地看到,这部作品恰巧出版于新时代的中国龙年,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极强的象征——百年变局史空前,龙腾一跃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