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娑萨朗》：由我在，见澄明
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提出死亡和虚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基于此，文学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用创造的力量去超越死亡和虚无，并由之向死而生，去叩寻生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当代作家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坐标上去思考永恒和不朽的，在代表性作家里，雪漠以其笔耕不辍和自认为的“不合时宜”，持续推出多部重要作品。从《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到《无死的金刚心》，雪漠在修炼人格、抵抗平庸中不断突破，并似在用寓言的方式通向灵魂的救赎。当读者和研究者已经做好用“西部写作”为雪漠打上特征标签的时候，他的八卷本《娑萨朗》在2024年出版，史诗创作和民族心灵秘史探寻让这部作品溢出了西部写作的范畴，“定格历史横剖面”的抢救式创作动机，让渡给了记录流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历史歌谣的从容。
史诗的自觉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抑或吟唱形式，在言必称古希腊、古罗马的欧洲文学传统中，史诗、抒情诗与戏剧被视为三大文学类型。从以《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为代表的原始史诗，到以《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和神话史诗，再到文人创作的史诗和“拟史诗”“准史诗”，欧洲文学将史诗确认为是一种叙事性巨型诗歌，所描述的人物一般具有英雄或半神性质，故事充满神话和奇幻色彩，主题宏大庄严、风格崇高悲壮。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史诗和作家史诗也被区分开来。
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中国现代学者对“史诗”的理解和阐释，总伴随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传统的焦虑，以《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等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民族民间史诗的发现，似乎也是在反驳黑格尔的说法。实际上，在璀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始终有神话、史诗作品在民间口头流传，如20世纪80年代在神农架地区发现的约3000行的汉族史诗《黑暗传》，叙述的就是史前至明代包括天地起源、盘古开天、再造人类、三皇五帝等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不过，尽管民间史诗被发现、认可和强调，学界也将史诗列入民间文学范畴并建立史诗学，但真正能与《埃涅阿斯纪》《神曲》《失乐园》《浮士德》等媲美的文人史诗或“拟史诗”“准史诗”创作，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是缺席的。
雪漠对史诗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他说：“史诗距离人类已经太遥远了，那是人类文明童年时代的歌谣……是人类文明的乳汁。”它必然充满瑰丽的想象、神奇的人物、奇幻的故事，同时也“散落历史的尘埃”、负载民族的精神。可以说，《娑萨朗》是自觉的创作愿望的成果，“唱一首远古的歌谣，写一部生命中的史诗”。雪漠清楚地知道，人类文明的童谣不好唱，但强烈的民族新生的愿望和带有批评家智性思维的现代性立场，让他选择了借助史诗和神话，以追寻、新生和救赎作为核心主题，以童年的纯真和拟仿人类童年记忆的形式，展开一个关于“永恒追索”和“净土重建”的故事——女神奶格玛和五力士，因为不老女神的衰老和娑萨朗乐土的即将崩溃，而去追寻超越和重生的力量。他们在三个空间中流转，不断叩问生存、衰老、死亡、迷失、拯救、信仰等宏大命题，最终在施救与受难二位一体的进程中，参透生命的真相。《娑萨朗》构建了一个至人和神人所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失序和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中，用儒家人的德善信仰和灵性自足的道德与价值伦理，构建了一曲民族心灵曲折的寻找与发现史，在时空的多元向度中，以史诗链接起民族心灵、现代文明和文学历史的关联，并将雪漠“一念之本心”的童心和慈悲托于世人。
作者史诗在中国文学中是稀缺的，当代文学虽然追求史诗性，但以独立文体进行创作，也是新近两年的事。随着刘亮程的《本巴》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史诗及其衍生创作被更多地看见。雪漠用一次史诗创作，将神话空间与真实世界相连接，通过讨论梦境与现实、衰老与死亡、刹那与永恒等命题，在空间的并置、时间的共时上展开对人类心灵的探索，最终指向现代人信仰体系的塌陷与重建。
信仰的价值
神话是史诗建构宏大世界观的重要手段。受史诗和神话文学性质的促动，雪漠在“永恒价值”“乐土至境”的哲学探查中，塑造了无己的至人和神。《娑萨朗》中超自然的神灵各有其特点和局限，与近于“集体创造”的神话书写有相近之处——借巫师之身复活的魔王、潜入他人梦境的奶格玛、一分为二的惊魂、九天玄石、空行石等具有超自然特征的神、魔、物，被雪漠创造出来，并建构起不乏前文明形态的神话原型。但必须指出的是，神与至人的塑造，完全是雪漠用现代思维去思考、辨析和表达的结果。最终“永恒”被奶格玛找到并认知到，永恒就是自我的发现和觉醒，正如雪漠所说：“每一个战胜了自己的人，都是我。”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雪漠用对前文明的拟古，展开了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召唤。
《娑萨朗》建构了三个空间：救赎众生的神境圣地“娑萨朗净土”、被欲望过度消耗而濒临毁灭的“娑萨朗星球”和红尘中的“娑萨朗城”，分别对应中国神话中的天堂、人间和地狱。中心人物五力士也同样被雪漠注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信息，他在序言里清晰地提示说，五位力士“代表着东方古老哲学认为的五种能量”，所谓木、火、土、金、水，并借之体现宇宙万物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同时，《娑萨朗》将儒释道文化与中华民族心灵相结合，并站在现代启蒙立场，对人生追求的超越性价值进行了深度思考。北俱芦洲的娑萨朗秘境由不老女神统领，但她的衰老不仅被自己认知、被女儿奶格玛看到，还与娑萨朗秘境的毁灭有着必然关联。为拯救母亲和家园，奶格玛唤醒红尘迷失的五位力士，以出世的立场进行了入世的修炼，并在经历各种磨难后抵达永恒。
《娑萨朗》以“人”的内在品格，来阐释儒家“仁”的理念，通过“仁的施受”来构建人物关系，并借助“仁”让奶格玛、五力士以及娑萨朗星球的人都得到救赎和升华。五力士在前往人间寻求永恒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世界成住坏空演变的理解，也完成了自身的救赎，施与受、渡人与救己一体两面——中国儒教传统中的“内圣外王”看重人的自我修炼，哪怕是乐土至境，也需要时时三省吾身。奶格玛、五力士是“超人”“至人”，但他们首先是人，人的价值在于实现，而他们正是在对“永恒”的追寻中看到了自身的强大和再造至境的能力，虽无法摆脱轮回中的迷失和过程中的歧途，但最终在明心见性中完成了用“大光明”普度众生的伟业。雪漠认为，战胜迷失和欲望的，当然是清醒和觉醒，但更需要爱和光明的播撒。面对百姓的盲目愚昧、贪生怕死、缺少正见，只有大爱、大德和大善才能制止众人，正如最后俗世众生看到灵性力量，跟随女神重建乐土。
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如果死亡是必然的归宿，那么在死亡映照下，生命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娑萨朗》的回答是追索、牺牲、坚守、救赎，通过精神修行以抵达最后的人格完善和生命超越。在向死而生的立场上，雪漠通过追寻个体生命永恒的可能性，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和对灵性精神的虔诚皈依。
借助神话原型，雪漠用现代人的生存景观，展开人类追寻永恒的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经验进行思考，从人在不同空间的关系和行动中建构起他的神话世界秩序和信仰内核。
世界与我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个体与世界的关联大致有两种，即经验和体验。经验是向外的，体验是向内的。《娑萨朗》中，奶格玛女神派五力士去寻找永恒，但五力士在轮回中迷失了，女神必须亲自去唤醒和引导。在第二卷完成收徒后，上乐郎的妄念、密集郎的孤独、幻化郎的骄傲、欢喜郎的杀虐、威德郎的自我怀疑等，显示出施仁者同时也有强烈的受仁需求，救人和渡己的过程也是娑萨朗乐土重建的过程。“当你放下希望，就会得到自由；当你放下期待，就会感到舒畅；当你放下自私自利，就会实现无执无我。”“我”的体验代替了经验世界的必然，在“利众”的道路上从“有我”走向了“无我”。
在现代性话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张的，但中华文化根基之一的道家思想认为“天人合一”“物我同一”。反抗人生无常的力量不是战胜而是超越，“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顺其自然、无求无我才能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和必然性，才能追求永恒。所以雪漠睿智地指出：“真正能完成追寻的，是无须追寻，它一直在那里，它不是发明，它只需要发现。”奶格玛和五力士的追寻和最后的顿悟，也让娑萨朗成为真正的净土，它的哲理密码就是无求无我、物我两忘。
史诗是神构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不能作为评判标准的，但史诗同时又需要与现实产生共振。它不仅是人类想象力的见证，更是人类对生命和宇宙的切近思考，最终要在时间的逆流中完成精神的返乡。
《娑萨朗》用人物命运作为故事线索，在追寻永恒的基础上思考生命的存在、价值与皈依，思考永恒的内在意义。雪漠用在场的身心参与叙事，与五力士共成长、得教化，从欲望中唤醒自己和世人，用“我在”来获得存在的认定，并由此得到超越的力量，体悟生命永恒的真相。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