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石头城》：跨越三重维度的历史视野
《石头城》是作家房伟的又一长篇力作。这部战争历史小说以家族为主要叙述对象，还原了抗战前后南京城内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作为宏观历史叙事的一种补足，小说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以往讲述南京抗战历史的作品，往往侧重于描述瞬时性的历史时刻、刻画单个或少数的拯救者形象。房伟则更强调被历史和事件遮蔽的个体遭遇，借一支童军团体的抗争与一个家族的毁灭，从独特的生命体验、普遍的历史景象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三重维度，挖掘出南京城被历史“忘却”的另一面。
《石头城》致力于讲述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将视野下沉到三教九流中的普通人身上。小说以南京永庆巷蒋家作为辐射中心，家族内部人物涉及“庙堂”与“江湖”，如三子蒋坤模在总统府任行政秘书，而长子蒋坤典的姨太太周慧原是“六喜台”的妓女。正因此，房伟能够管中窥豹，经由蒋家众人的生命轨迹，将描写范围自然地扩大至整个南京城，刻画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内各阶层、各年龄段人群的遭际命运。这是一个带有浓重“家庭”气氛的家族，生活气十足，其内部矛盾如“蒋坤典执意娶窑姐”，不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里惯有的摩擦；外部遭遇则被突出和放大，以十几口人的家族分崩离析、最终覆灭的过程，详细回应南京陷落、重庆疫病、日本战败等历史事件。
历史从来由大处着眼，可唯有个体能照鉴历史的倒影。《石头城》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金陵女大学生出行的搭配衣裙，苏州娘姨的奥灶面，蒋家老宅的中式置景，无一不细致刻画。民以食为天，房伟着意述说南京人对于吃的精细，酒凝金腿、蟹肉包、松鼠鳜鱼等京苏菜信手拈来。蒋家二子蒋坤安为了研究做菜，甚至违抗父命跑去做了厨师。饮食在小说中，不但成为普通人生命体验的载体，还通过普通市民的命运反哺了对于苦难创伤的反思。以“南京毒酒事件”为原型写就的“猎舌行动”一章，是书中个体生命体验的绝佳描写之一。面对妻子柳如春遭日军凌辱表现得唯唯诺诺，冷暴力孕妻致其投河的蒋坤安，在小说最后，作为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厨师，却敢于在饮食中下毒，致使数十名日伪政军界官员中毒。房伟并不简单止步于描写普通人的庸懦求生，更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结合起来，由个体而见群体，具有探讨与反思的意义。
《石头城》描写了很多战争中普遍的历史景象，以此来呈现巨大灾难对普通人生活造成的冲击。房伟在创作谈中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小说所涉史料的查证过程，他试图正面描写这些历史场景，以此铺开小说的历史视野，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呈现出各种行业的人的生活状态。例如，仅仅是童军募捐一事，小说中就涉及到六喜台妓院、玉陵春酒楼、老城门铁匠铺、普照寺等多处市井地点。以蒋巽丰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随着少年的生命体验逐步展开，我们由此得见南京沦陷，老人如蒋乾中抱着“国存则我存”的念头死守家园，妇女如柏翠芬以身体与生命反抗日军凌辱，战士如蒋坤瑶、谢东山被俘后引爆炸药，与日本兵同归于尽。这些事件因为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更具有了普遍意义与代表性，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血性与尊严。
王德威提到，史书以“纪恶”——不断排比、积累恶行，以恶作为书写对象——来达到“除恶”的宗旨。除恶既不能务尽，后人只能纪恶以为戒。《石头城》详细描写了蒋家诸人受死的惨状，原本作乱捣蛋的蒋巽丰，竟成了家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也曾是建立磨剑社，成为红山义勇队员，以保卫家园为己任的英武少年，从抗日战争中幸存后，下半生却从未真正从那恐怖惨烈的战场中走出来。身靠经营照相馆为生，心却永远定格在亲友同胞死难的当日，波折壮烈的少年遭遇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战争与杀戮的烟云随着时间的流逝平息，蒋巽丰也回归为普通人中的一员。这一设置体现出战争对于普通民众的深刻影响，蒋巽丰因其结局的平凡，就此成为无数战争亲历者的缩影，他承载的无奈、悲凉与寂寞，是一座城、一个国家对于所受创伤的叹息。
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多至几十个，每个人都是回望这个血色时代的一扇窗，从不同角度寄托着作者深刻的历史反思。在创作谈中，房伟从秦淮河与石头城两个名词出发，提出南京文化除却秦淮八艳的阴柔之外，还有六朝古都硬朗、坚韧的开阔大气。历史塑造一座城市的性格，南京陷落给予中国人的苦难与创痛，使得“石头城”不再只是南京的别称，更具备形而上的意味。小说尾声一章，蒋坤典形容石头的记忆是“血腥味，脂粉味，还有眼泪的咸咸味道”，正是作者房伟跨越三种维度的历史视野，对南京历史的凝练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