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的席勒》：艺术冒犯与人性的深度开掘
支离的叙述片断
与人物状态相得益彰
不知道其他人的理解如何，反正在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学观念就是，大凡是优秀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和社会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对立性的紧张关系。与如此一种紧张关系紧密相关的是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突出的冒犯精神，或者是思想内涵方面的冒犯，或者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冒犯，也或者是人性世界的冒犯。或者三者同时兼备，也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异常突出。具体到白琳的这部中篇小说《支离的席勒》（载《收获》杂志2024年第2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恐怕就是人性世界因作家深度开掘而袒露出的诡异和深邃一面。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由于聚焦的对象全都是漂泊在海外的留学生活，白琳的这部中篇小说甚至可以让我迅即联系到一百年前郁达夫那篇曾经一度石破天惊的短篇佳作《沉沦》。《沉沦》的巨大思想价值在于，在一个虚伪的旧道德依旧占据着上风的社会转型时代，丝毫不加掩饰地在披露青年人性苦闷的同时也深度揭示了由性苦闷而进一步导致的性变态，宽泛地说它们都属于人性的范畴之内。从艺术冒犯的角度来说，郁达夫《沉沦》所严重冒犯的，很显然是日常生活中总是会被某种道貌岸然所伪饰着的复杂吊诡的人性世界。
在《支离的席勒》中，白琳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是一名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的留学生。作品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就是借助于“我”的时空不断交叉的片断式回忆，以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勇气发现并塑造了席勒和阮如安两位人性构成绝对称得上是诡异深邃的留学生形象。虽然小说的标题是“支离的席勒”，但实际上，能够被支离一词加以形容的，席勒之外，肯定也还有阮如安其人。更进一步来说，这里的所谓“支离”，其实也有着双重的意味。第一重，是因为叙述者“我”的回忆处于时序杂乱的片断状态，所以读者在阅读时便需要把这些处于支离状态的片断拼贴在一起方才能够整合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来。另外一重，则是具体指席勒和阮如安他们两位的人性世界，所呈现出的，也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小说的开头，是一个语义所指非常明确的陈述句：“这次回国，赶上了席勒的婚礼。”但其实，如果我们通读过全篇，并特别注意到结尾的最后一节也即第八节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这个语义明确的陈述句的表达，恐怕多少还是存在一点问题的。第一，因为他们当年不仅不欢而散，而且一直处于失联状态，所以席勒的婚礼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邀请“我”参加。第二，第八节的故事时间，已经是2023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正在日照开会的“我”，在沙滩上看到有情侣在拍婚纱照。其中那位身材高耸的男士，看上去“很像席勒”：“有一刻我觉得我与席勒都进入了另外的空间，是另外的我与另外的他的重逢，是陌生的我与陌生的他的相遇。”如果联系小说的开头一句，其具体的所指应该就落脚在结尾处的意外相逢上。问题在于，“我”在沙滩上所遇到的这位正在拍摄婚纱照的男士，虽然酷似席勒，但却很难被确定就是席勒无疑。尽管肯定是这一次的沙滩偶遇触动了“我”对留学生涯的回忆，但如果由此就毫无疑义地断定“我”这次回国，赶上的就是席勒的婚礼，却又真的未必。
与此同时，需要提出和白琳商榷的一点就是，小说甫一开头，叙述交代的就是“我”和席勒五年前在意大利交恶的具体情形：“这次回国，赶上了席勒的婚礼。他当然不会邀请我，五年前我们在罗马大打出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叙述交代“我”和席勒大打出手的动作之后，是这样的一段叙述话语：“快要下车时，他看我走到门口，在背后叫住我，我回头，他两只手各拉一箱行李，双腿打开，里面卡着两只，就那样古怪地环抱着他所有物件，跟我说：我们分手吧。然后我就到站了。我下了车才想到自己的两只行李箱怎么办。对他提分手倒是没什么大的意外。其实我心里早就认定我们分手的事实了。”这里，非常容易引起歧义的一个语词，就是“分手”。在汉语的用法中，分手含有道别、分别、分开的意思，一般被用来指称情人的各奔东西。正因为如此，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和席勒是情侣的关系，但读完全篇后，却又发现情况绝对不是如此。所以，在我看来，白琳这里所使用的“分手”，不如修改为“绝交”更合适于两个男人之间因矛盾冲突而断绝关系。
然而，以上个别语句或语词使用上的不当却不足以影响到《支离的席勒》整体，尤其是人性世界深度开掘上的精彩。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席勒。席勒的引人注目，除了外形上一米九的修长身高，还有就是他的出手阔绰：“他身高一米九，五官深邃，社交圈浸淫过久，一些秀场的模特工作会找来，有阵子收入很好，也更加大手大脚。罗马多的是满足他时尚欲望的精品店，他名牌加身，偶尔聚在一起，谈的也大多是另外一个世界。”单只是“更加大手大脚”一句，便足以说明“大手大脚”乃是他的日常生存状态。其次，是他学业上的不思进取或者难以进取：“我们一起在佩鲁贾上了语言学校，又一起读了大学，五年后我读了研，他没能毕业，转去另一家私立学校念奢侈品管理专业。又过了两年，仍然未能毕业。”第三，席勒之所以不仅能够被送到意大利来留学，而且日常用度总是显得那么“大手大脚”貌似毫无节制，与他那个拥有一个金属废料场的家庭紧密相关。看似只是一个类似于垃圾场的金属废料场，但其实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垃圾场，而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垃圾场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垃圾场，姐姐也不是简单的垃圾场场主，她从波士顿大学拿到金融学位，在爱尔兰的一家银行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回了家，在金属废料场工作，主要负责金属加工和与客户打交道。”唯其如此，也才存在着产业的继承问题：“姐姐感情淡泊，个性强悍，没有等到席勒成年，就告诉他他只是一块废料，不要肖想（闽南方言，妄想）这份家产。”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过度强势的姐姐，所以，他的父母也不可能把产业留给席勒：“比起一个打小成绩优异的继承人，凡事乏善可陈的席勒身上唯一的优点恐怕只有身高了。他们对于他的期望，就是在外读一个学位，回乡安排稳定的工作，过庸常却从容的一生。”但与席勒日常用度上的“大手大脚”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点，却是他在和“我”交往过程中的过度抠门：“似乎和席勒在一起时，他从未付过账，大大小小，他总会心安理得接受。”第四，虽然貌似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令人感到特别惊讶的一点是，席勒一个学期的学费居然曾经一度高达一万七千欧元：“一万七千欧，每个学期？听到要花掉这么多钱之后，我有点惊讶。/嗯。/那每年就差不多四万欧元？之前那个不是一年四千？/嗯。/你父母……/钱反正不是他们出的，我没告诉他们换学校的事。”由此而进一步牵扯出的，自然也就是经常被席勒挂在嘴边的所谓“金主”也即出钱养他的人：“我推测席勒所说的‘金主’仍旧是他日常混迹的圈层，不过这次显然不是瑞姐。”但其实，也正是因为席勒一再表现出无钱可用的窘迫，面对着来自于“我”不止一次的反复追问，席勒方才被迫坦白了自己真实的经济来源状况：“你一直问我为什么不问我父母要生活费，现在我告诉你，我来的第二年我们家就破产了。我姐姐染上了赌瘾，输了几千万，资金链断裂。他们叫我回去，我回去有什么用？什么都不懂。他们从小就说她怎么怎么优秀，那就这样吧。”却原来，曾经的富家公子席勒，自打来到意大利不久就被断绝了经济来源。既然经济来源被断绝，那空有一副身体外观的席勒，所最终找到的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的金主出卖肉体，他的金主，既包括瑞姐，也包括阮如安。一方面是家里出了那么大的变故，即使经济来源被断绝，也不愿意回去做相应的救助努力，由此可见席勒内心深处对父母和姐姐的怨恨之深。另一方面，却是尽管已经被迫无奈出卖肉体，也还是要竭尽可能地维持那种“大手大脚”的富家子弟架子不倒。如此一位既懦弱又虚伪但却也不无几分坚韧的男性形象，的确非常少见。
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无法摆脱
小说中，在人性的被发掘程度上能够与席勒相媲美的，是那位曾经和他在情感或者说性方面有所瓜葛的同为留学生的阮如安。“我”和席勒最初相识的时候，年龄全都是十九岁，而阮如安的年龄，那一年已经是二十七岁。正因为年龄比“我”和席勒他们大好多岁，所以不免要被大家称作阮姐。正如同她曾经和席勒所坦承的那样，阮如安其人的惊世骇俗，首先在于她的人生理想，竟然是成为一名妓女。至于理由，阮如安自己的解释是：“我也想过，是不是为了……寻求认可？她悻悻地说，很好笑吧，可能我太想被爱太想被需要，所以我认为这是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途径。”她竟然会选择这样的自我实现的途径，的确会惊掉很多人的下巴。其次，或许正是缘于阮如安竟然拥有如此一种惊世骇俗的人生理想，她才会在意大利成为一名网站上的色情明星，从逻辑关系上说，阮如安之所以竟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成为席勒的金主，毫无疑问与她的如此一种职业选择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然而，到后来，也只有通过“我”新结识的女友雨晴，“我”才得以进一步了解到阮如安在国内时的一段既往历史：“我在去佩鲁贾的路上听了一个还算完整的阮如安前传，只能说，方玉晴口中的阮如安，也只是时空中的一个碎片，和方玉晴附着在一起的一个碎片。”却原来，曾经是建筑科学院教授的阮如安，在2008年之前，一直是建筑院院长方志刚的情人。与阮如安的如此一段前史紧密相关的一个细节是，看到方玉晴要到意大利去留学，阮如安不仅如法炮制，而且还在“临走前搞到了一些钱”。如果我们把语出于方玉晴之口的阮如安前史和此前她的各种表现叠加在一起，所见出的便只能是人性的愈加复杂和吊诡。
很可能是因为白琳已经明确意识到她对于人性世界的如此一种深度挖掘肯定会令很多读者倍感不适，所以才会不无预防性地在文本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带有某种形而上意味的叙述话语：“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是无法摆脱的。我们是一个潮汐池，充满了各种物种。在公共汽车上，在超市里，在咖啡馆里，都是做出各种不同选择的人。我想这个世界本就应该充满各种观念、倾向、品位、想法、信条和行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个性，并且完全有权表达它。”一方面，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说，作为精神形态存在的人性世界，似乎的确应该被看作是所谓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在另一方面，人性的各种样态在很多时候却又无法从相应的社会环境那里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即如白琳笔下的席勒和阮如安这两位被作家深度开掘的留学生形象，与其说他们那种诡异、深邃的人性状态是被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不如干脆说白琳所发现的，本就是人性的一种本然状态。从根本上说，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家如果能够把自己对人性世界的别一种发现和开掘尽可能完满地传达给读者，他所承担的思想艺术使命可以说就已经如愿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