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榆树》：要学那大黑山下一老榆
阅读肖龙的长篇小说《我是一棵榆树》，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想必是作者独具匠心设计的小说结构。整部作品分为“上篇 星期六”“中篇 星期日”“下篇 星期一”以及“尾声 之后的日子”四个部分，主要讲述的就是从星期六到星期一这三天里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在“之后的日子”里的结局。在四部分的大结构基础上，小说又被分为四十个小节，分别以“我是作家夏林子”“我，公司老总希贵”“您好，我叫曾小莹”“我是一棵榆树”“咱是小区保安”“哎吆喂！咱是城里人”以及“小说情节”（从“之一”到“之九”）来命名，交替出现。除了作为小说副文本的九段“小说情节”，剩下的三十一个小节中计有“我是作家夏林子”八节、“我，公司老总希贵”七节、“您好，我叫曾小莹”四节、“我是一棵榆树”六节、“咱是小区保安”三节、“哎吆喂！咱是城里人”三节。正如小节标题所反映的那样，每个小节都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进行叙述，整部小说就是在六个不同的叙事视角之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切换，共同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小说名为《我是一棵榆树》，但直接以“我是一棵榆树”来命名的部分只有六个小节。在这一部分里，作者使用拟人的手法，让一棵“体态歪斜虬张，扭曲变形”的百年老榆树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被一个“酒糟鼻老板”看中、从大黑山腹地移栽到B市豪宅庭院里的经历以及此后的见闻。其他的小节看似与“榆树”并无太大关系，其实也随处隐现着“榆树”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榆树”无处不在。无论是作家夏林子，还是公司老总希贵、希贵麾下的公关部经理曾小莹，以及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都目睹了西城家具城罹遭火灾的惨状，也都看到了家具城隔壁那棵被烧焦的老榆树。在叙事视角的切换过程中，十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三天里的经历产生了交集；不同的视角就像在对一场足球赛进行直播的若干个摄像机机位，每个机位拍摄到的画面都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每个机位最终都要聚焦在那个滚动的足球上，将它们剪辑、组合起来才是一场完整的球赛，而老榆树就充当了那个“足球”的核心角色。这种多角度、多线索的“结构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方式虽然不是由作者肖龙首创，但是能够在一个十五万字左右的小长篇里完成如此高频度的角度切换而不至于显得紊乱，对作者驾驭叙事的能力还是有着相当高的要求的。肖龙就像一个在舞台上气定神闲、恣意炫技的钢琴家，翻飞的指间流淌出让人叹为观止的华彩乐段。
文学作品的形式归根结底要服务于内容的表达。许多作品拥有精美的形式特别是精巧的结构，却始终难掩内容的空洞。肖龙显然竭力避免了这一弊病，赋予《我是一棵榆树》特别丰富的内涵。通过各异又交叉的叙事视角，作者跨越时空的界限，超越心灵的隔阂，为我们呈现出一出当下都市社会里芸芸众生的活报剧，一幅人类在大自然的制约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并对大自然产生深远影响的全景图，一部蒙古帝国的兴亡史和驿递制度的变迁史。
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在城市背景下发生并展开，但是读者却能明显感受到其中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城乡关系，或曰城乡矛盾。在先后出场的一系列人物中，公司老总希贵、书店小老板刘旭东都是出身于乡下（或牧区），通过打工（经商）或上学的方式完成了由农（牧）民向城里人的身份转变；刘打桩从乡下进B城当保安并希望以此来实现身份转变，受挫之后则试图转向另一个城市（广州）。凡此种种，无一不指向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不可逆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更有甚者，例如“酒糟鼻老板”不仅自己由乡村进入城市，还要以暴力的方式、凭借金钱的力量将百年老榆树从乡下移栽进城，这一情节不免让人联想到作家陈彦那部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同样是由“大树进城运动”衍生出的故事。但是，尽管同样是由乡村进入城市，上述人物对城市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希贵带着奶奶临终前的嘱托、怀揣着奶奶从亲戚家糊墙的报纸上剪下来的爷爷的图片，坐上火车进城寻亲，人没找到，却阴差阳错地救下了一个因整容失败被情人抛弃而轻生的女老板，并在她的支持下逐步成长为B城一家电脑游戏开发公司的经理。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成长的内蒙古乡村还有怀念之情，时时回想起童年的乡村生活，尤其是在面对洗浴中心里的姑娘时感慨：“血液里的东西用脂粉是盖不住的！”他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强调，除了民族认同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一身份所联系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刘旭东和刘打桩这两个颇具喜剧色彩的形象则与希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旭东是作家夏林子的大学同学，作为蒙古族学生却从来不用自己的蒙古族名字。他崇尚城市生活，“见到高楼大厦就激动得不行，张开胳膊做出拥抱样”，力图摆脱农（牧）民身份，“最大的志向是毕业后留在B城谋到学有所用的公职”，最终为了在城里落户而娶了城市郊区一个离过几次婚的女人。刘打桩怀揣着懵懂的梦想进城当小区保安（这也是当下农村进城青年最普遍的职业选择之一），满足于穿梭在城市傍晚满是人流车流和高楼大厦的马路上，因为“那感觉绝对和走在黄昏满是玉米棒子的田埂上不一样”，“那骄傲那自豪那成就感是跟你们没法说的”。他刚进城时被出租车司机骗去了五十块钱，却认为“想想也值，咋着也是在城里头一次坐轿车呢”，以一种精神胜利法的形式获得了心理的平和。他初次见夏林子时闹出的“只认衣裳不认人”的笑话，得到一罐冰镇可乐后的炫耀，以及买俄罗斯望远镜满足偷窥欲望的行为，处处体现出他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以及急于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在小说的结尾，刘打桩受了传销团伙的蛊惑，为了寻求更理想的城市生活动身前往广州，却在火车站被一群人讹诈。借助刘打桩命运从喜剧向悲剧的突转，作者深刻揭示了城市生活的复杂和险象环生，点破了农村进城青年不切实际的城市梦想，也表达了对乡村生活单纯、和谐人际关系的怀恋。
与上述从乡下（或牧区）进城的人物不同，作家夏林子的情况和心态更为复杂，他陷入的境地也因此更为困窘。他的长辈们曾经都是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猎人，他本人则是被在城里修鞋的父亲拉扯大的，属于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在他上大学报到的那一天，父亲因为女会计拒收残破的零钱而冲冠一怒，在回家的路上脑血管破裂，不幸去世。他的家族背景、出身和经历使他与城市生活相扞格，处世淡定、不善言语、深居简出、与世无争的性格同当下个性张扬、浮躁虚夸的现实格格不入，不但保留着许多近似农猎时代的生活习惯，珍藏着祖传下来的打猎用的火药钵，连城市人“大周末的不老实在家待着”都感到无法理解，这也导致了夏林子与身为公关部经理的妻子曾小莹之间在生活观念、习惯上的抵牾。再加上夏林子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不能满足时尚女性曾小莹的欲望尤其是买房子的要求，曾小莹主动出轨了自己的老板希贵。作者以碎片化叙事的方式传递了夏林子和希贵的身世信息，读者可以隐约了解到，希贵的爷爷因为对妻子的误解而带着大儿子（希贵的大伯）远走他乡，希贵带着奶奶从糊墙的报纸上裁下的爷爷照片进城寻亲而不得，多年后却在婚外恋对象曾小莹家里发现了其丈夫夏林子夹在书里的同一张照片。虽然作者没有点明，读者仍然能够凭借细节和逻辑拼凑起事实的真相：夏林子的父亲就是希贵那个被爷爷带走的大伯，夏林子和希贵是堂兄弟关系；希贵出轨曾小莹，其实是出轨了自己的嫂子（或弟媳）。这一对公序良俗的严重违背，说到底是由城市生活对人欲望的无限纵容导致的。乱伦的道德伦理困境，再加上行贿罪行的暴露，促使希贵选择了投水自尽，作者以这种莎士比亚伦理剧式的结局，彰显了对城乡矛盾以及城市生活中因欲望膨胀而导致的伦理失范的深刻思考。
小说中，超然世外的夏林子专注于做两件事，一是以自己家族碎片化的历史为背景创作小说《追杀》，二是和在区文化馆工作的学生巴雅尔一起去考察嘎鲁村的“沾齿”（站赤）遗址。《追杀》的创作既是对家族历史的探索、对一代代先辈传承下来的猎人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其中也寄予了对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反思。《追杀》写的是一位猎人为父报仇、独闯山林，凭着一杆祖传的短尾巴猎枪，三年里经过千辛万苦千里追杀母狼的故事，凸显了猎人坚定如钢的意志和毅力。他身上那种彪悍而执着的性格，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锻造磨炼的成果，也是时下孱弱的社会急需的一味补药。对“沾齿”（站赤）遗址的浓厚兴趣，不仅体现了夏林子作为B城某成人高校辽金史学科助理讲师所具有的深厚学养，更代表了他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如果说《追杀》的创作是对家族之根的追溯，对“沾齿”（站赤）遗址的考察和研究则可以视为一种对民族之根的接续。“站赤”就是驿站，创始于成吉思汗时期，大规模设置于忽必烈时期，号称窝阔台治国理政四大功劳之一的驿递制度，曾经奠定了蒙古帝国的辉煌。然而，七百年后，当草原上的铁骑远去，帝国的荣光消散，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的后裔们却早已不知“站赤”为何物，更无法理解祖宗留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的重要精神价值。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悲哀。
由此，我们又要回到小说中那个最奇特、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百年榆树上来了。榆树的祖先来自漠北草原深处，曾经以自己的树叶和树皮挽救了青年铁木真的性命；日后，当铁木真成了“成吉思汗”，榆树被他移植到斡难河畔，又进而随着古亦古捏克将军在没有人烟的荒蛮之地大黑山扎根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榆树的历史与蒙古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是高度同步的。榆树以枝叶和树皮为人类提供食物、薪柴，又以坚强的毅力鼓舞人类抗争自然、改造自然。恰如百年榆树的自述所说，“我们忍辱负重，贫瘠的土地和生硬的山风锻炼了我们强健的筋骨，铸造了我们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正是这种性格和精神，使得榆树在沙尘暴中岿然不倒，在罹受火灾之后劫后重生，凭借祖传的顽强生命力迅速抽出新的枝叶。将精力贯注于创作《追杀》的夏林子曾经多次在恍惚中看到“那棵巨大的榆树的影像”出现在墙壁上，甚至“枝叶更加茂盛”。他致力于探寻和恢复的祖辈精神，与榆树的性格若合符契；而榆树即使被人从乡下移栽到城市中仍然能保持坚强的意志品质，既足以警醒我们身边众多的刘旭东、刘打桩们，又为民族的复兴和辉煌的重铸树立了一个榜样。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曾有脍炙人口的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以树喻人，咏叹的是“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彰显的是“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我是一棵榆树》中的“榆树精神”，庶几近之，又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新时代，“要学那大黑山下一老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