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亲爱的人们》：在永恒大地上矗立心灵的雕塑
阅读《亲爱的人们》，震惊于马金莲愈写愈勇的艺术创造力和“后发制人”式的叙事策略。她不动声色地下笔，不经意地书写，一切仿佛是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带有马金莲独特审美气质的标志性文学物件。它们是：西海固时空、西海固乡村风物、回族的日常生活情态、乡村劳动、信仰功课、男人与女人、少男少女、老人、孩童……当这一切不疾不徐、静水深流般地融汇入文本，读者是很容易激发起共情、共鸣的。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所激出的心灵震撼和情感激荡堪称巨量，作家艺术蝶变的野心、魄力也便慢慢从文字内里浮现于文字之表。
从叙事时空架构和人物谱系设计看，《亲爱的人们》带有中国乡土小说现代性书写的鲜明特质，这两方面的精心营构显现了作家艺术厚积的功力。叙事时空上小说采用时代变迁与个体成长相依相衬的现代小说叙事架构，也即大历史与小历史相辅相成的双重时空架构，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为小说人物的成长寻找依据和最后的落脚点。作品以新时期到新世纪40多年的当代史作为叙事时间，牢牢锚定西海固羊圈门这个既偏远又贫穷的小村庄作为微观地理空间。由此，作品获得了鲜明的在地性、时代性。人物谱系上则采用中国乡土小说现代性书写常见的“血缘+伦理”式的家族谱系营构，主要设计了羊圈门马家、李家、牛家三个大姓家族的祖、父、孙三代人物，具体的人物关系和人物角色功能也紧紧依托这样的家族谱系进行细化安排。写人物要“写三代”的小说密码成为作品人物谱系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羊圈门土生土长的三代人的命运故事以及三代人的心灵世界、话语世界既交织映衬又冲突碰撞，故事情节的展开旋即有了方向感和助推力。
一部虚构叙事作品若能让真实性与想象性相融，必然得益于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厚积。读马金莲的小说作品，常常使人发出“这就是生活本身”“这也是人性使然”的嗟叹，产生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现场感和力量感。她擅长描写鲜活丰满的小说细部，字里行间饱蘸着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汁液，《亲爱的人们》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叙写西海固乡村生活中的种种芜杂困顿和生机盎然，深刻观照羊圈门爷孙祖辈、男男女女的“难肠事”“好日子”，描摹农人们的一张张脸、一双双手、一个个脚印……马金莲熟谙乡土，乐于书写乡土生活的温柔与坚硬、馈赠与创伤、丰富与单调。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使她在反映、揭示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与本质内涵的时候，做到了底气十足、运筹帷幄。
围绕扎实、复杂的乡土人物谱系，作品深刻地反映出现代性进程中乡村伦理文化重建的困境与希望。有意味的是，作品中织入的三处最重要的情节冲突：抢水、修路、选小队长接班人，其肇始和症结皆与乡村伦理文化的蜕变脱不了干系。作品情节链条环环相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冲突，折射了人性人情乃至道德伦理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乡村伦理滑坡、乡村伦理文化溃散的及时发现与重要预警。怎样结合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文化、道德因素重建乡村伦理文化、重估乡村伦理价值，是农人们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亲爱的人们》用丰富扎实的人物、故事积极探讨了乡村伦理文化重建的诸多可能与未来希望。沿着这一路径，作品在人物和叙事上大胆创新。德高望重的马德福老汉在小说中充当类似荣格提出的“智慧老人”的人物原型，他具有超凡的能力和人格魅力，一次次及时阻止乡亲们的冲突纷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一角度看，这位“智慧老人”也是带有浓郁乡村伦理文化特征的乡贤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当代乡土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相比之下，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另外一位为羊圈门的发展贡献智慧、付出心力的主人公马一山，算得上作家马金莲深挖现实、深研乡土的艺术成果。马一山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人物画廊。马一山是羊圈门的中生代，介于马德福老汉这样的祖辈和成长中的乡村青年祖祖、舍娃、碎女之间，也恰是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代人。实际上，马一山这样承前启后的中生代，是乡村人物谱系中作家们乐于集中笔力塑造的一类形象。中生代既背负着乡村历史的沉重负累，又不得不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现实。选择中生代人物做小说的主人公可以舒展笔墨，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老人与青年，不经意间将会打开较多叙事空间，同时也有助于增大叙事幅宽，获得许多细小而微的叙事褶皱，尽显艺术张力。这大概也是作家马金莲的用意所在。
那么，马一山形象塑造的创新何在？大约有两方面。其一，人物形象的价值内涵跳出了狭窄的道德框架，走向深远宽广的审美评判。马一山文化水平比一般农人高，可惜错过了当乡村教师的机会，小说开篇出场的他是能辅助马德福老汉协调群殴乱局的乡村能人，后来因多次积极帮助小队长李有劳解决村里大事小事，成了乡邻们嘴里的“狗头军师”。但这位自视甚高、喜欢独处的乡村知识分子却逐渐被现实挫败了斗志，开始装病卖傻。作品的艺术想象力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本来要和生活开玩笑的马一山，反过来被生活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装病的他竟然真得了脑瘤，曾经超强的记忆力丧失了，成了失忆者、失语者。这一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现实间离感、荒诞感、悲剧性、矛盾性等都无不说明艺术逻辑应该自然而然地依循人物自身的生长性，而不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强行改变人物。
其二，人物形象被强化的心灵属性联结着不断提出的生存哲学命题，赋予作品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小说不仅观照马一山的肉身苦痛与欢愉，更着力拓写人物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写他风雨无阻地蹲在村边路上观察各式各样的脚印——人的脚印、动物的脚印、甚至蚂蚁的脚印，写他的浮想联翩和心灵颖悟；写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如此多的“难肠事”后，反复持续地追问、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和真谛究竟是什么；写他失忆失语后，和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是每天去悬崖底下深沟里挖台窝，常人眼里如此“瓜透了”的做法是他内心世界的最后的自我印证。不可否认，马一山的独特性是与人性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的。
《亲爱的人们》倾心观照复数的人，温柔审视个体的人，在永恒大地上矗立起人类心灵的雕塑。小说渲染刻画了马一山和亲人们之间的伦理亲情、羊圈门乡邻们之间的美好友情，也真实书写了这份深情带来的生活羁绊和生命负累。马一山妻子作为忍辱负重的乡土女性，被作者赋予可贵的精神成长性，他们的孩子祖祖、舍娃、碎女也分别代表了乡村青年的三种成长路径和三种成长方式。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