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璩家花园》：智性与温情交融的历史讲述
在当下白话文写作的整体序列中，叶兆言的声誉早就足以让他可以不携带任何修饰语而享受到热烈的赞颂。他通过勤奋而扎实的创作，让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高度凝结在他的作品中，他已经将这座城市由内而外的种种气质悉数反映在了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之上，特别是近年来《南京传》和《仪凤之门》的出现，更让他名正言顺地坐稳了南京这座城市代言人的交椅，成为“南京公认的文学代言人”[1]。但指认和界定无法束缚住叶兆言艺术探索的脚步，新作《璩家花园》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其实对他创作的灵动这一点无需惊讶，毕竟在他以流畅的叙事成为南京代言人之前，他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的名气同样引人注目。
一
在《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推出的创作谈中，叶兆言说出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初衷：“《璩家花园》是我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与此前的小说不太一样，我只是想把它留给女儿。事实上，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写完，写完以后，又会怎么样，又能怎么样。这种心态此前从未有过，写作时情绪十分平静，别无欲求，当然这个平静也是相对，不可言说。”[2]这篇创作谈篇幅很短，感觉作者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又没有说。不过关键处已经道出了，正因为想“留给女儿”，写作目的变纯粹了，作者才会有如此平淡的心态和丰富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更能理解这部小说的精妙。
“璩家花园”是璩家曾经辉煌的象征，但作者并没有从头讲起，也没有从最辉煌的时候讲起，故事涉及的最早时间是1954年，当时璩家已经衰败，小说则是从更晚的1970年开始写起，主人公璩天井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印象，自然也就无法想象璩家曾经的辉煌。可见，作家并不想讲一个发奋图强的励志故事，也不想讲一个让人顶礼的英雄故事。这当然是作家有意识地选择，毕竟《南京传》不乏英雄伟业，《仪凤之门》中的人物也是主动卷入恢弘历史的主体，从这种选择中能感受到作家内心绵延不绝的温情。
璩天井这个人物虽然是毫无争议的主角，却没有享受到任何主角光环，他的一生可谓惨淡。在他一岁的时候，生母江慕莲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从小就在没有母亲疼爱的环境下长大，好在李择佳心地善良，帮助璩民有照顾着小天井。但这样不完整的家庭当然被人看在眼里，加上天井自幼并不聪慧，性格也并非强悍，从小就受到各种欺负，不但小时候被奎保戏弄险些溺亡，后来又在混乱中躲闪不及被木板砸中，流血缝针。到工厂了，他也被低看，虽然运气好被全厂最有技术的伍师傅选中，但没少受冷眼。他暗恋阿四，却被阿四无视，眼睁睁看着阿四换男友，高考考上了大专，却为了阿四的感受而放弃机会，让自己的学历定格在了初中，并且注定了日后下岗的命运。更令人懊丧的莫过于璩达可能是李学东而非璩天井的孩子，并且后来阿四再次怀孕，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被迫放弃，丧失了一次补救的机会。
不单璩天井是个善良又窝囊的小角色，其他人的命运也都好不到哪里。阿四两次高考失败，多次经商也失败，并且第二次还因为不慎重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蹉跎了十年。即使如此，天井、阿四夫妻的家庭生活似乎还给人一丝温暖，虽然历经风雨，但毕竟两人感情不变，携手同行。费教授在运动中被批斗，丧妻后虽有情感波动但还是像苦行僧一般坚持独身生活，谨小慎微地在日记里用不同语言倾诉内心情绪。璩民有经历了“反右”和劳动改造，感受到职场的沉浮以及相应的各种冷遇冷眼，同江慕莲的情感饱受折磨，与李择佳有心无果，好在最后与倪英文感情不错，但也经历了亲眼送走这个因感染武汉最初毒株而离世的伴侣的痛苦。阿五因为丈夫陆晓明是男同性恋而离婚，后来交往有妇之夫黎明晖，闹得鸡飞狗跳，之后又经历了莫名其妙的失踪，回来后女儿陆路萱刚领证就遭遇车祸身亡。阿四、阿五的母亲李择佳嫁给了曾经的大户天然农家侯晋如，但丈夫的生意很快急转直下，并在37岁病故，34岁的李择佳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带大五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直到66岁胰腺癌逝世。作为“永红服装厂”最核心的创始人，李择佳却被排挤到幼儿园做园长，从她反复沉吟“我是家庭妇女”就能看出她内心的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被璩天井无意中窥视到的郝银花曾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地下党成员，这样突出的身份经历却仅仅换来了永红服装厂一个小小的革委会副主任之职。丈夫是抗美援朝功勋军官，却两地分居，婚后的寂寞反倒让郝银花被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奎保抢占，令璩天井怎么也想不通。璩天井同母异父的姐姐甜甜，在少年时期就因为贫困被外婆家嫌弃，让裁缝趁虚而入廉价买走并强行占有，又被裁缝的原配欺辱，注定了甜甜凄苦一生的命运。甜甜的儿子岳维谷以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到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后一路仕途顺利，经介绍与省副秘书长女儿于静结婚，但这段婚姻没有表面上那样美好，两人相互折磨又相互抚慰，最终还是在双方家庭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彼此体谅、和平分手，不免让人唏嘘。他后来与同校教师胡正碧结婚，却又有风波，原因是岳维谷出轨一名女办事员。纵览整部小说，理想的家庭生活几乎没有，或者说从始至终理想的稳定温馨状态几乎没有，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家完全是一位温柔敦厚的父亲，向每一个读者讲述一段苦难、真实又不乏温情的历史。
留洋博士费怀瑾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虽然只存在于前半部。费怀谨和与他家世相当、经历相仿、学识相匹、爱好相同的胡教授，因为政协委员身份一同参与内蒙古考察而加深了联系。从内蒙古回南京后，他们便赶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风波，费教授收到了胡教授手抄的阳腔目连戏《救母》中的一折《山河图》，这构成了第六章的第七节。在这一节里，除了开篇简短的情节背景介绍和剧种略说，便只有这长长的折子戏整本录入，从人物介绍到剧情介绍以及所有角色的对白，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结尾作者没有一句解释。看起来这一节是明显游离于小说主体情节之外了，但作为读者非常庆幸这一节的存在，让作品有了值得反复回味的魅力。《山河图》里有离合，有悲欢，主角则是苦苦哀求，求而不得，难以自己把握命运，甚至可能存在冤情。联系到戏目前面寥寥数语交代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其中的关联映射。在不同的剧情中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唱词念白，更让人感慨不已。《山河图》的名字也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故土眷恋及对山河破碎的悲恸情感。巧妙的是，在接下来第七章的第七节，读者就能了解到，胡教授的死亡时间与寄送《山河图》的时间几乎相同，也就是说《山河图》是胡教授的绝笔。由此不难感受到胡教授内心强烈的痛苦，费教授观看戏文时同样强烈的痛苦，以及字里行间作者叙述时忍受的强烈的内心波澜。以往说到鲁迅钞古碑、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人们大多赞叹其展露出的优异的学术涵养，但叶兆言启发我们，这种特殊情境下投身古史，必然有无法言语的沉重心绪。正因为无法言说，作者才在《山河图》之前强行克制着介绍了必要的背景，而在徐徐展开《山河图》之后，不能发出一句话。
作者曾经是先锋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我想《璩家花园》里并不是有意在做形式实验。小说没有按照线性时间铺展开，而是在各个标志性的时间段之间来回跳跃，但每章内部还是按照清晰的时间线索呈现，并且没有完全拘泥于章名中的年份，不能说打乱时序没有意义，相反有很大的意义，但并非有意制造陌生感，因为小说自始至终并未背离现实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第七章“1976年，1976”标题后半部分对年代的简介是一个重复的“1976”，仿佛欲言又止，又仿佛巨大的沉默，在此之后的时间恢复了正常顺序，因此并非彻底地打乱时序，更像是小说叙事整体的拟人化，因为特殊年代而语无伦次，或是表现恍如隔世的感受，生活步入正轨则讲述也回归正常。也好像作者尽最大可能在体谅着小说里的人物，将他们内心的情绪通过外在的形式传达出来。这样来看小说，更能感到一个亲切的父亲用极大的耐心，带入了极具个人化的感情立场，对孩子讲述一段他觉得必须要讲给孩子听的历史。挑重要的讲，需要补充说明的时候闪回插叙，然后再拉回正题，颇有大巧若拙之感。
因此，确如作家所言，这是一个想留给女儿的故事，换句话说，想与晚辈沟通交流，向他们传递自己所了解的历史，所以这部小说是面向未来的，是留给后来者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叙述者几乎变成了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不回避自己的无力，更不带有一丝居高临下的指点口气，他告诉晚辈历史的种种概念，或是自己总结出来必须遵守的经验，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一起直面生活的迷雾，体验每个人的情绪。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没有特别刻意的年代感，而是与当下正值中年、青年的晚辈一样的言行和思维，不乏莽撞与混沌。这样一来，讲述倒不像讲述，而像谈心了。
二
一般来说，一个长辈想给晚辈讲述或者谈心，都会输出他独到的人生经验，可能在这一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加明显。《璩家花园》叙述者的父亲形象，非常和善，平易近人，告诉晚辈的更多是故事和自己的感受，令整部小说的阅读体验如沐春风。但这并不意味着体验之中没有人生经验和智性思考，毕竟叶兆言的身份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无疑。他曾说他不能离开写作进行思考[3]，换句话说，写作中伴随着他绵密的思考。《璩家花园》呈现出来的历史，也有一套鲜明的历史观，只是他并无意将这套历史观强加于读者。
从小说设置的几个年代节点来看，最多的是1970年代四章，其次是1980年代三章，然后是1950年代两章，剩下的1960、1990和2000年代各一章。作家选取的这些时间节点，是小说人物发生较大变故的年份，但个体不过是历史浪潮中的一叶扁舟，自然这些时间节点也就是作者历史观统摄下更具重要性的年份了。这样选择的首要好处就是不回避任何历史阶段，坦然面对，同时又有所侧重，张弛有度，阅读起来不会倦怠。另外，或许在叙述者看来，1970和1980年代最为重要，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作为一段历史的必然结果，成为历史的全新起源，最具症候性，也因为种种历史脉络在此汇聚，又在此转折，更具戏剧性。最后则与小说面向晚辈的倾诉性、谈话性相关，因为1950年代是作家这代人出生的年代，1970和1980是他们自己人生面临重大变革的年代。用自己的体验划分历史，更有亲切感和说服力，也让历史更具生命力。
开篇的标题就预示了小说的历史观：“祖宗阁，天井混沌初开”，交代了将故事起点设置为1970年的原因，当然也可以据此推断，关于“璩家花园”的历史小说其实就是关于璩天井这一代人的成长史。祖宗阁顾名思义，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处所，平时供奉，每逢祭祀还有不小的仪式，这是整个璩家花园代表的旧式大家庭的精神枢纽，也是传统文化高度简练的象征。按照作者的描述，璩家花园不小，估计是一个街区的体量，祖宗阁位于整个宅院的正中偏后的位置，在高度上应该是宅院的制高点。或许正是这样的建筑设计方案，让祖宗阁从遥远的历史深处的一次次战火与社会动乱中全身而退，并且在新中国建设中留存了下来，宅院其他部分则划为小学、工厂或大杂院，似乎暗示了民族精神脉络的某种隐秘延续。璩天井误打误撞爬上了祖宗阁，看到了生活于此的郝银花蜕下公共性外壳之后的生活状态，甚至第一次观看女体展示和男欢女爱，这对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一次震撼。他在祖宗阁顶上完成了成长仪式，而非在祖宗阁中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意味非常。对璩天井的性格与思维造成强烈影响的事件，不是来自社会，不是来自宣传，而是他自己青春期的探索，从这一点来说他在骨子里是自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当时特定的时代文化，都让位于人性视角，这不仅体现在璩天井的经历中，更反映在叙述者的叙述中。
璩天井和作者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对传统有更深的理解，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也更强。对历史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好像有骨子里的自由，脱胎于一个概念化的时代，却丝毫没有任何概念化的倾向。正像《璩家花园》所呈现的，历史对个人有无可争议的主导权，甚至有时候扮演着一个暴君的角色，个体力量弱小，又受制于历史局限性，表现得懵懂混沌，但总会从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逃离出去。就像工厂里给大家做报告的老工人，无论怎样引导，还是不自觉回到了民间立场，操着方言粗俗骂街，无意之间冲撞了严肃的规范话语。
小说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晰，与重大事件都能一一对应，作者甚至还加入了一些真实人物。但即便如此，混沌感还是四处弥漫。比如费教授为什么纠结过后还是拒绝了江慕莲，李择佳明明临终抱憾为什么还要拒绝璩民有，奎保怎么和郝银花发展到了肉体关系，郝银花的孩子以及阿四的孩子到底是谁的，阿四为什么改主意不验血求证孩子父亲是谁了，岳维谷到底拍了什么照片存放在天井阿四那里，让他心神不宁，阿五不是分尸案受害者，那她失踪的二十年究竟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并且为什么会失踪，分尸案的受害者又是什么情况，案件侦破怎么就受阻了。还有阿五后来的男友黎明晖家搜出来的小刀应该是一柄爪刀，主要是户外和收藏爱好者的用品，肯定不是日常切割生肉的刀具，但小说并未明确提过黎明晖有这样的爱好。费教授的日记到底去哪了，是不是全部被丢弃，璩民有整理过的日记又在何处。类似细节很多，有的作者有些暗示，有的结合时代背景和线索逻辑能够猜测，但毕竟也只是猜测，有的则彻底是“无头悬案”。还有阿四心里一直存在的看似也是无关紧要的疑问：“阿四说她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自己母亲和天井他爸，究竟有没有那个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可是她确实忍不住想到这个。她问天井，天井说我怎么知道，应该不会有吧。阿四说为什么不会有，天井回答不了，只能再说一句，我觉得不会有。”[4]这段有趣的对话表明了小说有那么多“不了了之”的情节线索是有意而为，在小说体现的历史观中，本来就是会有很多无从考证的历史角落，没有真相也是真相和本质的一部分，并且就算知道了细节，大部分历史还是会被淹没。反过来说，如果认为关于历史的讲述其实是一种“权力”，里面会暗藏各式各样的“意图”，那么“不讲述”即是对“权力”的放逐，对个体的解放。毕竟个体也会感受到历史的压迫，璩民有就对沧桑的璩家花园有过陌生感，是家又“不像家”。既然是父亲对女儿的闲叙，当然也不可能暗含什么权力话语，也就采取了这样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叙事方式。并且唯其如此，叙述者才更能与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产生共情，特别是命运坎坷的费教授、江慕莲、甜甜和于静，毕竟英雄人物是很难投射过多感情的，而这些凡夫俗子对历史的掌控又不可能像英雄人物那般自如。
小说结尾，因为排队做核酸，璩天井才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所做的宣传画中了解到了连他都不知道的璩家花园的过往变迁。此时，璩家花园作为恢弘历史的“遗址”功能被彻底剥除，璩天井毫无压力的饶有兴致也提示着我们，不能只看大历史里的宏大叙事，也需要看看自己的经历，这些小历史往往才是最能凝结情感、给人启迪的部分。类似的历史观，也在诸如造反派争夺粪池掌控权这样的笑料中得以体现。小说非常多的对话描写大多不承担推动情节的功能，比如江慕莲和璩民有的争吵：“怎么，这事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我还以为你不知道。”“知道怎么了，不知道又怎么了？”“知道是一回事，不知道又是一回事，这可不一样。”如此这般的口水仗，最大程度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不承担任何意义。叙述原话也是如此：“对于阿四和天井这一代人来说，渐渐远去的历史，从来就是用来聊天的，都是靠聊天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才存在。”[5]这就很有《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中“渔樵问答”的闲适古意，也如实描绘了微观历史的样貌。
作家知识分子身份的多重性在费教授的日记这个设计上有颇多显现。费教授大半生经历过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日记原本就极具社会学、民俗学和政治学价值，加上他本人学经济专业，且有海外经历，肯定很会选择记录的事件和细节。此外，为了避免意外风波，他采用了英文、德文、俄文和文言四种不同的语言记录，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新意。然而这还不够，叙述者专门介绍了费教授英文写作对《伊利亚随笔》的效法，“讲究文思晓畅，追求隽永淡雅”，由此不难推断他那装入旅行包的日记具有独具魅力的艺术性。日记本封皮是用小羊皮制作，必然是十分精美，本身就颇具收藏价值，不然也不会被欧阳师傅和假便衣勒索钱财。多次多角度的描写，字里行间能看出作者对这些日记的珍视。璩民有多次研读并整理过费教授的日记，同样表达过艳羡与倾慕。作者在正文中引述了七则日记，是在《山河图》外又一处大篇幅以仿宋体呈现，即与江慕莲情感纠葛相关的段落，与正文本的情节有所出入，展现了历史的含混性。按照日记，费教授拒绝江慕莲的原因有可能是怕被利用，那这就意味着费教授用理性强行压制着感性，与此相对应的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璩家花园》中则是袒露着自己的内心，即便情感没有泛滥，也足以感染每个读者。然而即使如此，费教授作为璩民有的父辈一代，作为璩天井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祖辈一代，在小说里的形象并未被降低。璩民有仰慕费教授，不自觉模仿后者用英文进行着写作，但写的却是后来令自己窘迫不堪的情色笔记。但不论怎么说，格调降低了，却也更直面内心了。作者本人对费教授日记既珍视又辨别，有所扬弃又有所赞许的举动，能看出其复杂的内面，包括对历史和个体的态度。
总之，从《璩家花园》能看到很多刷新认知的历史细节，也能看到不少模糊不清、下落不明的历史细节。正是这样的历史态度，让小说显得亲切可感，能看到历史叙事的压迫力，但不至于直接被这种压迫力所笼罩。读者既能获得历史观的教育，也能享受听故事本身的愉悦，体会人物内心的凄苦。
三
在考察了《南京传》的书写策略后，南帆发现了叶兆言在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辩证：“如果过多地迁就历史学家的观念，个别人物的意义可能遭到那些巨型景观的遮蔽⋯⋯也许，恰恰由于历史著作的撰写，叶兆言深知必须对历史话语的‘真’以及‘信’保持必要的思想弹性。”[6]这次，叶兆言又找到了历史街区这个能够巧妙平衡历史和文学、社会与个体的城市区域。如题所示，《璩家花园》要处理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空间。这当然难不倒叶兆言，他早已把南京城写得活灵活现。他对南京城的熟悉，超越了时代变迁：“叶兆言再一次通过大量史料的添加，使小说的城市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为人物的活动精心搭造了更为细致的环境场景。”[7]但即便如此，《璩家花园》无疑再次会让人们赞叹他对这座城市细致入微的体察与表现。南京的气质，在小说中被呈现得淋漓尽致，璩家花园如同缩小了的南京，从另一个角度，璩家花园也被丰富、拓展成了一个城市的样貌。
璩家花园修建于清中叶，璩家祖上做皮货生意，颇有家资。到了璩民有曾祖父中举后，大兴土木，璩家花园声名鹊起，但不久遭遇太平天国运动，难免翻天覆地，常年的战争也让璩家花园一落千丈。此后更是历经近现代各种社会浪潮的冲击，不单房主多番变更，连建筑本身都已不是旧时模样。时至今日，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逐渐形成共识，璩家大院也被列入保护之列。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这些年一直是政府部门和相关智库的重要工作方向，《璩家花园》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上对这类应用研究也颇多启示。
街区保护，无论如何是太应当不过的，甚至已经有些时不我待。费教授身上的复杂性，就体现在一个留洋派却是个坚定的“保守派”，反对简化字和拼音化，这么来看，胡教授寄来的《山河图》手抄稿对他未尝不是一次流浪者的旧梦重温。早在1960年代做政协委员时，费教授就反对大拆大建，但看到反对破拆古城墙的朱教授遭遇劫难，他不得不放弃立场。作者还举例了另一个南京人，反对简化字的陈梦家，他几乎就是费教授的另一个版本。后来结果自然是费教授不愿看到的，所以作者还调侃了一句“被骂祖宗十八代都无动于衷”。费教授最初选择璩家花园作为自己的居所，也是因为对“绛云楼”的仰慕，虽然作为知识分子他对这座藏书楼的历史和遗址的关联性存疑，但精神图腾的物理属性显然是退居其次的。所以，街区保护就不仅仅是经济账，而是提供了一座城市持久凝聚内核的源头。
到具体落实层面，其实有诸多繁琐事项。首先就是保护的圈要划多大，如果按照璩家花园最初的样貌复建，需要调动的公共资源显然太多，至少后街与秦淮河相连的、在1958年被填平的小河想恢复就很难。另外当时的永红小学、永红服装厂、璩天井居住的大杂院还有费教授居住的绛云楼，都属于璩家花园旧址，但建筑物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建的只能是赝品。并且永红小学、永红服装厂这些虽然没有璩家花园历史长，但已是历史旧迹，也有自己的文化价值。类似的情况并不少，作品里还提到苏家大帐房改成了璩民有任校长的南京六十九中、刘家大院改成了塑料五厂、方律师家的大小洋楼改成了印刷厂和派出所等等。如果全部复原，别的不说，工厂里的政治运动、工人夜校、车间学艺以及工人之间的感情纠葛都会被抹去。还有那个老工人作报告时各种不怀好意的笑声，展现出的人世百态和人性百态，就无法完全通过实体的建筑得到再现。甚至围绕这些老建筑形成的棚户区，作为一个时期的标志性景观，也是切实解决当时居住难题的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通过街区保护实现情景再造。与小说呈现出来的璩家花园人世间相比，作为市政规划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具有无法填补的先天缺憾，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所谓“文明化”的、简化的复原。真正的历史街区改造，当然要同时注意物质留存和故事流传，要兼顾建筑实体的所属关系和共生关系，也就是说，除了建筑的建造和所有者，区域内的实际长期居住者、短期租户、亲人朋友等各种相关社会关系都应当是复原的目标。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除了市政规划的配套外，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是超越市政规划的更直抵关键的环节。
璩家花园的故事曲折往复，别有洞天，引人入胜，但不可否认这里作为故事的重要场景，小说人物主要的生活、工作场所，长久以来都很难说条件尚可，或者可以说几乎都很糟糕。除了社会环境带来的焦虑令居住体验不佳——如费教授竭尽心力转移日记——居住人数较多且素质层次不齐是影响居住感的重要因素。即使到了1980年代，璩民有任职校长，璩家花园搭上改革开放快车出现了最早的个体户，生活越来越好时，环境反而肉眼可见地变差，一方面是个体生意和生活节奏导致卫生状况下降，另一方面是内心逐利的浮躁气氛降低了幸福感。即使建设了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实质性的居住改善仍然有限，甚至还出现了新问题。在阿四服刑期间，璩天井为了方便照顾孙子，搬回了旧居。因为要保持原样，璩家花园附近被禁止拆建，居所仍然破旧。外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最大的不同是重修了下水道，建造了公共卫生间，但是为了街道景观，禁止居民将使用过的马桶带到公共卫生间倾倒，便造就了新的不便。小说展现了城市名片光鲜背后，日常生活承担的各种代价。文学固然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并非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价值正在于观察记录与感受体谅。
直到小说结尾，作家仍在追问到底怎样地开掘才能穷尽一个历史街区的全部历史与内涵。因为疫情，大家的生活全部慢下来，甚至停止，不再拼命追逐时间的飞驰。疫情结束，生活逐渐恢复，人际关系也逐渐重新建立，街区也像久病初愈的人一样一点点恢复生机。对璩天井和阿四来说，他们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人生，有一半都在这里度过。即使如此，排队做核酸时看着宣传画，仍然激发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璩家花园形象，并且陌生感居多，这当然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功劳。在这里，时间与空间交融在一起，照片在重建历史，居民让这种重建具有价值，人是在与历史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被历史压迫。
璩家花园不仅仅是仍待改造的老旧街区，更不仅仅是几个土著老人和更多外来移民的栖身之所，我们完全能够从璩家花园中看到更多历史文化街区，并透过这些街区看到一座来路明确的南京城和它的万家灯火。对于写南京，叶兆言有太多的经验和自信。他足以自信到，完全不使用方言，就绘声绘色把南京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呈现于纸面。其中对于不同年代的吃食的描绘，以及信手拈来的古典诗文意蕴的营造，与璩家花园这个极富年代感和方位感的历史街区一起，构建起与以往作品既相似又不同的南京城形象。甚至于小说中对历史脉络的清醒和对历史理性的淡化，对种种历史现象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从容，都生动描绘出看惯了历史兴亡的南京的大气与淡定。至少从《璩家花园》的讲述来看，叶兆言只是在扮演一个说书人，而非真正的说书人，他能提供的情感观照和智性体验远远超出了说书人的范畴。
毫无疑问，《璩家花园》凝结了叶兆言作为南京市民的数十年的观察积累与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反省，继续着他不懈的艺术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完美融合在了他想“留给女儿一个故事”的初衷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比舒适且踏实的文本。他把自己和历史的身段一起放下，代之以饱满的真挚感情讲述一个漫长的人生故事。他想告诉晚辈们一些他们或许知道又或许不知道的往事，告诉他们南京这座城市近到可以触碰的悲苦与平和。当我们跟着他的讲述了解了璩家花园的风风雨雨后，合上书本的一霎那猛然发现，这不仅仅是关于南京的故事，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关乎中国命运的故事。站在文学阐释学意义上，这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指导意义”[8]。
注释
[1] 王冰曦、刘川鄂：《发现另一个南京——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速评》，《小说评论》2023年第5期。
[2] 叶兆言：《〈璩家花园〉创作谈：带着含笑的眼泪继续写》，“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3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nNvcd9DiBHOPzaVPatgu0g。
[3] 张明萌、梁婷：《叶兆言：我就是生活在唐朝的疯子》，《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3期。
[4][5] 叶兆言：《璩家花园》，《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1期。
[6] 南帆：《写作犹如天命：文学与历史的缠绕——叶兆言若干作品的感想》，《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7] 刘阳扬：《个人与历史的双重叙述——评叶兆言〈刻骨铭心〉》，《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
[8] 卓今：《文学阐释学的历史化与功能性指向》，《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