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的文学变奏——读《我的皮村兄妹》
皮村，位于北京朝阳区最东端的城中村，这里聚集了2万来北漂的外来务工者，依托皮村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在北京打工谋生。在皮村狭窄的街道两边，密布着各种自建房、小商店、澡堂、饭店，飞机时常从皮村上空飞过，带来巨大噪音，与拥挤的门店和街道相映照，营造出一种小县城的魔幻即视感。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皮村501个城中村当中的一个，与其他城中村不同之处在于皮村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友组织，比如工友之家、同心学校、共享厨房，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兴趣小组，民间工人组织比较完善。其中文学小组是产生影响力最大，同时存在时间最长的兴趣小组。文学小组的成员平日里从事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业余演员等工作，周末则会聚集在皮村上文学课，并在张慧瑜、师力斌、袁凌、孟登迎等高校教师、文学杂志主编、文化界人士的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以非虚构文学写出自己的故事，范雨素《我是范雨素》、史鱼琴《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寒雪《高楼之下》便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代表性作品。几年前，范雨素的爆火让皮村文学小组得到了外界的关注，知道了住在皮村从事体力劳动但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外来务工者，使“新工人文学”得到了外界的关注。袁凌《我的皮村兄妹》写的便是居住在皮村从事体力劳动，但又心向往文学的基层劳动者们。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比如育儿嫂、保姆、二手服装店主，但都对文学充满了热情，文学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自留地。对于他们而言，文学是表达自我的窗口，同时也是获得尊严的方式。
皮村文学小组定期出版《新工人文学》，正如期刊的名字一样，他们给自己的定义为“新工人”。皮村的工人维权组织和互助团体使这种色彩更为浓烈，诸如史鱼琴、小海这样的打工者很愿意住在皮村，虽然收入并不多，但这里离“文学”更近。同时皮村的工人组织和氛围也使他们愿意生活在皮村，在北京这座首都皮村为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获得些许归属感。有的打工夫妻在皮村关系反而亲密了，过上了和睦的“小日子”。但像育儿嫂这个行业，她们的生活围着雇主打转，雇主们放松的家是她们工作的场域，从这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她们像是背着壳不断迁徙的蜗牛，其漂泊感更为强烈，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中介所便是育儿嫂在上户和下户间短暂停留的容身地。选择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工的育儿嫂大多家庭困难，与丈夫关系不佳，老家的子女和老人指望育儿嫂还算高的收入生活。在皮村文学小组中，育儿嫂是主要群体，关于文学对她们的影响和意义，我曾与范雨素有过交流，她告诉我文学并不能给她的经济条件带来多大改变，但是可以使她通过读书和写作获得自尊自信，在平日的工作中她能够有平和的心态对待工作中遇到的不公平，而不会像其他育儿嫂一样生气抱怨，对于家政工作中的麻烦事“看得更开”。同时，她也非常感谢读书和写作给她带来的改变，女性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她担当好母亲的角色，把子女教育得好，以便他们有更好的发展，这是女性在家庭当中的独特价值。谈及工友李文丽的孩子在天津读大学而后又到北京工作，范雨素显露出敬佩和羡慕。
近几年来，皮村文学小组得到外界关注渐多，在公共媒体看来，打工者与文学是两个反差极大的事物，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描写城市中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农民对高雅生活的拒斥本质上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方式的拒绝，两者的矛盾一度构成建国初期颇为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
皮村文学小组恰好在两种风格不同的事物间架起了桥梁，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自愿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故事，一方面表达自我，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打工经验。另一方面向大众真实呈现位于城市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向公众展示不为人知的生活面向。范雨素《我是范雨素》、王计兵《赶时间的人》、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陈年喜《炸裂志》都是这样的作品，展示出不同于白领精英阶层的生活，用王计兵的话来说，他们是“生活在低处的人”。从文学层面来讲，他们发出了这个群体自己的声音，从“无声”变为“有声”，争取到了自我表达的机会和能力。比起外来务工者、打工者，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称之为“新工人”，其背后正是对自我社会地位的确证。在交谈中，范雨素回忆起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课文，那时候小学生未来的理想是工人、农民、科学家，而现在三者却成为社会地位悬殊甚巨的职业，当范雨素用流畅的语言和我谈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内心颇为震动，在他们自我表达的背后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追求，希望借文学给自己正名，追求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和社会价值，并且让社会听到她们的声音。皮村的影响和意义更多地是给来北京的外来务工者提供平等、友爱、有归属感的生活环境，有同心学校的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时时感到被重视、被关爱，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
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育儿嫂史鱼琴记录下数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与丈夫分居两地时写下的性爱文字，这让本书作者袁凌看到后心惊肉跳，感叹文字大胆。对于她们而言，文学让她们获得了自尊自信，同时也通过写作表达自我，在史鱼琴看来“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需求。她们在文学中找到另一个自我，即育儿嫂身份之外作为女性个体的自我，不被男性、社会所定义。这是她们愿意待在文学小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甚至将上文学课作为神圣的活动，会在工作间隙专门留出时间来上文学课，秉持着神圣和崇拜的心情听老师讲课。每当上文学课的时，史鱼琴的丈夫便用电动车载着她去上课，并耐心地在教室外等待她出来，仿佛教室里地世界是与他完全不同的世界。袁凌在《我的皮村兄妹》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瞬间，让我们看到文学给她们生活带来的希望，可能这种影响并不能在改善经济条件上产生多么大的作用，但对于个体精神的自足意义重大，而北漂打工者最缺乏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和文化的认同。
但是无法忽视地是，在《我的皮村兄妹》中我发现了一个现实，那便是她们从文学中获得的滋养和提升并不能给她们的工作环境带来相应的改变。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地遭受着职业与志业的矛盾，他们在“工友之家”中获得了维权知识和劳动者的尊严，但这种独立和自由仅仅能够在文学创作中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情况下，雇主并不希望他们雇佣的育儿嫂有过多的知识和想法，更不需要她们有文学素养。文学并不会让她们的工作更加“出彩”，反而会显得“理想化”和“矫情”。巧珍曾经在雇主不肯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提出“双休”的要求，她自以为这样便可拿出一天时间去皮村听课，另一天去画画，但是这样的要求在雇主看来非常难以理解，结果便是以辞退她告终。范雨素曾因为雇主踢了她一脚而与之对簿公堂，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史鱼琴在本书作者袁凌的帮助下筹得了治疗乳腺癌的款项，但在后来上户时被雇主查询到这段经历，于是拒绝雇佣她。这揭示出一种现实的困境：文学小组的成员在文学世界中获得自我表达和自尊自信的同时，现实环境中却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职业困境，雇主并不希望她们所雇佣的育儿嫂或保姆有太多知识，可能平庸和文化水平不高更有助于她们干好这份工作。那么，基于冷漠简单的雇佣关系之下双方的关系并不会长久。当然，有的育儿嫂也遇到了好的雇主，这是建立在运气和机遇的前提下，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育儿嫂们怀着十分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段关系，她们有很深的自卑情绪，她们在获得雇主的青睐时仿若恩典一样，感谢雇主的帮扶，阶层差异以市场经济体制下雇佣关系呈现出来，两者之间的矛盾又以育儿嫂们“事多”“刺头”“不服从安排”体现出来，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了打工者在平权要求下反而受到的不公平遭遇。
在《我的皮村兄妹》中袁凌不仅写了像范雨素、史鱼琴、小海这样的外来务工者，还有诸如王德志般经历独特的人。他90年代来北京闯荡，起初想通过上春晚改变命运，并为此去学了相声，后来靠才艺吃饭的想法在现实中遭遇失败才促使他另谋生路，他以组织者的身份创办了工友之家，举办“打工春晚”。他既是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的创办者，同时还是皮村工人商店的老板，是皮村的灵魂人物。在他周边围绕着小海、王海军等外来工人，他的经历促使他用同情的态度去帮扶他们。他的事业与皮村工人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打工博物馆的拆除对于他的影响更大。在连续几年的“打工春晚”上他邀请两位相声演员表演节目，模仿的是崔永元《昨天今天明天》小品的配置。王德志多次邀请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来主持“打工春晚”，但却没有想过加他的微信。正如王德志在皮村担任的角色一样，他有“理想”，但又不够“现实”，他创办了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又看着它们在北京城市改造的进程中被推倒拆除，他的北京梦也在坍塌的墙壁下悄然隐遁了。
2017年，北京推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一些非首都功能，大量外来务工者离开了北京。2023年，皮村打工博物馆关闭、工友之家员工搬家、挖掘机进场拆除，同时皮村文学小组的资助停止了，定期出版期刊、房屋租金和员工薪酬顿时没了着落，只能靠零星捐赠。文学小组的成员也各自经历着生活中的各种阵痛和压力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在以前，他们短暂地回乡办事后便急匆匆地返回皮村，皮村比他们的老家更有吸引力。但现在，这种往返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2025年，原同心学校校园的租约将会到期，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未来又将如何？在《我的皮村兄妹》最后，袁凌描写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各自离散的情状，在未来的生活中皮村文学小组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皮村以及文学小组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
以往我们习惯于阅读由作家、文化人、知识精英书写的文学作品，而很少关注到身处城市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皮村文学小组所开创的文学形式是城市打工者自我表达，是他们争取劳动者自尊自信的重要方式，他们填补了中国文学中新工人生活缺失的方面，发出他们独立的声音。新世纪初，文学界曾有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底层文学是否能真实书写底层的生活，发出底层的声音。在知识界看来，“底层”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权力的最下端，同时在文化层面也无充分的话语权，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然而，以皮村文学小组所创立的“新工人文学”正是发出城市中外来务工者自己的声音，表现他们的生活，呈现出城市下游外来务工者的生活面向，他们不再是通过知识者代言，而是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皮村文学小组是打工者表达自我，真实地呈现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是展示苦难，而是与苦难和解，这是或许是皮村文学小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独特的群体，用文学的力量遍及更多那些“生活在低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