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真谛、绿色吁求与诗性守望——论胡冬林的自然文学创作
自然文学流派于17世纪滥觞于美国，沉淀着丰厚的生态理念与人文内涵。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1616）、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1791）等作品面世，开辟了自然文学的文体风格及研究主题。至19世纪，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1836）和爱默生的《论自然》（1836）等著作的诞生确立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内涵。进入20世纪，约翰·缪尔的《优胜美地》（191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等自然文学作品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范畴，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的广阔视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突出推崇生态义务、呼唤爱的循环的理念追求，如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1991）、斯奈德的《天地一隅》（1995）等。无疑，以美国作家创作为主的自然文学呈持续拓展的活跃态势，以含蕴丰富的自然为创作对象，辩证地思索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既彰显“个人与自然的交流，又由此折射到自然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1）迥异于大部分生态文学作家的书斋式写作，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尤其注重位置感与实践性，往往选择亲历荒野的体验式写作形态，以散文、笔记为主要文体类型。
自然文学在我国当代的起步是1978年，刘先平创作出版了野生世界探险系列《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以及散文《山野寻趣》，可以看作是“大自然文学的奠基之作”。（2）随后，苇岸出版了《大地上的事情》（1995）。
出生于吉林长春的满族作家胡冬林，是稍晚出场的自然文学作家。他的自然文学写作深受美国自然文学创作的启发，并与自身生命经验紧密糅合，经历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探索与升华过程。年少时起，受地域民族文化精神与家庭浓郁自然文化氛围的浸润，胡冬林的心底被播下了热爱与保护自然的种子。随着生活阅历与学习经验的累积，他逐渐获得了自然博物方面的丰富学识，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卡逊、梭罗、利奥波德、惠特曼等经典作家作品中汲得丰腴养料。1978年底，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带来的思想震动，召唤他真正迈入自然文学创作轨道。之后，他的思想意识获得进一步提升。1995年伊始，他积极回应英美自然文学作家重视“地域感”的创作传统，接连寻访被视为满族发祥地的长白山，随后于2007年驻扎林区，开启长达5年半的深入考察旅程。2001年，他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自然文学开篇之作《青羊消息》，而后陆续推出诸如《拍溅》（2003）、《原始森林手记》（2009）、《蘑菇课》（2011）、《狐狸的微笑》（2011）、《山猫河谷》（2012）、《山林笔记》（2020）等独具魅力的佳作。整体观之，胡冬林的自然文学创作以长白山林区为地理根基。在长达20年的光阴里，他以“森林人”的生命存在形态丈量长白山广袤土地，广泛又细微地探察自然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壮阔的活动影像，希冀“寻求我们的兄弟物种——数不胜数的野生生命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雷达曾指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写作，而且是具有浓厚文学性的生态文化的文化性写作，其意义就更大，更具有广泛性。”（3）胡冬林的创作充分发挥自然文学的开放性品质，其精神视野以长白山为圆心，溢出地域的特定限制，辐射的是构筑于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关联之上、丰厚而成熟的生态伦理与生命旨归。本文将从三个维度深入探寻胡冬林的自然文学世界。
一、森林美景的生命真谛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信仰中，始终渗透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近代以来，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工具理性思维统摄下，大自然一度沉陷空洞失语的境况，自然的“祛魅”造成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深谙地球生态困境的胡冬林自觉回归大自然语境展开文学创作。他将长白山原始森林作为创作根据地，全方位触探魅力无穷的自然脉搏，用清新洗练的笔调庄重绘制一幅幅涵盖动物、植物及菌类的野生生命图谱。充盈斑斓美感的各色物种跃然纸上，氤氲着本真独特的个体之美与浑融相连的整体之美，浸透博奥的自然生命真谛。
胡冬林对自然生命个体的律动过程具有十分敏锐的撷取能力。他用浸润泥土气息的笔触记录森林现场的各种奇遇，带领读者真切感受各色野生动物勾联的曼妙生命形态及其迸发的原生野性魅力。在一处林间小池塘边，他长久地静坐着环顾体验，观赏到蓝豆娘捉对摆动纤细身躯的轻盈舞姿，聆听着翠绿油亮的东方铃蟾如风铃般轻软的歌声，更捕捉到竞相盛开的缤纷花朵、水底弯曲游动的小鲵、振翅短鸣的黄绿色蚂蚱等周围一切动植物形态的美妙变化。行至峡谷小径，他的视线被星鸦怪诞绚丽的狂热舞姿所定格。从陪同的引路人那里他得知，星鸦这种看似荒唐的行为实则是一种采集与储藏松子过冬的必须准备。漫步于林中时，他邂逅了热情而飞快地嗑去松塔干透的外壳的松鼠们。当他注视着松鼠的勤勉劳动时，发觉松子有时从松鼠趾爪间掉落、又被捡拾到它的“蓝大胆”丢弃的现象。据老山民的介绍，这正表明松鼠是挑选松子的行家。随着蘑菇季的到来，在科研所的菌类专家王柏的带领下，胡冬林每天在山中上四至五小时的“蘑菇课”，由此探访到山林中形态多姿、色彩纷呈的菌类世界，揭开了各类蘑菇焕发的令人惊叹的神奇奥秘。正午时分，他注意到一株艳丽夺目却无蝴蝶光顾的蘑菇。依据专家王柏的解释，此刻散发华美而高雅韵味的蘑菇乃是大名鼎鼎的红蛤蟆菌。由红蛤蟆菌能够致幻的毒性症状，作家又了解到它可作驱蝇的妙用，以及它曾被远古的部落萨满视作生命源泉，利用其辅助达到通灵引导的良效。菌类生理特性赋予的神奇色彩与价值被生动提炼出来。
长期探访长白山生灵的胡冬林同样发掘出了源于自然竞争的壮烈的生命美韵，并极尽张扬这些原始生命质地的高贵、庄严与韧性。《蘑菇课》中，他受到丛林深处一阵尖利惨叫的吸引，急忙循声前往查勘，便目睹到松鼠一家同长尾林鸮扣人心弦的激烈大战，并为之深感震撼。在强大的天敌步步紧逼的追捕面前，看似气质柔弱的松鼠为拯救同伴迸发出毫不畏惧的战斗勇气与谋略，蕴蓄顽强刚烈的生命力度。《拍溅》逼真描绘出水獭灰妞捕食鱼群的惊心动魄的全过程。凭借觅食本能的水獭迸发激越的生命禀性，得益于漫长进化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身体构造，水獭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被追杀的、处于弱势的大鱼同样出于求生本能，毫不畏缩地全力迎战，直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胡冬林惊叹于动物生命的强韧，更意识到这场浸染悲壮格调的生死智斗既是两种独特生命意志的庄重较量，亦是对自然界适者生存客观规律的淋漓呈现。在基于感性体验后的理性沉思中，胡冬林的情感思想凝结成深刻的生态智慧，继而深有感触地认识到：“自然界发生的任何死亡与新生、繁盛与衰落、枯萎与萌发、伤病与健康、悲痛与狂欢都是进化的一部分，都有其合理性。”（4）正因对自然生命循环现象的透彻理解，他才会在山猫与獾紧张缠斗之时，虽牵挂体态娇小的山猫的安危，但仍有意识地不干涉这场对峙，充分尊重自然的生存法则。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作家看到了自然存在物各自生命潜能的强力展开，实现了生命个体不断向外的发展进化。
胡冬林之所以能够在巡视万物的过程中，贴切自如地描绘野生物种各具魅力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国外自然文学作家与作品提供的研习自然之道。尤其是以美国东部的卡茨基尔山为写作背景创作了《醒来的森林》，并被人称为“鸟之王国中的约翰”的约翰·巴勒斯，（5）可谓胡冬林观察与描摹自然的重要向导。他极为欣赏与敬佩巴勒斯在《醒来的森林》中描绘春天的鸟儿的过程，并将巴勒斯视为“学习并想达到的终极目标”，积极借鉴巴勒斯贴近自然、以优美淳朴的写作样态描写鸟儿的经验。在《原始森林手记》中，他捕捉到早春三月各类鸟儿翩然起舞、纵情歌鸣的美妙画面，并精准贴切地摹绘出不同鸟类的动作声响与热烈高昂的生命活力：盘旋起舞的银喉长尾山雀嗞嗞地欢叫；灰腹灰雀与长尾雀卖力地敞开清脆歌喉；雄性白背啄木鸟敲击响木激情地奏响圆润嘹亮的春歌。他指出这些鸟儿是在施展各自的魅力以吸引雌鸟的目光。在胡冬林笔下，大自然造物本真的个性生命风姿得以详尽呈现，各自激涌的鲜活美感获得了生动注解，召唤世人心底日渐消退的对自然的好奇与敬意。
生态整体主义哲学强调：“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6）胡冬林深受以奥尔多·利奥波德为代表的生态理论熏陶，他潜心阅读《沙乡年鉴》，理解了其最后一篇《大地伦理》所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的概念，拓展了对包括人类、动植物、土壤等成员在内的土地社区的认知，深入了解到人与其他生物成员间基于土地存在的密切联系。进而，他以深厚的实践积累为支撑，自觉凭依生态整体的深层眼光，将原始森林中的所有生物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自然平衡的整体之美的呈现，胡冬林探寻了自然之境的规律性运作，从而解码了自然物之于长白山森林体系巨大的价值贡献，诠释生命之间互利互惠、协同进化的共生智慧，并牵引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阔思索与领悟。
利奥波德通过在美国西南部山区的经历，领悟所有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胡冬林则在细致入微地观照长白山原始森林自然生态中，察觉出个体与生态整体间千丝万缕的正向联系，从中廓清动植物及菌类对生态系统的伟大贡献。可以说，胡冬林的自然文学超越了对大自然生命寻常意义上的描绘与欣赏，而进一步迈入自然系统内部循环层面，以探索万物共荣的和谐生境。在植物方面，穿梭林间的他细致入微地勘察到，倒塌的椴树体内仍储存着各种营养物质，为榛蘑的萌发生长供给源源不断的能量；已腐朽20余年的风倒木覆满腐叶与青苔的躯干已成为鬼笔科真菌的摇篮。在动物方面，胡冬林通过观察狍子加速腐烂的尸体，发现它的腐化依靠的是被称为“埋葬虫”的腐肉类甲虫，而这类甲虫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净化。他还认识到紫貂、金雕、狐狸等动物通过捕食小型啮齿生物避免了幼树的枯萎，维持着原始针叶林的天然更新等。跟随菌类专家考察期间，胡冬林归纳出与多数植物结合共生的菌类对森林繁盛的促进作用。在观摩林中正值盛年的树木旁枝上生长的菌类时，他认识到这些菌类正剥除病树的坏死部分，供其茁壮生长。仔细察看被菌类腐蚀的倒树后，他又发现菌类专挑孱弱病朽的树木进行腐蚀分解，为动物们播种的新树苗腾出全新空间。
依托广博的生态学知识储备，并经长期的森林探查，胡冬林也自觉领会到大自然神奇的食物链原理，形象地勾勒出生物间的生存互赖性关联。前往奶头河观察小鸊鷉之时，他由水底淤泥上爬行的石蚕蛾幼虫与它们留下的泥迹，联想到5年来所看到的各种动物以石蚕蛾为食的场景，进而诠释出和谐共生的重要生物循环链：以清洁的水资源为基础，树叶的凋零腐朽哺育了水生浮游微生物的成长，而这些毫不起眼的微生物又为石蚕蛾幼虫供给着养料。由此孕生出的蠕行于水底淤泥之上的石蚕蛾，则又成为长白山野生动物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从中感知到一种生命的死亡即是另一种生命的新开始，它们的生命周期同森林季节的变换环环相扣，在各司其职、涵养一方土地的同时，又真实感应彼此的存在，发挥各自价值相互共同生成。建立在长年的山林勘察与宽阔的生态视野之上，胡冬林总结出关于森林系统的哲理性认知：即原始森林乃是“物种间共生互动生命之网的完美典范”。（7）他认为在潜隐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自然空间中，各类物种因顺应生态整体稳定发展的需要而呈现生机勃勃的面貌，共同编织与维护着森林生物群落的动态平衡。
自然界作为孕育生命的庞大有机生态系统，其结构内部的多样生命彼此勾联与依赖，它们呈现的相互关系与进化之道也是自然生命存在的本质表征。经过亿万年动态演化的自然环境同样塑造与守护着人类世界，是容纳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场域。“自然之美绝非实体之美，也非‘人化自然’之美，而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一种共同体之美。”（8）因自觉秉承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经过实践的启悟，胡冬林对人与自然关系有了全面化、深度化的新认识。在思索褐河乌激烈冲上崖缝处窄台阶的现象之际，他衍生出人与自然生命彼此不可分割、休戚相关的伙伴关系：“它们是我们的野生同伴，自然界中的兄弟姐妹，我们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9）由自然母体滋养而生的人类应作为生物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构成生命有机整体的自然界其他生命处平等地位。进而观之，人类生命同整个生物圈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于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载体，因而“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10）可见，在尊重自然规律、关爱并帮助自然生命获得更佳生存条件的生态智慧下，人类文明的发展愿景才有实现的可能。
二、护卫荒野的绿色吁求
基于地球万物的生态整体关联性，大自然成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命脉，人类生命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生命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利奥波德曾在《沙乡年鉴》最后一篇中阐明“土地伦理”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1）胡冬林同样将维护与利于土地健康的观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并鲜明指出野生动物是森林的“原住民”，而人类则是外来的“匆匆过客”。他深痛批判与反思大自然环境中卑劣的人类行径，积极倡导人类对自然环境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其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人与自然恶劣关系的揭示与生态伦理的诉求，包孕浓郁的自然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
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针对杀虫剂对于生态环境的危害性问题做出生动详尽的阐释，并给予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胡冬林在日记中提及，他从中获取深刻的思想启发，极大提升了环自身的保责任意识。他联想到本土滥用杀虫剂的普遍现状，通过自觉反映生态灾害、彰显严重恶果以警醒世人的创作旨向，结合充分的实地考察，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发乎于心地观照与思考自然物种生命状态的过程中，胡冬林不仅看到了自然生态之美，更敏锐地察觉出身处的森林生态饱受摧残的处境，感应到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在耳闻目睹人类唯利是图的破坏行径及生态失衡的灾难后果后，满怀忧虑的他将野生生物的窘困生存境遇付诸笔端，包蕴深沉的道德批判与生态凝思。《原始森林手记》中，他带领读者进入动物悲惨的生存现场，悲痛地指出野生棕熊生命接连凋敝走向穷途末路的根源，正是由于人类无休止的捕杀与持续不断的开发；松鸦原本拥有的美妙多变的歌喉，如今却被普遍存在的噪声残酷地磨灭殆尽。
胡冬林愤慨于急功近利、生态意识淡薄的人类肆意侵蚀自然环境、粗暴捕猎野生动物的行径，在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倾注凝重追思的基础上，他发出关乎未来生态灾难的敏锐预想。《约会星鸦》中，他在原始林中发现采松塔人的营地，回忆起10年前在保护区掀起的大规模持续采松子风潮。对此，他明确指出保护区采松子的行为既危害马鹿、紫貂、远东豹等野生动物生命安全，又将对需要漫长更新过程的原始红松林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伤害。随即他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到那时，长白山最引以为自豪的原始红松林将不复存在！”（12）这是对现代人自身生存状况的严肃警示。《拍溅》中，他透过森林调查员老卜的所见所闻，预见到当人类大肆开发所有的陆地水源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清澈水域的水獭们将面临“被人类挤压强逼到海边”的悲哀归宿。受卡逊的深远影响，他还于《山猫河谷》中加入了一段关于杀虫剂的描述，悲愤揭示人类频繁上演的肆意投放剧毒杀虫剂而破坏生态的行径。人类对自然生命界限的僭越以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索取“剥离了自然同自己的密切联系与和谐关系，使得诗意的生存一去不复返”。（13）脱离生存根基的人类将吞下空前的生态危机恶果，深陷现代文明荒原的歧途。与梭罗发出的“我想为自然辩护”的宗旨相似，胡冬林在沉重展露人与自然的对立矛盾之上，表达了掷地有声的鲜明立场：“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14）
法国的莫斯科维奇认为：“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15）胡冬林目睹人类对野生物种施加的频频伤害，深刻认识到人类精神层面普遍性的生态危机。他深切关怀当下生态命运，将伦理关怀的呼唤对象由狭隘的人类种族界限扩展至自然界的整体生命范畴，从而理智导引人类树立尊崇与善待自然生命的基本道德。他用将近1年时间亲身观察与体验赤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终体悟到：“人类与四海之内的野生动物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亲兄弟。”（16）这一认知彰显的是生态伦理的内核，与利奥波德提倡生态良心的“土地伦理”思想有着内在勾联。在吸取卡逊、利奥波德等生态学家观点的基础上，胡冬林进一步思索如何解决自然与人类的紧张关系，并提出极具可行性的独到主张：“只要人类停止杀戮和虐待动物，让它们自由自在生活，它们将很快忘记人类对它们犯下的血腥暴行，重新与我们和睦相处。”（17）从生态伦理的高度上，他试图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与行为准则，展望自然万物自在生存的和美愿景。《拍溅》一文中，森林调查员老卜在发现北方水獭踪迹后，清醒意识到可能会惊扰它的自然生活现状。为尊重水獭的生存领地，他主动分隔开自己的活动范围。随后当察觉水獭同威胁其生命的硕大母鱼遭遇之际，他又做出帮助困于浅水滩的大鱼脱险的另一种选择。救助生命垂危的大鱼的举措既是源自对生命繁衍的珍视，又是出于生态循环的考量。这种朴素的生态良心的召唤下的行为，彰显出对野生生命博大的伦理价值关怀。《狐狸的微笑》讲述了孙喜彦救助狐狸的事件。望着向人急切地求救的母狐，受生态责任意识驱动的孙喜彦以小心翼翼、轻柔体贴的方式将它从铁夹的牢牢禁锢中脱离开。一条野生生命因此得以挽回，重新获得鲜活灵动之美。他的行为传达出尊重生命的道义取向与对自然生灵的温情呵护，闪烁着人性的道德光辉。
胡冬林的作品里，不单熔铸他身为自然文学作家提倡生态和谐发展的创作使命，更显现出以森林护卫的姿态践履生态保护的战士品格。《山林笔记》记录下他对野生物种生命权利身体力行的坚定捍卫。当听闻数头野生熊被盗猎分子残忍毒杀后，胡冬林忧愤地通过艰难跋涉冒险拍下照片与录像披露此事件，并为此四处奔波、不遗余力地呼吁有关部门采取强效的管护措施。他本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野生自然环境保护事业，不遗余力地践行着敬畏与爱护自然的生态人格理想。他为维护绿色生态做出的坚毅果敢的行为示范，源于自我深刻的生态保护意识的内在推动，也与蕾切尔·卡逊、约翰·缪尔、爱德华·威尔逊等投身环保运动的世界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密不可分。诚如史怀泽所言：“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18）在胡冬林看来，推动人类生态道德的积极重建有利于健康人性的回归、人类精神品格的完善。当人类认识到自我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身份，立足讲究道德关怀的生态伦理与长远开放的生态眼界，进而恢复同万物和谐共生的原始生态关系，才能有力推动现代精神文明的蓬勃建设。
三、审美生存的诗性守望
自然文学作品乃是“人类心灵与自然之魂的沟通与对话，人类内心的风景是由自然的风景养育滋润的”。（19）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们往往寄寓着从自然中寻求心灵依托与慰藉的荒野情怀。如爱默生将自然视为精神的象征，在《论自然》中呼唤人们从对自然新鲜的情感体验中觅得新的精神文化，以促进精神生命的新生；梭罗的《瓦尔登湖》透过在瓦尔登湖畔的独居见闻，寻求荒野的精神价值，孕生出内涵丰富的朴素生活智慧；奥斯汀走向荒凉的沙漠，在《少雨的土地》中抒写沙漠奇特的景观深蕴的震撼心灵的魅力。其中，梭罗对胡冬林的影响尤为深刻，他在日记中谈到他的灵魂与梭罗相通，将梭罗视为自己的“知音”与“心灵的守护者”。当他写作灵感枯竭、情绪低落之际，梭罗的作品总能驱散他内心的阴霾。从品读梭罗的作品过程中，他收获宁静而诗意的灵魂洗礼，深化了对自然生命的感知与理解。胡冬林既有常年的城市生活经验，又有多年深入山林的生命体悟，对芜杂世俗与野生自然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深有体会，他深知同充斥功利与喧嚣的城市环境相比，“只有山林是真实的，也是能驱散失望、消除忧虑、抚平创伤、疗好身体的至爱所在”。（20）这与梭罗在深刻批判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提出“在社会中寻找不到健康，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21）的观念相呼应。胡冬林将长白山森林作为栖居的精神家园，建构出人与自然交往之时萌生的心灵互动与共鸣情境。他的作品因而弥漫精神的升华与生命的启悟，切近人类的审美生存内核。
像梭罗一样，漫步于山林之中的胡冬林不但用眼睛巡览万物，更全然张开五官感应自然，找寻同自然之间存在的一种最为直接、简朴的原始联系。他化为自然的一部分，融于长白山原始大森林内部，由此展开的是一场场融合多重感官要素与情感力量、作用于自然景象的捕捉与复刻之中的审美活动，凝聚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感染力。《黄金鼬》记述了他同一对热恋中的青鼬偶遇时，即刻调动感官塑造出情感化的动物形象。他首先用敏锐的视觉观察到青鼬独特的外形特质，紧接着提取一股散发扑鼻骚臭的嗅觉体验，并同时借助听觉感受到一种尖细短吱娇咛的自然之声。透过立体动感的自然感受过程，他从青鼬的角度设身体会到奔涌勃勃生机的欢愉情韵，洋溢着的生命渴望与激情。此种感知体验与青鼬的无拘天性在碰撞的一瞬实现交叠，自然化了的内心由衷鼓荡起绵延不绝的狂喜与震撼，融入鲜活自然氛围的审美状态。《山猫河谷》中，他依据追踪到的山猫在雪地里留下的形态各异的足迹，积极释放视觉与听觉的原始作用。他将内心的情感流动与外现的山猫踪迹紧密相连，以山猫的心态推断其捕猎时刻的激烈情境，构建出融合画面与声音的动态场景：发觉异样动静的榛鸡咯咯地报警并纷纷从雪下腾跃，而山猫的奋力勾抓未能奏效，最终由起飞的榛鸡群发出纷杂的声响凝汇成森林声浪，唯剩下山猫伫立呆望的身影。毫无疑问，风景与声景相结合之下，显示出胡冬林与自然主体非凡的情感对接与生命互动，作品因而富于一种同自然物种情感交流的亲生命性。他在《山林笔记》中表明，这种“亲生命性”（22）的表达恰源自阅读爱德华·威尔逊的《蚂蚁之王》后，心灵受到的深邃启迪。
生态审美活动带来的丰富感官经验连接起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进而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精神层次的诗性融合。在《鹰屯——乌拉田野札记》中，作家走进倚靠长白山的古老村庄鹰屯，生动捕捉乌拉满族老人亲近自然的淳朴生活形态。失去亲人的杨老汉整日与马为伴，长期融洽交往的过程令他与马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依赖。他从小马“用脸颊蹭肩”与“轻啃胳膊”的行为中获取无声的精神安抚。而关德印深信每棵树木皆有灵魂，他坚持以虔诚之心栽种与培育果树。面对百年难遇的大旱，他选择对着树林许愿祈祷的方式祈盼神灵的庇佑。与树对语根源于萨满文化原始的自然崇拜精神信仰，成为关德印心灵必需的一种强劲支撑。这种人与树交流的方式与美国自然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惠特曼在散文集《典型的日子》一书中曾记述到，他按时来到橡树跟前，通过与橡树之间进行的身心互动来医治心灵创伤，汲得生存智慧与启示。在《青鸟晨歌》中，胡冬林全身心地感应啄木鸟通过击鼓奏鸣传递的绵绵不绝的生命之歌。清脆洪亮的鼓点包孕激昂生命力，唤醒冬眠的万物加入合唱，为三月初的枯寂森林带来勃勃生机。此场自然生命奇观蕴含的无限生命活力沟通了他的内在精神，被激越壮观的声景包裹其中的胡冬林心头不由得泛起欢欣波浪，获得足以丰盈与净化心灵的审美享受。在面对自然时，他还透过感悟动物的行为模式提炼出关于现代生活的哲理启示。如《山猫河谷》中，山猫沉浸式感受气味的方法引起胡冬林的精神深思。他从中领会到自身需要“珍视身边万物散发的各种美好气息，深深体会其中的精妙之处”。（23）并且进一步推导出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应当身心贴近久违的自然土地，去接受纯净舒畅的自然气息的洗礼，获取鲜活丰盈的精神能量。
对胡冬林而言，透过人沉浸自然铺展开的深层心灵风景的映射，更能够深切感知“由人间的亲情延伸向对大地的热爱，大自然中的宁静与定力又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反馈于人间”。（24）《约会星鸦》中，他通过学习星鸦的叫声，幸运地唤来没有同类伙伴的母星鸦并近距离凝视。身处人地两生环境的他同样怀有强烈的孤独情绪，自然地与希冀同伴的母星鸦的生命体验共振。低头用胸腹来回擦拭尖嘴的星鸦，投映在他眼中便如同一位爱美的姑娘，重新唤醒他渴求爱情的青春岁月。人格化的星鸦饱经风霜的模样更激起他内心的尊敬与慈爱。借由模仿鸦鸣与星鸦产生精神共鸣，他实现了生命天性的解放与舒展，而孤寂感也转化为与星鸦之间心心相印的、如亲人般的紧密情感生命连接，星鸦饱藏纯粹幸福的鸣叫悄然温暖与抚慰着他的寂寞心灵。渴望感情依恋的胡冬林从动物身上寻觅到情感与精神的坚固依托，彰显融汇一体的人间之爱与大地之爱。
胡冬林在作品中表现的同自然生态融为一体的生命转化，不仅表现出传统意义上的寻求与自然生命的沟通，更是深蕴着确认自我、生态安居的现代人文精神。“审美的生存方式，是最自由的、最符合生态的生存方式”，（25）现代人审美生存的要义需在回归自然生态家园、探索文明与精神出路的途径中找寻。人类从自然界中汲取精神上的亲和感与归属感，获取健康的心理状态，进而实现人性自然之根的诗性复归与安居。他的笔下，自然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参悟人类同大地息息相通的生命意蕴，是再造人与自然紧密洽和关系的关键通道。
结 语
鲁枢元指出：“文学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生态学。”（26）程虹认为：“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27）胡冬林的自然文学与他自身的生活实践浑融一体，基于以野生物种原初生命为内核的整体生命范畴，他深掘出自然生命独特而丰厚的内在蕴含，孕育不断扩深、发人深省的生态体验。纵观当代世界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追求，可见“研习自然与认识自我，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28）在自然文学创作日趋活跃的21世纪语境下，胡冬林自然文学创作立足时代前沿，有机融合理性科考与诗性审美，纵深发掘瑰丽多姿的野生物种生命奥秘，在关涉自然与人类关系与人类生存方式的智性追思之中，找寻现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与审美出路，蕴含覆盖整个地球生态的终极生命关怀。进一步而论，胡冬林的自然文学作品内赋的普遍性精神旨意与价值取向与世界自然文学相连通，成就了世界性的文学表达。毋庸置疑，胡冬林的自然文学为21世纪中国自然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可循的艺术典范，同时为推动中国自然文学走向世界、迎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表率。
注释：
（1）（10）（24）（28）（21）程虹：《寻归荒野》，第311、20、19、85、130-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赵凯：《大自然文学论纲》，第2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
（3）雷达：《他发出真正的天籁之音——谈胡冬林的生态散文》，《作家》2013年第15期。
（4）（7）（12）（14）（16）（17）（23）胡冬林：《狐狸的微笑：原始森林里正在消逝的它们》，第260、330、133、332、325、322、26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5）（19）（27）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第70、5、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第9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
（8）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20）（22）胡冬林：《山林笔记》，第772、136、104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
（11）〔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213页，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2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20页，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8）〔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第131页，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5）李卫华：《生态文学的价值重构》，《前沿》2010年第6期。
（26）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第3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