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志》：以植物书写的方式彰显乡村振兴
老藤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草木志》，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正因为关于草木也即植物的描写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作家才会用“草木志”来命名这部作品。与当下另外那些同样关注表现山乡巨变的众多长篇小说相比较，《草木志》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不仅睿智地抓住了东北地区的众多植物，而且还借此巧妙抵达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草木志》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一方面固然可以被看作是植物爱好者和驻村第一书记，另一方面，也拥有着非同寻常的写作能力（“引子”部分中的“我在墟里两年，便有了这部以植物分章节的小说”，所说明的便是这一点）。若非如此，我们恐怕很难想象会有《草木志》这样一部特色鲜明的乡村长篇小说问世。依循一种事理逻辑，正是由于“我”同时兼备了多重身份，所以才会在对东北各种植物特性进行精准描写的同时，把一些植物和具体的人物相联系，展开一种对应性的理解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草木志”云云，既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借以成功抵达相对应人物形象的精妙，更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生态世界观难能可贵的强力彰显。
倘若我们用一句话来做抽象的概括，那么，《草木志》所集中书写的，就是驻村第一书记“我”与村主任哨花吹一起精诚合作，想方设法让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墟里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部过程。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考量，这部作品其实又可被进一步切割为现实状况和既往历史这两条互有交叉的结构板块。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作为结构主线存在的现实状况这一部分。依照“我”进入墟里村之后所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来顺序排列，大致应该包括重修望乡亭、春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封灶禁火、组建鼓乐队、古驿路开发、修复小龙庙、都柿滩桥的奠基和竣工，以及石锁和方世坤因三道鳞而结下的怨恨的最终化解等若干个方面。其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属石锁和方世坤之间的彼此猜忌和怨恨。由这一现实矛盾所进一步牵引的，正是墟里村方、石两大家族绵延达三代人之久的矛盾冲突。唯其因为哨花吹对方、石两大家族陈年旧事了如指掌，才会因势利导地借助所谓的“三堂会审”，不仅使现实状况和既往历史这两条结构线索合二为一，而且还从根本上彻底化解了方、石两家的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留村知青金子以及她那位早已牺牲的战友叶洲。金子这一人物的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知青都选择返城的情况下，她却选择滞留在墟里村不归；二是缘于她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的生态主义立场。而叶洲的因抢救集体财产而不幸溺亡，所彰显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气质。尽管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看待金子和叶洲这一类知青人物，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性严肃话题，但老藤在《草木志》中，通过金子和叶洲两位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给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独特思考路径，也是一种不争的文本事实。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无形之事”和“见证者”的问题。在“我”出发前往墟里驻村之前以及到墟里任职后，顶头上司老雷曾多次叮嘱“我”多做无形之事、多做见证者，但在实际的驻村过程中，由于不由自主地受到现实生活感召的缘故，“我”却还是逐渐由一位站在旁观立场上的见证者转向了一位积极介入其中的建设者：“金子的话让我想到了老雷当时的忠告，看来仅仅做一个见证者是不行的，我必须做一个建设者！当然，建设本身也是见证，因为见证是历史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无人见证的历史容易被时间的尘埃湮没。”
《草木志》思想艺术成功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把“我”这样一位植物爱好者，同时设定为了目光犀利的见证者、脚踏实地的建设者，以及忠实记录的书写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我”这样一位同时兼备见证者、建设者和书写者三重功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也才最终成就了《草木志》这样一部既聚焦乡村振兴，也开拓植物书写新方式的优秀乡村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