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的返乡者形象
文学为中国农民立传，成为了当下作家们对现实或粗粝或温情的、见血见肉的关切、疼痛和欢欣。《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美丽的南方》，以及中国作协推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以丰沛情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从不同角度为当代中国农民立传，在乡土生活中发现中国，表现乡土中国。
今天乡土中国的书写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或曰“新乡土叙事”。这个“新”在于无论表达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美学样貌。新乡土叙事关注的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以及新旧乡土之间的传承与开新，这是时代巨变带来的乡村的巨变，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形态、自然生态，尤其是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矛盾问题。
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远离农村故乡的人们一面安逸生活在城市，一面原乡情结深植心底，城市化生活里年节吉日、故乡风俗时隐时现，季节之食召唤不断。因此，作为“根”之角色的故乡，一直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资源，并显示出强劲的文学力量，成为当代作家们的精神原乡，如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陈忠实之于关中原上、贾平凹之于商州、张炜之于胶东半岛、迟子建之于大兴安岭山林、刘震云之于中原大地，等等。作家的根在故乡，而乡土中国的根在土里。农村出身的一代代作家，对乡土生活充分了解和熟悉，哪怕大部分人早从乡村出来了，但青少年的生活记忆使他们不断书写着“进城”与“返乡”，这一传统因而呈现为百年中国乡土小说。
当然，在当下乡村城镇化的社会转型中，农村的丰富性还有待文学进一步去打开。纵观新世纪乡土小说，难有百年前鲁迅笔下至今还令人难忘的乡土人物，不少论者提出少有人愿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少有人以“乡土的儿子”自居，来塑造乡土母亲的复杂形象。因而，今天的乡土文学缺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多的是简单化、扁平化、符号化的人物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先生所说“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体的艺术考验。
本文试以当下乡土文学盛行归乡美学情结下的返乡者形象为例，挖掘其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此类书写犹如哈代式的还乡，作品叙述往往表现为“他者”的形象，即“离开”乡土的人从外部环境中“归来”——归来与离开，这个经典的小说模式也是新时代乡土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形象，其中触动我的是两类不同样貌的归乡者形象，他们不同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式的底层青年，内心充满“进城与返城”的矛盾，而是自身受阻后，在原乡情结的影响下自愿返乡。一类是原乡情结与怨乡情结缠绕的返乡者，他们的近乡情怯又以现代的眼光反观乡土，最终与自我和故乡和解。如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蔡崇达新著《故乡三部曲》里东石镇的“子一代”等等。另一类是故乡“外人”的返乡者，他们也近乡情怯，却因往事而回乡之路道长且阻。如鬼子暌违18年推出的新著《买话》，以长者视角深刻塑造了刘耳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沦为故乡“外人”的返乡者形象。
原乡情结与反观中的和解
乔叶《宝水》的系列人物形象，可以说丰富了中国新时代乡土小说的新人形象图谱。最为典型的当属主人公地青萍。《宝水》成功塑造了一个深怀原乡与厌乡情结，离开又复归、进而反观乡村生活、终与故乡精神和解的女性形象。地青萍人到中年却因怨念深重而被失眠症所困，想返乡疗伤，但她与逝世的奶奶和父亲的情感纠葛，以及乡愿里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戚，使她积压了不少的厌乡情结。她祈盼自己能在故乡消解怨乡心绪，祈盼曾经给她强烈情感依归的故乡能治愈自己。提前退休后的兜兜转转中，地青萍可谓近乡情更怯，她不愿直接回故乡，而是从象城奔向了故乡的邻村宝水，帮朋友老原经营民宿。于是，颇具现代意识的地青萍，一面在对幼儿时的田园牧歌隐隐追忆，一面又拒绝在“老田园”里梦游，反观故乡，她始终与乡人拉开距离。地青萍其实就是返乡者的一面镜子，今天乡村的传承与开新、变与不变，皆在她的情感与视野的反观中得以彰显。因此，地青萍与宝水村是对话关系，生在其中，却有距离。地青萍经常出现的这种疏离感，是大多数返乡者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
于是，地青萍在亲历一年的四时节序中，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她将自己的城市经验反观宝水村当下的乡村生活，包括自己魂牵的乡亲，尤其将九奶奶与逝去的奶奶相连的情缘娓娓道来，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一年的时序交替，地青萍在这个新的生活场景与日常生活中，介入参与了乡村文旅之路的点点滴滴，并从宝水延伸到邻村故乡，重建自己和现实的关系，重建与故乡亲缘的沟通与理解之路，充满生活质地的细节，使地青萍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地青萍作为一个“他者”，带着自己对乡村的记忆所见证、反观、发现的一切和自己内心升华的一切，也使她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日渐丰富饱满、鲜活生动。我们相信了这个故乡治愈的故事，但其实故事与讲故事的人息息相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密的联系，我们在感受作品之时，更能隐约读到地青萍与作家乔叶间的共情，乔叶通过地青萍的返乡寻找她自己的新的情感价值，为此，地青萍便有了生机与活力。与地青萍相伴而生的，还有一系列乡村人物形象：村支书大英、以现代文明融汇与提升乡村文化的企业家孟胡子、世事通达的老原、传统文化守护者九奶奶等，这些人物群像正是宝水巨变以及新旧乡土传承、创新的建设者和见证者，颇具艺术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宝水》为新山乡巨变写真、铭史与审美，地青萍便是新山乡巨变的参与者、观察者与记录者。
青年作家蔡崇达新近推出乡土小说新长篇《草民》（《花城》2024年第3期）以书写家乡东石系列人物画像完成了他的“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小说以“子一代”视角与父老乡亲心灵对话，饱满地讲述故乡闽南沿海小镇的百年故事，以一种归乡的美学情结书写族群属性中的个体面孔，揭示岸上人家人生与命运的多面性，关怀个体生活和精神困境，对话失败者的精神和信仰危机。在小说中，蔡崇达书写了多个返乡以实现生命突围的失败者形象。如东石镇走出去的科学家许安康、企业家蔡耀庭等，他们都是当下经济大潮的冲浪者，曾经历过世俗的大成功，也曾经因些许乡愿而厌乡。实在吞不下难过的许安康、蔡耀庭很难面对失败后四面楚歌的人生，内心坍塌到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他们一面近乡情怯，一面却哀莫大于心死而成为了返乡“看台风的人”，希望大浪吞噬自己，“不是以一个失败者，而是意外的样子滑落”，以保持最后的尊严。当然，在方生方死的悲怆中，他们与自己、与命运和解了，也与故乡和解了。蔡耀庭望着立在台风雨礁石上的许安康，这个东石镇曾经的神童说：我们回家吧。于是，被狂风暴雨洗礼过的两人搀扶着离开了危险的礁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努力着赶紧回家”，东石就在岸上，故乡和家也在岸上。蔡崇达笔下的故乡东石，永远都会庇护自己的子子孙孙，这里有不问成败之缘故而无条件关爱孩子的许母、蔡母们，这里的母亲一进入老年，就会开心地组成“死亡观摩团”，手挽手去观摩和送走老人，像孩子般成群结队打打闹闹；这里还有“命运慢跑团”的父亲们，这些多是向海里讨生活并有生活障碍、不堪重负的男人，为了家人使自己活得更长些，每天凌晨绕海边慢跑，他们是“还要和世界杠的人”。这些母亲和父亲们直至感知大限将至，便嚷嚷叫家人把自己安放厅堂，以便在家里供奉的神明注视下安心往生。东石镇有着如此自然虔诚的民间信仰和神明崇拜，如此生死欢欣、豁达超迈的人生观，因为他们，东石人的根系扎进原乡，就能生发新芽、再度重生。这样的故乡当然会无条件地关爱自己的子孙，所以蔡崇达希望东石是所有人的故乡。
蔡崇达笔下不断重生的失败者形象，令人想起作家田耳《金刚四拿》的农民工罗四拿。野生植物般生气勃勃的孤儿四拿，与路遥《人生》的高加林一样，历经城市底层的血泪挣扎，返乡后身心获得了蜕变，终于当上从小就梦想的抬棺“八大金刚”之一，并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存在感与个体的尊严。四拿与自我、与故乡的和解之路平凡、辛酸而深刻，人物的文学劲道也大于深得父母们关爱的东石镇的“草民”们。曾经有厌乡情结的地青萍、罗四拿、许安康、蔡耀庭一一返乡，得以与自我和乡村和解，并获得精神重生，寻根意识在原乡情结里得以彰显。
湖南作家万宁、彭东明，也是以返乡的方式创作了长篇小说《城堡之外》《坪上村传》，《城堡之外》是一部有深切现实关怀和独特南方乡土气质的女性书写，在发掘百年古罗村的变迁中，成功塑造了如神一般存在的老灵魂麦含芳、不断成长的蓝青林等个性鲜明的系列返乡者形象。《坪上村传》则是以返乡者个人记忆的32个片段，深深浅浅地叙述种种农人、农事、农具、农活、农俗，回望与反思故乡父老乡亲的劳作与生活的艰辛，生动塑造了系列现代农民群象。尽管彭东明深情的原乡意识使《坪上村传》犹如一首现代农事诗，但当彭东明回到故乡老屋，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他是否还能回到那个“从前”？这就使他截取生活片段或碎片拼贴和结构长卷时不免有些勉强，而使文本有了些挽歌意味。返乡者以现代视野反观记忆和当下的农村，如果看不到裂变了的土地观念，看不到农民对土地那种千年情感的疏离，看不到新旧乡土之间的传承与开新，看不到农业形态的艰难重构，依然在“老田园”里梦游，应该是对当下农业现实的一种遮蔽。在这个意义上，地青萍勇于直面并参与了这个艰难的重构和开新，难能可贵。
原乡情结与故乡的“外人”
理想主义者蔡崇达为天下人描绘了一幅归乡的温馨画卷，而批判现实主义者鬼子新著《买话》却描述了一抹返乡的沉重与拷问。鬼子告诉我们：返乡，并非你想返就返的，家乡也有乡道，失道的人永远都是家乡的“外人”，即使回乡也是道阻且长。即便你封闭自己不出家门，可是你的返乡生活离不开年少深植的胃口和水土，而每个乡人心中都有一本账：你有能力，但你为大家做过什么？《买话》便成为一种人心的考问。
《买话》深刻地塑造了一个新的返乡者形象：故乡的“外人”刘耳。如果说《宝水》的地青萍近乡情怯，《买话》的刘耳不仅近乡情怯，还故土难回。荣归故里的刘耳不曾想遭遇了冷眼与清算的尴尬，不得不在往日的一笔笔乡亲人事和灵魂的考问中，痛苦地一点点与过往命运和解。这个痛苦灵魂丰富了中国新时代乡土小说的新人形象图谱，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质。少小离家的刘耳在城里孤独难耐，心事重重。表面上，他也有《宝水》地青萍失眠症般的身体忧患——前列腺障碍。刘耳从县城退休到城市儿子家养老，自觉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浮萍般无所适从，尤其是，贫困一生的刘耳视市长儿子藏在家里保险柜里无数的钱财为定时炸弹，他对世事患得患失，还因为“一个人总是有些事情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而内心沉重，深度的原乡情结使他无数次想逃离城市，返乡以求心安。终于，带着一肚子隐秘的刘耳返乡了。住回老宅的第一天，刘耳就被瓦村人冷落，哪怕进到本是民风淳朴的乡邻家要碗他馋了许多年的玉米粥也遭到拒绝。在频频遭拒后，少年扁豆传话给刘耳：村里老人们都在说“你给村里的人，做过什么好事吗？”也就是说，刘耳离乡几十年，如今儿子贵为市长，却没为家乡人做过好事，乡亲心目中的刘耳就是个负心、背义、冷血、绝情的人。不愿与他交往的乡亲，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世事人情账本，每天都在跟刘耳算账，以致连话都没人跟他说，路上偶遇也都面露一丝似笑非笑的脸色，便擦肩而过。乡邻不待见、发小不原谅，成为故乡“外人”的刘耳惶恐得不知所措，只能向村里多嘴多舌的少年扁豆“买话”。于此，我们也明白作者为主人公取名“刘耳”的寓意所在，这个名字与他失聪的生活形成了互文关系，也使叙述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刘耳“买话”是想收买人心，但人心有道，不是给钱就能收买的。小说从“老人家”拒绝给刘耳一碗玉米粥，到他身体力行一点点与疏离他的乡亲融合，努力与过往命运和解。故事结尾，乡人呼他一起参与“老人家”葬礼，终于说出：“你既然回到村里了，那你就是村里的人了”，故乡的“外人”刘耳初步完成了返乡之道。鬼子的“鬼”才还在于，虽然村人与刘耳说话了，但老人家葬礼祭奠用的公鸡，并没有用刘耳献上的公鸡“小白”。心有凉意的刘耳满腹心事甚至委屈，无人诉说也无人理会，乡愿犹如无物之阵，痛苦的刘耳在被乡人拷问和自我拷问中，那个褪色的青春的故乡，只能成为身心回不去的远方。随着市长儿子“出事”，返乡的刘耳将会更加痛苦孤独……
《买话》的叙事虚实相间，线性叙述也似乎单纯，但时空却穿越了刘耳的方方面面，有着生活方式多种边界的跨越，尤其记忆已成往日伤痕，弥散着苍茫与孤寂的清凉，所幸鬼子创造的瓦村世界却有很深的人生况味与南方气象，既泥沙俱下，更野气横生、向善向阳。村落、人物、风俗大多来自桂西北山里的民间烟火，瓦村远离城市，地处山林边缘，其自然主义的笔法，绵密地展现了桂西北民间的日常生活。美学样貌上，既勾连着鬼子“瓦城三部曲”（《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在现实主义精神和现代派手法之间寻找桥梁和缝隙的特征，更有沉潜18年之后，岁月沉淀下来的更加稳健的美学风格和更加深入的对人性、命运的理解。还令人想起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的波兰村庄太古，以及萧红《呼兰河传》里的呼兰人，鬼子与她们一样，以南方的细密魔幻细腻地刻画了乡民的生存与死亡、快乐与忧愁。既一地鸡毛，乡野泥泞；更蓬勃有趣，生生不息。鬼子于此借助刘耳进行自我寻根，也为所有少小离家的人们寻根，为南方瓦村、更为乡土中国寻根。
于是，在刘耳与故乡重建血脉的艰难日子里，在一笔笔乡亲人情账和旧日伤痕的人生回响中，族群的众生相集结而成一部颇具生活黏稠感和人生况味的乡土小说，而瓦村的灵魂“老人家”、民间半仙“半桶水”、偷东西的“三只手”、瓦村小喇叭“扁豆”、发小明通和明树、初恋竹子姑娘、敢爱敢恨又历经沧桑的香女、“光棍委员会”等瓦村人的命运也得到深刻解读，这些颇具寓意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精神气质与鲜明个性，深刻地展现出瓦村的精神现实。
鬼子在《买话》里，有着独特的艺术耐心、扎实的写实功夫和叙述腔调，尤其叙事，那是一种表面有些喜感、叙述平静内敛，内里却是有情怀的理解之同情，是悲凉沉郁的鬼子式的幽默。鬼子以平实而自然、冷静而幽默的笔触一层层地撕开生活表象，令我们随着刘耳的乡情账本一点点地触到旧日伤痕，回到历史场景，垂涎欲滴他记忆里的道道乡村美食（真的是食物与人物相声相应），感受南方大石山区的人间烟火，民间底层生活的藏污纳垢与生命活力。在此，我们读出鬼子叙述表面的松弛而狡黠、机智和反讽，感触到内里却满地悲凉和孤独，及其深藏的悲悯和理解之同情。这些生动饱满的颇具生活质地和人生况味的细节，在鬼子娓娓道来的刘耳返乡记中，将瓦村，也是中国南方乡村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变迁徐徐展开，乡野泥泞、生机有趣，深沉悲凉、沉郁顿挫。此外，作者以散点、白描的自然主义方式塑造人物群像，张扬着《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中国小说的传统方式，又以一个“他者”的形象，即返乡者刘耳从外部环境中“归来”的视角，以第三人称说故事，这种后现代性使叙事在感性和理性中游荡。于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乡的“外人”刘耳，便成为作家鬼子为当代乡土文学人物画廊贡献的新的“返乡者”的形象。
鬼子与乔叶、田耳、蔡崇达一样，深入到乡村伦理、人情世故的地基，挖掘在时代之变中的个人际遇与历史脉络，深情状写独具一格的故乡方言、风俗民情，乔叶北方平原乡村的节气习俗、鬼子桂西北大山里的蓬勃魔幻、蔡崇达海里岸上的宗族传承与鬼神世界等，赋予了他们笔下一众典型人物引人入胜的蓬勃活力。年过花甲的鬼子与“70后”作家乔叶、“80后”作家蔡崇达，以独具审美特性的地方性叙事、对乡土中国人物形象的不同塑造，殊途同归地丰富了中国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新人形象图谱，为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学新质。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