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洁长篇小说《捕风人》的陌生化、世界性，以及抒情性
《捕风人》以一位发迹于深圳的金融富商章鹤云为主人公，以公司CFO、一位女性旁观者的视角讲述富商个人、公司及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发展演变，并通过对相关具体而微的商业行为的描写，记录十年间主人公的浮沉，展现主人公所代表企业家群体及所处行业在大时代大环境大趋势中的机遇、抉择及困境。
作品中的章，是中国互联网金融一代民营资本大鳄的代言和写照。他们所代表的财富神话和金钱叙事，构成我们时代20年的主题，并撩拨激荡着国人的神经。从而这部作品以这样的一位企业家的身边人的角度，生动记录这个企业家的行踪，真实刻画这个企业家的形象，丝丝入扣摹写这个企业家的心理活动，就生动刻画出他们群体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生活图景、精神状态和心灵世界，使得这部作品成为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的稀缺文本。
同样精彩的是，作品中的“我”，作为一位见多识广、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又以其清醒和独立，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包括经济大势判断和行业形势判断，对人对事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判断。这样一来，作品一方面客观记录展现章在公司全球扩张展现出的运筹帷幄说一不二，以及将美色尽收入囊中的巅峰体验，对章的刻画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客观真实；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作者笔下的女子们也即章倾力打造的红粉军团中与章过从甚密者的女性形象。
作品写出来少见的抒情性和与笔下人物的共情性。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言允文，是一个深情者，有情有义者。她的情义，体现在对老板的忠诚和理性，一切都为了成全老板；她的深情，体现在她对于老板身边红粉知己的欣赏、体恤、理解和祝福。她是一位内心柔软者，善良者，无分别心者，有慈悲心者——这红尘中的大戏，如斯在她面前上演，并部分地以她作为枢纽。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情怀，才有了这个作品整体呈现的一种感性风格，而不是商战风格，这个关于企业家的故事，才真正脱离了想当然的通俗趣味，而称其为一部“当代性”小说。
此外，这部作品还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生动示现，也是中国式企业家皇帝化人格的任性霸道的鲜活示范（纵使他们怎样飚外语、居洋宅、吃洋餐、交洋友、收购海外业务、拥有国际市场，儿女也一色海外教育，貌似很西化很国际范，但都走不出他们童年、出身、传统、文化），从而这部作品的价值，首先不在于其所呈现的突出的现代感、时尚性、稀缺性、奇观性，更在于其所真正见证、参与、引领过的现代商业和企业经营的某种过程，作品里包含了作者从业的甘苦、时代的留影、青春的喟叹、家国的共振，从而这个作品就有了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真正意义上因题材内容而来的陌生感，以及因观念认知而来的世界性。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也许我们并不能轻易将其归类为是巴尔扎克式的，还是阿瑟黑利式的，通俗性的，还是文学性的，都是，又都不是。作者有她的创作上的风格的识别性，有她执拗的文学上的坚持——以其语言确实不一般。比喻的使用，很是高明，与众不同。也幸亏有了沈兰因这个人物故事，这篇小说才成其为小说。否则就缺少了稳定性，只凭前面的买买买和后面的卖卖卖，格局只会倾斜。如此美好的形象留给这样一个人，也体现了作品的不忍，不忍这样一个曾经的资本大佬颜面无存全是不堪，而还让他的人性投射到一个女性身上，留下了点亮光。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也成了一个评价这个作品本意的一把钥匙，作者为何要借这本书“皆杀所爱”来为他们的关系收场呢？“不惧怕毁灭”者，当就是沈兰因了。她的所作所为飞蛾扑火并毅然消失以减章之负累，未尝不是一种自毁般的“爱”和“情”或者说性格命运。
快到结尾的时候，作品借第一人称叙述者口吻评论道，“回想那日一起在地下室看大片白色飞鸟伸展羽翼，我仿佛看见章置身于北方凛冽的寒风中，他的故乡，那个在地图上已经难寻踪迹的旗，遥遥地向他发出召唤，令他在历遍万乡之后终于能沉默着向那里眺望。那片并不富庶的土地，是否可以再次帮他认清自己？事实上，他从未离开过那里，他的言行，他的举止，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都渗透出那里的气息。他的世界，是从那里开始。”
写得好极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格局、梦想、道路和命运。他终归不属于这个现代社会。这就是所谓的命吗？命或者说命运，为欲望所拘牵，而约束欲望的，唯有“惧”也。如此好运的这一代企业家，好运被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好命，怎么可能会轻易有“惧”呢？他们是无所畏惧的一代。他们是“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上天的一代”。无所畏惧不知戒惧敬畏的章，作为大时代“捕风者”中的佼佼者，终于未成御风而行的胜利者，而是成为大时代风消云散的坠落者、殉葬者。
同样是在作品结尾时候，言允文又写道，“再次踏入这里，依然是熟悉的装潢，熟悉的陈设，正对门口的巨型花樽仍插摆最应季鲜花，仿佛昭示一切都可恒久明艳。空气中仍弥散再熟悉不过的香氛味道，然而，我心内兀自翻涌酸楚，不过数月，却已物是人非。恍如隔世，恍如隔世。”
作品的抒情性正是如此。这终章更像是抒发感悟，人生的感悟。悟到了什么？人生如梦，世事无常，而且，因果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