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的诗学：阎安诗歌艺术论

发布时间：2024-08-31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深入，现代文化对于一切非现代文化的征服通过现代技术得以完成，“技术时代”一词最早用以揭示现代文化之本质[1]。面对现代技术早已使现代文化在近代史上获得的支配地位，吴国盛等学者提出“现代最重要的事件是现代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工业化”，而“技术不只是人类创造的某种合用的工具，更是某种向着人类降临的东西，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历史性遭遇，是某种人类本身并不能真正左右的力量。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支配，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人类的一种自主的选择，相反，倒是人类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将现代称做‘技术时代’。”[2]在《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余明锋进一步明晰“所谓‘技术时代’，指的不只是技术发达的时代，而是技术在根本上支配了我们的感知方式、信念系统以及周遭世界的时代。借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技术时代关乎‘人的条件’，是技术发展在改变‘人的条件’的时代。”[3]20世纪末以来诸学者以“技术时代”概括或揭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征候以及现代文化中技术先行的本质已成定识[4]，关于“技术时代”文学、艺术或哲学的相关研究也势头正浓。

事实上，技术时代的诗歌也是阎安晚近文学最值得关注的价值谜题。海德格尔曾在《诗人何为》指认技术在现代社会居于危险的统治地位，而诗歌包含着从这一危险中获救的可能性。[5]306-308作为担负和思者，阎安通过对现代技术统治下的语言艺术及其处境的思考，提出一种全新的理想主义式的语言建制理念，援以现代化的深度推进人的命运又一次处于历史性临界或时空性分野，共性的意志自然和技术风景愈加统领的时代正呼唤它的艺术家，即“技术时代的语言艺术家”[6]。这也是阎安希冀成为的语言艺术家——“对人的命运的两极性和多极性有着完全革命性的态度和方案，我既是语言的建筑师，我也是世界那碎片化魔方般极限现实和极端性品质实现物理与化学还原式的合理性融汇的中介人、协调者”，而“一个代表未来的语言艺术家，他是深谙现代人类命运之道的人。”[6]此前，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诗句将现代世界比作“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其时代症候及人的命运正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5]327进而推出艺术救渡和“人的诗意栖居”等著名论断。那么，到底当代中国诗歌能否打破人在所谓技术时代的僵局，并以某种直接或主动的方式去回应或超越它？

为此，我们不妨考察阎安的诗歌创作以及他的诗学思想。作为当代著名诗人，阎安有计划的规模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高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意象奇绝、题旨深远胜，阎安擅长“个人史”和民族志书写，以其深广的现实关注度、敏锐的历史使命感、浓郁的时间意识和痛彻的人性迷思，《玩具城》[7]《整理石头》[8]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之诗。事实上，阎安是少数能把生命提炼为历史、又把历史凝化成生命的“对人类记忆之表达”的“个人史”写作者。阎安的“行动”首先是把“自我”当作艺术品来雕刻，而一位现代诗人内生的修辞方式、语言结构和思想谱系无不标识他的个体性及其以艺术在技术时代所完成的诗意栖居和精神救赎。由此笔者尝试以《玩具城》《自然主义者的庄园》[9]等为文本聚焦，结合诗人札记总体探究阎安的语言艺术、思想立场、时间经验以及意象建制，通过对阎安诗学体系与艺术根由的内在厘析，深入揭示阎安诗歌现代性内涵的独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以回答人在技术风景时代的存在维度与尊严之径。

一、“个人史写作”

处于技术本质及其行为界限范畴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而这正是技术时代人类存在的外形结构。这种结构实践在各种领域、场所和命运，但人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充实它，比如诗歌。诗人坚持，生命的内容和价值存在于它每一刻的思想、行为、德性都倾向于更为崇高伟大的尺度之中，通过艺术，人和世界的自性在意象性结构中可视：“因为各种生命内容，即感觉、经验、行为、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色彩，占有一定的份额，并在任何一种顺序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从每种生命内容出发，都会有一系列往这些方向的两极延伸开去……”[10]仅管作为此时、此地、此人的此岸或彼岸的现实、取向和语言的参与，当时还不够明确，阎安从少年起就建立了某种天赋般具有诗性倾向的生命直觉体系，并逐渐完善它销魂夺魄的效用：

我觉得我有看穿万事万物和世界的本领，这是一种天生的本领，我能看到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它们都是有替身的，这个替身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我自己，如果不是我自己，我也看到的是那个越过现实，在生活背后的生活和世界背后的世界的另一个自己，他正在等待某种或者危险或者如约而至的邂逅。[11]

这是一种基于生命自觉的本质直观。诗性语言的本质直观并非易事，它需要极限的想象力，向上和向下是常借用的手段。比如《玩具城》的超验之象，他要能够想象不可能的事物，能觉知它是不可能的因而不能被思考，方写得出“就在世界的正北方/巨大的事物一直在飞行”“仿佛一只磨钝翅膀的大鸟/它的朝向消失和坠落的飞行是向上的/也是睹之无物的”（《巨大的事物也能飞行》）。而超现实意象需要诗人从惯常的事物和经验中发现本质，并进行不同寻常的创造性摹写，如“蜘蛛”“石头”等意象体。“蜘蛛”是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12]的核心词根，“在一切的背后我看见了蜘蛛”而“更多的时候……我也是一只寂寞和绝望的蜘蛛”（《蜘蛛》），想象的变幻发生在虚构之中，想象的境况是向下的可经验。“与蜘蛛同在”的必然性是阎安关于一种存在本相和生命真质的洞见，当它以可视的意象性结构呈现，本质便被我们所明见。而以意象概括所抵达的对存在真象的逼近，不仅是诗人基于诗性生命直觉的艺术效用，也是文学以语言所进行的对“现代性”和“意义链”的本质洞观。

质言之，阎安的诗是他生命的结晶。曾缓慢而仔细地读字典、把一个句子反反复复地写，在差异中摸索和攫取字句的深层含义。阎安是一个孤独且习惯于在孤独中创作的人，他有着强烈的内倾倾向，并享受一个人默默地思考、写作。运用一种朴素的、反复在纸上书写的创作方式，他以语言的自觉和在语言内部进行突破与创造的极限性探险，确立自己极具辨识度的现代体系和诗歌艺术。作为身体和心灵都极度敏感的人，阎安对生活与生命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时代生活的快乐与悲伤、宏大或渺小的事物所激起的震动与颠覆被他倾注于“个人史写作”“及物写作”和“民族志书写”中——“在宇宙的耐力和广阔中看人的事情，人尤其值得关怀和怜悯，而这也正是语言天然禀赋中包含的终极性本质和秘密。”[12]根本上，阎安的诗美来自于他的个性，阎安是一个内秀、敏锐、深思熟虑而又理性果敢的人，这让他能准确表达又不断追求艺术上的自由和突破——“因对语言怀有最大的期待而拥有最深的孤独”（何三坡）[13]。阎安语言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清晰自觉的控制力和他浑然天成却又恰如其分的修辞技艺，被称为“粗犷的精致”，一种致广大而尽细微的诚恳和真实。总之，直面技术本质中的城乡与民生，阎安的“个人史写作”把自我作为方法：他想象奇异、视角独特、剪裁大胆、诗境诡丽，以富饶的语感和别出一格的结句完成每一次的“炼金术”，即把主体交付给本体，用一种完全以艺术为主的本体式修辞探索诗歌艺术、这个时代的人、世界与时间在同构中隽永共生的可能性与秘密。

二、思想者立场

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认为，艺术不仅必须和技术一同被思考，而且必须根据技术被思考。[14]一个现代诗人有责任揭示可持续的时代生活之所有事物的意义，而一个生命机制以何种意识为本，决定着一切意义如何被解释。阎安的精神之域何以以文学为本？这不仅源于诗人生命直觉体系的诗性先在、生活际遇和天命的选择，也是他对“技术风景时代”及其存在意义的人性安置。赵汀阳先生指出“人无法通过认识而为万物立法，就是说，认识者不是主体，创造者才是。”[15]14由此，诗人阎安等决定以语言的艺术家“凭借自己类似逆存在、逆生长的惊人敏感和先知先觉，承担起廓清整体世界的现实界限和划出人与人性时空底线的使命，做那个使语言获得现世新起点、时代新起点的筑巢者。”[16]关于阎安诗歌的创作主体与我思视角，《玩具城》等诗集的创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向度：

1.旁观者

对于人自身的生存及其本质进行度量所采取的尺度，写诗多年后，阎安变成“旁观者”——“请求星空下垂/我肯定会不吭声我/仅仅是个观察者/眼睛像星星一样又亮又远/的观察者/眼睛像星星一样迷惘/而又好奇的观察者”（《郊外的挖掘机》），以他独特的观察和叙述使时代之物及其意义本原地呈现于诗中。对此，宗霆锋等论者认为，这是诗人在看透所有开端和全部结局之后的自觉选择——“像蜘蛛一样我/仅仅是一个躲在暗处的旁观者/沉醉于远而又远的观看/但不喜欢命名//我仅仅是一个热爱那种高于死亡的独处的人”（《一个无法命名的早晨》），即一种姿态优雅又不失锋芒的诗歌立场。事实上，阎安诗歌对现代化运动、大工业生产和技术性风景始终给予真实呈现，从不回避机器、建筑、迁徙、死亡等主题。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不仅加剧了世界运行的速度，同时也要求诗歌和语言艺术发生相应的变革，从而能揭示新的、更高的美。

2.照看者

面对“技术时代”的精神暗夜与现实贫瘠，阎安决心做一个具有终极性关怀和承担指向的“照看者”——“黑暗也是一个孩子母亲说/上帝死了/黑暗需要人的照看”（《黑暗》），而“在一切的背后/我看见了蜘蛛，我还看见/在一切的背后/光明与黑暗共同消长”（《蜘蛛》）。作为时空情象的有限存在，人并非万物的主体，但诗人以“照看”与“蜘蛛”同在，便与“大地”同在。诗人相信，文学艺术对存在的言语照亮，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眷注和精神安顿，虽然“作为技术风景的人类世界，魔性和神性并举的不等式释放依然如火如荼，它用现代化一再地摧毁了我们的远方和故乡，但它永远被语言所俯瞰和掌控，语言它是交流、沟通、理解的工具，但更是心灵意义上的内在存在感的实现方式，语言是可以突破现实让现实获得某种超现实意义和秘密界域的到达方式。”[6]为此，阎安以其“个人史写作”“民族志书写”等完成他对技术时代“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5]327的一切人类和生命的关护与承担，包括从万物之母的权重对信仰缺失后存在意义空悬的“操心”。

3.砍伐者

阎安的写作始终是索要意义的：“吴刚的利斧闲下来了/西西弗斯当了铁匠/我要跟他们商量商量/砍伐的事情”。人永远需要安身立命的精神性行为，所以“砍伐”成为诗人“照看”世界的一种在场性“担负”。不过“从最初与世界的激烈冲突到此刻将世界纳入自己的内心”[7]222，阎安的“砍伐”优雅而艰辛——“今晨我是砍伐者/我坎倒了/吴刚家院子里的那棵树//今晨奥林匹斯大草原上/西西弗斯巨臂下滚动不止的巨石/我的一首诗使它恢复了平静”（《砍伐者》）。换言之，以诗为本的阎安精神虽专注于对人类史、自然史和现代人生存与境况的反映，所追问的却是形而上问题。“我们的语言或修辞体系再也不能罔顾技术对整个存在体系的创世性变革……人不能再次沦为技术风景的傀儡”[6]，通过《玩具城》《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意象世界的现实、超现实和超验方式呈现形下物我不可逾越的界限，从以诗旁观、照看和砍伐的思想者立场，阎安确立他以语言艺术在形下现实与物性中发见或置造形上生命的创世性神话。当形下世界以完满自然的非对象性物态呈现在阎安诗中，有意愿的主体性的人的世界就作为存在的整体而同时显露，由此获得人之人性与物之物性在自身贯彻的置造范围内解蔽澄明的路径，并规约出一些可能的更为深远的克服技术时代的方法，正是阎安的诗歌目的及其作为思者的独特性和价值。

三、山海之气与时间性

关于“在技术时代里诗人何为？”凭借诗歌我们缓缓揭示、迫近或抵达诗与思在其中对话的那个本质之域。譬如阎安，通过《与蜘蛛同在的大地》《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诗辑，他着重强调了与存在之解蔽的程度上，诗歌的“冒险”而行是特别为人所准备的，诗中的冒险及其所冒险者，自然、存在者整体以及一花一叶的世界也是为人而摆置的。譬如西川《醒在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玄思录》的“抗争式”探险，臧棣《二月的校园丛书》《非凡的仁慈丛书》的现代性实验，以此“自然通过人的表象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置造自然。”[5]324作为具有明确写作方向、精神谱系和整体构架的总体性诗人，阎安的诗从“北方大地”“整理石头”“玩具城”出发进而追索物性世界的人类命运，他置造“自然主义者的庄园”之浩大系列以其贯注的本体意识、山海之气和超克思想在分裂迷蒙的后现代具有不可替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性，也彪炳一种共同体取径和宇宙基座般的此在愿景。

首先，阎安认为只有真正的诗才言说存在。山海之气作为可感的空间性是历史承接里若隐若现的时间感，通过石头、鲸鱼、飞机、秦岭、海洋等硬核“大物”，阎安让不可见的时间存持在诗境空间中流动显现，由之开启一个纯粹的经验维度，以磅礴跌宕的个体生命史唱和沉郁悲怆的人类命运史。“尽管隐于历史背后的时间有着超越万物的无限性，与道同在而无法把握，但历史却总是在迫使时间现身使其无限性呈现为一种在场的思想尺度。这是一种以有限蕴含无限，或者说，无限附体于有限的特别经验。”[15]80阎安诗歌以山海意象的形而上义涵生动呈现了这种“特别经验”，使有限的物性历史在无限时间里“复活现身”，并从在世和超世的角度分别诠释了人所能经验到的超越性力量：消逝或不朽（《青海：童年时候的一场雪》），或者，消逝而不朽（《四只屎壳郎怎样轻易地带走了地球》）。阎安诗学山海其后的“道”则成为一种涵纳所有时空、生命和无限性的“大美”：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安顿好的/比如一座小名叫做孤独的山/已经安顿好了两条河流一条河/在山的这边另一条河/在山的那边还安顿好每条河中/河鱼河鳖的胖与瘦/以及不同于鱼鳖的另一种水生物种/它的令人不安的狰狞/天上飞什么鸟山上跑什么狐狸鼠辈/河湾里的村庄老渡口上的古船/这都是安顿好的（《安顿》节选）[8]49

其次，《整理石头》《秦岭诗经》[17]等关于时间意识、民族文化、现代生活、原型意象和北方性格的书写既有民族志诗学的精神指向，又是现代性蹇难的深沉独白与智性对话。由此，阎安开辟出一种新的写作源头的诗，也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写作的源头。[18]事实上，这些诗歌的山海之气实为一种自然身份和时间无穷，以其不朽的慧眼洞观即生即灭之人事。就像《安顿》中的世、界、山、河、孤、独、鱼、鳖、胖、瘦等名谓并非时空情象，也不关乎历史、地理和意识，而是时间中生生不息的可经验。因为“一切都是安顿好的”，“安顿”始于自身（“杀掉自己就像杀掉另一个朝代的人/杀掉自己就像杀掉/一条鱼”）。由此，阎安创设他的超越思想，以及一种“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境界上出。而山海意象的主体性不仅代表了一种时间观，它本身成为关于时间的方法论：在山海通达的历史万端，诗人离一切相、将一切经验归为道归，即“这都是安顿好的”。

最后，打破20世纪末以来的诗歌模式，阎安通过个体语言的觉醒、精神结构和现代诗体的全新再造，彻底摒弃以往诗坛的非诗倾向、动机或僵化。《玩具城》《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作为现代诗的重要代表，不仅从艺术的本体视阈昭示了意象乃现代诗歌艺术之根柢，同时从艺术的主体向度深析了以诗为本的阎安诗学机制、本质直观思想和生命精神图式。从《整理石头》开始，阎安诗歌的山海气象和民族志精神全面呈现出来，而作为早熟的天赋性诗人，阎安的诗美倾向、思想谱系和总体结构在第一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已有显露。哲学、文化和艺术，可谓阎安诗与诗学的三大源头，他对先秦、魏晋、古希腊和现代哲学、文化、艺术与思想的偏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作为具有典型北方性格的“强人”，阎安对文学尤其诗歌艺术极度虔诚和勤奋，他有企及世界的野心并一直为此努力着，相信将有更多卓绝之作走进人群、走向世界并走入历史。

四、超现实意象

作为时间诗学与个体想象的文本达成，阎安的意象艺术和语言能力在当今诗坛极为卓越。除却《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经典之作，二零零八年版的《玩具城》不仅奠定诗人阎安的成熟诗艺，也确立了作家阎安的艺术主体性和思想者立场。这部以“玩具城”“郊外的挖掘者”“鱼王”“鸟首领”“蓝孩子的七个夏天”等七辑收录九十七首诗的宏大结构，是阎安由语言自觉性诗人转向成熟的现代性诗人之标志。同《与蜘蛛同在的大地》相类，《玩具城》也是主体结构清晰、具有完整心灵映象，并深度呈现时代、生命及其意义和美的语言建筑艺术。作为区别和领先于其他诗者的核心质素，阎安诗歌的意象艺术不仅展示了汉语本身的耀人魅力，也在对现代性的及物追寻和现代诗境的深化拓展中提升现代汉诗的内在品质。《玩具城》等诗辑的意象建筑与理路铺就主要从以下向度：

1.超现实意象

阎安的写作从不逃避现实，甚至直接处理，但他并不轻易写实。阎安的诗有寓言性，诗歌中的意象常是象征的起点，而非目的。比如“玩具城”——“我是梦的孩子我的梦/是大力士的梦世界/是我梦中轻如鸿毛的玩具城——/一千座帝王城堡的阴影被我涂成白色/铁和树根是一样的/不仅在身体以下而且在整座城市以下扭动/羞愤难当的湿度/蛇盘兔的湿度/镜子是花园里种出来的把光亮/成倍成倍地放大/投射到狐狸的陷阱和鹿的/心脏并未停止搏动的陷阱”“我是梦的孩子/我是世界的孩子/我住在我的玩具城里”（《玩具城》节选）在对现实之物的变形、假借、象征和转喻中，阎安锻造了自己炉火纯青的超现实主义言语形态和独特诡丽的意象性结构方式。超现实意象是阎安诗歌分布最广泛、审美价值最鲜明的意象类型。不仅《玩具城》，《整理石头》《蓝孩子的七个夏天》《与蜘蛛同在的大地》等诗辑重镇均运用超现实意象完成，超现实主义视镜成为阎安诗歌意象构成的基本方式。阎安的诗歌不凡，正源于他超现实的意象建制和艺术经验。

2.超验之象

一直以来，阎安致力于以语言为技术时代建造关乎心灵的深度义象，从生命的此在性、瞬间性揭示澄明世界的无限性和可能性。《玩具城》中阎安运用“虚无”“巨鸟”“世界的手”“鱼王”等超验之象创作了《黑暗》《方向》《虚妄之痛》《无名氏授权书》等超出现实经验之上，超越时间、空间等客观形式，不拘泥于特定因果、属性、存在和不存在等范畴逻辑的超验或先验之诗，以及《蓝孩子的七个夏天》[19]里《巢与鸟》《在绝顶上》《象征之河》《闻所未闻的鸟怎样飞越世界》等某些具有非凡意义的元诗。超验之象和超验之诗来自诗人混沌、忘我的艺术创造中的一些天机时刻，是艺术家通灵而具有神力的时刻，也是一个诗人克服人的局限向永恒博取闪电的时刻，为阎安诗歌最具魅力的所在。旨在克服技术时代中神性的低落，“现代汉语诗歌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修辞体系和意境体系”阎安认为“这不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只曲径多棱晶体玻璃瓶中豢养大海和鲸鱼的问题”，“诗和诗人的工作就是就是在上帝和人之间淬炼那命悬一线的人性的平衡点。”[20]

3.无所不在的“北方”

类型之外，“北方”是阎安诗歌无所不在的显隐意象，不仅现实地理和方位指称，也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属性和思想象征存在。作为“北方的书写者”，“北方”“秦岭”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象体系，是阎安晚近诗歌的主导性意象。阎安倡导一种在世界本原结构上的诗，通过《秦岭以北》《北方北方》《北方是一棵树》《北方的书写者》等，他建造了一个集民族发轫、时代风景和精神象征于一体的“北方-世界”[21]，成为一种基于人类整体与世界永恒的思想寓象。事实上，阎安的意象建设不仅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也力求贡献一些思想模式。阎安热衷写“大”诗，他善于通过生活的细微观察寻获世界的真理性，在对人和事物的无限贴近与换位思考中，进入时间内部，以混沌的、原生的启示性话语说出存在的真相。正如兰波所言：“因此，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他担负着人类，甚至动物的使命；他应当让人能够感受、触摸并听见他的创造。如果它天生有一种形式，就赋予它形式；如果它本无定型，就顺其自流。”[22]以诗的意象性及物深入现代化内部在意境建设中深刻探究现代性难题，阎安以“北方”为基从诗的超现实写作和超验写作等向度饬力确证“语言是我们时代最接近神明和世界心灵的事物”。

阎安有许多关于诗与诗学的论述，随笔《鲸鱼是大海的孤独》提出“诗人与诗歌的职责就是凭借语言修炼有关永恒与幻灭之间可以永恒维系的那互文见义的关系。犹如鲸鱼是大海的孤独，大海是星空的孤独”而语言的纯粹性“只有超现实的、用宇宙呼吸的鲸鱼才可搅动”[20]即是一种企望立于无限宇宙和永恒时空的绝对性诗与诗学理念，故而阎安诗里有许多“大物”：航天器、太阳、大海、旧世界、秦岭、巨鸟、天上的大神、地球等。作为诗艺气质和现代精神的外化，超现实“大物”意象体不仅具有机器之姿、速度之美和生命之思，也盛载着阎安诗学理想的及物性与救渡图景。正是以超现实意象群落为基，以穿梭于所有时空的“鲸鱼”作为诗人性灵与活动疆域，阎安创建一种企及无限的宇宙诗学机制，在对自然、人、人性、文明、文化的觉醒与协调中终而实现“语言的栖居”。根本上，阎安的鲸鱼（宇宙）诗学体系建立于诗人语言的诗性本体自觉、以文学为精神存在之本，对技术性世界整体的意象性超越及其思考和建构等诸层面。

结语

综上，阎安诗艺是真正追求语言的现代化并对现代性进行人类和语言通盘考虑、谋划并践行的诗学体系。作为现代性诗学理念的重心，“个人史写作”、思想者立场、“鲸鱼诗学”机制及其所涵纳的诗性生命自觉、以文学为精神存在之本、山海气象的时间性超越和与此在相映的意象体建设等，无不在郑重重申技术时代的诗与艺术。通过《玩具城》《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诗辑，阎安深刻回答了诗歌在技术时代之可能：诗歌艺术作为人之存在的“适用尺度”——“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5]67，而非简陋地仅以时代风景为价值标准。为此，他特别提出区别于海德格尔界定艺术作品的本源为“真理”的“真谛”概念，并对诗的“真谛”效用进行了规定和阐释：“诗歌是表达真谛的艺术，是作为人性载体的现实生活，与作为时间和空间载体的气候学和天文学之间展开的修辞学跨界融汇与共建机制，这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学方式的特殊的文体属性，这也是后现代的今天相比历史而言，我们的语言和认知必须艺术性地拓展和抵达的更极端化的疆域和格局，惟其如此，诗歌才有可能诚恳地落实我们时代的人性抚慰。”[23]根本上，现代性及其所含蕴的技术时代的诗性、人性和语言在创世意义上的解蔽或澄明才是阎安诗与诗学所欲解决的终极问题。对现代性中世界的现代性、人的现代性与诗歌的现代性进行一体多面的综合性追索和价值性提炼，并深度“协调生活、时代与时间、人性之间那个基于永恒与脆弱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阎安所坚持的诗歌艺术之持恒隽永的文体属性和人文命义。

总之，关于现代性作为变革的景观时代对中国新诗所造成的“表达之失效”[24]等冲击和挑战，尤其现代诗性在语言维度被技术物化和污染以致语言的纯粹性流失等难题，当代诸多诗人一直在做着激流勇进式的砥砺与抗争，比如诗人伊沙“历史写不出的我写”[25]及其所倡行的口语诗派对前者的逴越，诗人臧棣“诗的语言必须更顽强地成就一种心智现象”以“参与‘更高的生命’的诞生”[26]及其所践行的“诗歌植物学”[27]对后者的擢拔等，区别在于阎安欲追求一种更为彻底或绝对的现代性诗和诗歌艺术。他不仅要求诗歌行为对技术时代的现代景观和人性世界能够进行深度综合与提炼并揭示其隐含的诗性存在价值，也同时要求诗歌建筑本身的现代性，包括一首诗的意境、意象主体及其精妙化呈现的语言结构、内容、视角、甚至情思载体等诸层面的极限性探险和现代，以期抵达全部和最高的无限性。根本上，对于现代技术与诗歌艺术的对峙境况，阎安是积极的行动派，他认为“本来现代化和现代科学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文学视野，超级现代技术也是艺术，如果把技术视作是自然能力的萃取与重组，那么肯定存在一种现代技术之美，它天然地包含一种与人性的伟大抚慰和关怀的可能性的关系。”[25]可见，成为技术时代的语言艺术家是阎安作为现代诗人的本质之择，是他对现代性变迁中人的存在、时代症候，包括语言醒省、艺术突围及其在世界和时间维度上开辟与建树的结果，同时阎安诗与诗学体系也为当代诗歌研究和文化事业贡献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限度与可能性。最后，请允许用海德格尔的话作为以阎安为代表的现代性诗人及其意义整体的指认和阐发：“这个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极其富有的……然而诗人坚持在这黑夜的虚无之中。由于诗人如此这般独自保持在对他的使命的极度孤立之中，他就代表性地因而真正地为他的民族谋求真理（真谛）。”[28]

注释：

[1]吴国胜：《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方法》1997年第1期。

[2]吴国胜：《现代化之忧思》，湖南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3]余明锋：《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20页。

[4]（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何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06-308页，327页,327页，324页，67页。

[6]阎安：《技术风景时代的语言艺术家》，《文学报》2019年8月10日。

[7]阎安：《玩具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版，第222页。

[8]阎安：《整理石头》，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9]阎安：《自然主义者的庄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10]（德）西美尔：《生命直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11]阎安：《我不是秦砖汉瓦，我是我自己的文学史》，《生活周刊》202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