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体的“诗人散文”
花山文艺出版社“诗人散文”丛书第一季至第四季
在2024年1月12日的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诗人散文”丛书第四季（10种）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从2020年1月推出第一季，“诗人散文”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31种，涵括了从40后到80后五个代际的国内重要诗人。其中不乏林莽、翟永明、王家新这样在国外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涵括了郁葱、傅天琳、刘立云、大解、李琦、何向阳、叶舟、沈苇、雷平阳、汤养宗、张执浩、海男、路也在内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此外还涉及诸多个性突出、风格迥异的活跃在诗坛一线的代表性中青年诗人，宗仁发、耿占春、何向阳、罗振亚更是兼具诗人、批评家以及散文家的多重身份。2020年1月，第一季“诗人散文”丛书甫一出版就得到出版界以及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在诗人以及广大读者那里更是反响热烈，从而成为现象级的“破圈”式的出版案例。现在回想起来，是从2019年的春天开始，我数次与郝建国及花山文艺出版社讨论、策划“诗人散文”这样一个富有创意的特殊出版计划。说其特殊，首先在于此前国内的读者、评论者以及出版人整体忽略了“诗人散文”这样一个特殊的写作现象，更没有就这一特殊的创作在评论、出版、传播方面形成共识性的成果。因此，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诗人散文”丛书具有填补业界空白的性质和意义，从而在竞争激烈的文学出版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赛道。说其特殊，还在于“诗人散文”这一写作自身的殊异属性。质言之，“诗人散文”既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又有相当的诗学研究价值。尤其是这31位诗人的散文集，以相当开阔、深邃而又繁复、个性的方式展现了“诗人散文”这一百花园的精彩纷呈，面貌殊异。
需要强调的是“诗人散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写下的散文，也不是与其他作家所写的散文具有同一性的写作，而是一种近乎独立的文体概念。在我看来，“诗人散文”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第三种”文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散文”应该具备相当的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也即是说，诗人写作散文不是个别的案例，而是特殊的文类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散文这里找到了区别于其他作家散文的不一样的质素，甚至找到了区别于自己诗歌表述的那一特殊部分。有意思的是，一个诗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散文或者小说，但是反过来的情形在文学史上却少之又少，即最初写小说和写散文而又转入诗歌的成功案例非常罕见。
具体到我参与主编的“诗人散文”丛书第一季至第四季，这些诗人所写下的散文对其他散文形成了一种必要补充，这些“诗人散文”的创作、渗入、影响改变了散文的整体生态，使得散文写作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性，“散文因此大受裨益”（约瑟夫·布罗茨基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入选的诗人，他们的散文与诗歌之间恰恰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呼应、补充或反差，也就是说其中一些诗人的散文与其诗歌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较之诗歌的篇幅所限，这些散文反而具有更为强大吸纳能力的“文学之胃”，具有可感的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涉及的题材和主题也更为丰富——历史、战争、地理、自然、生态、现实、阅读、生命、自传等各个方面，这近乎是一座特殊的博物馆。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诗人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体现了强大的思想载力以及美学特质，在内质以及边界上拓展了我们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心灵鸡汤、拉杂的日记随感以及历史解说词料式的散文。换言之，这些“诗人散文”既有诗歌的性质（比如诗性思维、抒情、象征、寓言、隐喻、凝练、结构意识以及节奏感）,又兼具散文以及非虚构的叙述功能。散文或散文化写作是更为接近日常的一种陈述或“交代”方式，这就避免不了“叙事性”和“戏剧化”倾向。
当下的很多散文写作者却在重复着看似新奇的陈词滥调，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地以为发现了写作的安全阀。李敬泽认为照之小说和诗歌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转型还没有完成，“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确实，当代散文的发展和变化并非像其他文体那样明显，所以就必然会携带不可避免的问题，甚至其局限性会在文学史和文体比较中被放大。早在1989年3月，陈超就对散文的历史传统、自身属性、当代命运以及散文研究情况予以了历史化的梳理和论析：“我十分讶异的是，新时期以来，人文科学和艺术变构的实质性进展，在散文界几乎无一体现。散文成了可有可无的、顽健的、艺术力衰竭者们的温柔乡。不仅专门的散文家如此，那些在别种艺术形式中无力进取的人，也纷纷到宽容平庸的散文界找到了安慰。散文已经不再是一个独异的、需要经过痛苦磨砺才能进入的范畴，而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涂抹或者说施虐的东西。”（《散文之路——兼与诗歌本体依据比较》）
之所以推出“诗人散文”丛书，是因为我们还要意识到诗人写作散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经验以及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越来越复杂的日常经验对写作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体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更多的诗人和作家则展示了“跨文体”的写作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诗人写作散文也不是为了展示“跨文体”的能力，而“跨文体”现象也没有什么值得格外夸耀之处。无论是诗人写作“散文”还是“小说”，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写作的难度、活力和效力，这是任何时候都值得反复强调和提醒的。事实上，“诗人散文”一度是处于隐蔽和遮蔽状态的“边缘文体”。在很多诗人、批评家那里，诗人写出的散文是从属性质的文体，散文往往成了等而下之的诗歌下脚料或衍生品。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散文的地位也往往被认为是低于诗歌的。质言之，诗歌和散文具有鲜明的文体等级观念，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二者是不能兼容的。的确，诗歌和散文是很容易被比照甚或对立起来衡量的文体，“散文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由于散文可以窥秘，或可以摹仿‘识字人’的生活方式使自己附庸风雅。”（陈超《诗野游牧》）甚至散文还被一些人认为是诗人的“暮年事业”和“老年文体”。
“诗人散文”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上这些关于散文的惯见或判断。这印证了诗人的散文必须是和他的诗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不是非此即彼或相互替代，二者都具有等量齐观诗学的合法性和独立品质。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诗人写作散文的深层动因在于他能够在散文的表达中找到不属于或不同于诗歌的独特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着意强调“诗人散文”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的特质和必要性。“诗人身份”和“散文写作”二者之间是双向往返和彼此借重的关系。这也是对散文惯有界限的重新思考与反拨。因此，“诗人散文”的内质和边界更为自由也更为开放，自然也更能凸显一个诗人精神肖像的多样性和写作向度的可能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很多的“诗人散文”具有“反散文”的特征，而“反散文”无疑是另一种“返回散文”的有效途径。这正是“诗人散文”的活力和有效性所在，比如不可被散文消解的诗性、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等等。对于一些“诗人散文”的实践者来说，甚至散文还可以带有诗歌的特质，比如好的散文的语言本身就具有诗的质感和特性。“诗人散文”的重要既在于拓展了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文体的惯例、行规和“规定动作”，又随时有属于“诗人”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和特质出现。诗人甚至应该能够对一切文体具有发言权和实践操作能力。
在阅读这些“诗人散文”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对日常情境的深度还原，体现了经验的复杂性以及精神品质的纯粹性，此外还有日常的超级细写和精神世界的隐喻、象征体系的共时化呈现。我们知道散文基本上是描述和回溯式的，携带了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功能，由此最为需要的正是写作者对日常经验和本真细节的呈现和还原。甚至其中一些散文体现出更为真切的“显微镜”式的超级细写，而在容纳日常经验的丰富性来看，诗歌却恰恰显现出了不足。就“诗人散文”这一特异的写作现象，我们还会发现散文具有其天然的话语优势，比如关于经验和超验的综合处理。我注意到很多诗人的这些散文充满了令人感动又开怀的日常烟火气、俗世惦念以及往事追溯，这是一个越来越老的人对童年、少年和另一个我隔着模糊岁月的重新对望，那一个一个细节正是回忆本身，那一点一滴正是生命本身。生命在损耗，时间在单向道中永逝，而只有文字能够重新走进岁月深处，能够重新用文字抚摸那些模糊的、磨损的事物。这些诗人的散文写作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文学最终都可以落实为生命诗学，都是一个往日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在文字世界的相逢或告别。
这些“诗人散文”区别于其他作家、批评家的散文，他们的写作一直倾心于自由、本真的心灵诉说，一直强化着生命诗学和修辞意志力，一直强调语言和写作的创造性，一直延续着疑问和自我盘诘的精神能力。这些特殊的散文文字，既带有知识分子的省思姿态和精神难度，又有诗人话语的特殊性、生成性和创设性。
值得强调的是，目前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诗人散文”显然不在“美文”写作的序列，而是容留了异质感和复杂经验。这些散文和随笔更具有自由性、跨越度、开阔感以及活力、生成性。关于“诗人散文”写作，我一直想到的是本雅明提示过的三点要求：“写一篇好的散文有三个台阶：一个是音乐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组织；一个是建筑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建造；最后一个是纺织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织成。”（《单行道》）
至于这些“诗人散文”的语言、表达则更具独到、会心之处。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历史境遇还是对自我精神渊薮，这些诗人所写下的散文都具有非常显豁的“发现”质素，而这种“发现”并不是局限于生活经验、现实处境以及历史档案知识本身，而恰恰是通过语言、记忆、想象力以及写作技术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意义上的诗学发现，是自我、诗学以及各个社会领域的融合之后的发现，从而与时下流行的那些散文区别开来，突破了以往散文写作的惯性机制，展现了“诗人散文”独特的魅力以及多样性的阅读空间。
与此相应，这些“诗人散文”同时具备了专业性、思想性、美学性以及知识性、可读性。也就是说这些文字更富于独特的视角、思想深度和精神能见度，在诗性表达上也更为自由，文本面貌更具个性和才情，往往是一个小切口就展现了宏大的历史空间以及现实大格局，它们见天地、见人心、见世道、见命运、见文化、见性情、见才华、见大千世界以及芸芸众生，进而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进入文本世界的入口。显然，这些带有日常趣味又深具精神难度和文体意识的诗人散文写作，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霍俊明，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诗人散文”丛书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