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地涤荡精神——王彬彬“荒林拾叶”专栏观察
2022—2023年，王彬彬教授在《钟山》开设“荒林拾叶”专栏，书写个人经历感悟和对生命、人生的观察反思。任竹良在《动人心弦的散文 尽展“文学是人学”的魅力和价值》一文中，从语言、立意、写作态度三个方面对2022年刊登的6篇散文做了精彩的解读。那么，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线拉长一点，把这一专栏的12篇散文，放在一起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观察这个系列文章的细节和主旨。这些散文中，王彬彬从日常见闻和旧日往事写起，显得信手拈来，自由随意，生动丰富地描述自己的感想。尽管看起来信马由缰走笔无痕，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主题，其在观察现实、回忆过往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表达着作者对生命、人性、历史的深刻剖析。
一、强烈的“在场感”
从“文坛旧事”“栏杆拍遍”专栏一路写来，王彬彬对近代史尤为关注，他从清末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包括党史等一系列事件中，回到历史的“现场”，寻找丰富的史料细节，让尘封的史料“活”起来。而且，相较于此类散文常用的史料搜索爬梳、铺陈还原手法，他更注重在细致的梳理、考证中，形成自己的看法，鲜明地表达对于某一事件的态度和判断。“荒林拾叶”系列散文中同样如此，有着独特的“在场”意识，从中透露出诚挚的情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如今，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所感受的衣食住行、思想观念都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迁。在专栏的散文中，王彬彬用细致入微的丰富细节带入了时间现场，写出岁月变迁、烟火人间的年代质感。同时，在回顾成长经历、乡村旧貌、人情冷暖中，作者倾注了更多个人化的情感，多了一份温和柔软，又充满了情感的温度。
比如《节俭》《痰盂》两篇写的是生产队里的聂老汉、吴老汉两个家庭令人唏嘘的故事。文章用精当的语言，从日常化的叙述中还原年代背景，生动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精神、气韵，让人觉得十分逼真，栩栩如生。在那个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节俭本是生活的手段，然而聂老汉、吴老汉无疑把节俭当作生活的目的，最后本末倒置吃足了苦头。聂老汉家境较好，而他却“节俭”过了头，最大限度地压缩全家的必要支出，仿佛只有在节俭中，他才享受到活着的快乐。然而儿女们却因为父亲的“抠门”而被村民说闲话，受到歧视，婚事也没有着落。吴老汉同样是极度节俭，他走在路上不是昂首向前，而总是看着路面，哪怕是捡到一拃长的细铁丝、一粒纽扣、半根红薯、一根萝卜，也是有用的收获。有一次，他在小卖部看到打折卖的痰盂，以为是好看的搪瓷罐，当作是盛菜的搪瓷盆，结果在给儿子谈亲事请客吃饭时闹了笑话，出了洋相，导致儿子婚事告吹。
作者分析了像聂老汉、吴老汉这样的底层百姓节衣缩食的生存经验，在批评的同时又寄寓着同情，在讽刺之中又包含着深深叹息。其实，要准确地刻画聂老汉、吴老汉并不容易，处理不当难免流于刻薄讥诮，变成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王彬彬在语言和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抓住人物的独特特征，叙述得惟妙惟肖，仿佛为他们画了一幅精准的“画像”。如，写到吴老汉的吝惜粮食，“他先把桌上的稻粒用一只手掌扫到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然后脖子微仰，把稻粒一把塞进嘴里。有时候三五粒、有时候竟有一小把。但不管是多是少，他都嚼一嚼，连壳一起咽下。”从“扫、仰、塞、嚼、咽”的一连串动作，把吴老汉那种异乎寻常地节省、执拗，写得真切自然，触手可及。
《绝响》则把视角从回忆转到现实之中，写自己看到许多老人把城市郊区周边的荒地开垦成菜地，见识到了中国农民对土地近乎非理性的信赖和热情。这些“垦殖区”是跟随子女进城生活的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退休职工们的“杰作”。他们用辛勤劳作和聪明才智把本不适合种植的山地，开垦成一畦畦菜地，种上油菜、蚕豆、豌豆、红薯一类的庄稼，却并不以收成的多寡为目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特别的成就感，重新建立起与土地的亲密连接，重温与土地的亲密情感，作为他们离开乡村后，回忆人生、回味过往的寄托。作者以旁观的视角，串联起一个个开荒者的“退休再创业”片段，从中看到他们尽心竭力地侍弄土地，一丝不苟地守护庄稼，还要与野猪、猪獾斗智斗勇的场面，仿佛让人看到一种“归田园居”的新形态，其中的劳作之乐，让人觉得悠然亲切，温情十足。
二、鲜明的“问题意识”
这一专栏中，多数从回顾自己的见闻起笔，却又并不局限在个人层面，而是把视野格局延伸到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大环境之下个人的命运表达深切的忧虑反思。如《住院》《队长》《家长》《奇书》《人言》等，大多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故乡写起，从个人视角切入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表达对当时农村权力结构、人情世故的深刻反思，在时过境迁之后，发出深沉的追问。而《怀念一只三脚猫》《生命》《下贱》《抢》，则由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来抒发自己的感悟，延展出绵长广阔的思绪，对自我和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
《抢》由疫情期间的一次菜场“哄抢”蔬菜说起，作者首先想到“哄抢，首先源于资源的稀缺”。从中引申出关于“抢”的话题：我们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卷进“抢”的氛围中，或许“抢”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技能的训练。比如早年农村婚庆习俗中让孩子哄抢糖果的仪式、计划经济年代紧俏日用品的抢购等等，“抢”甚至当作一种增添喜气、表达庆意的习俗。即便，如今基础的生存物资不再稀缺，可抢之物往往就变成了职称、官位、项目、帽子、兼职的头衔等等“利益”的衍生物。作者进而对某些有着“抢夺型人格”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抨击他们不计代价、毫无理性地抢，简直是“一只蚂蚁也要装进口袋”。作者的分析由事见人，从一件件可见可感的具体事件中，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把人们内心中的卑微、怯弱，写得真诚生动，启发人们反躬自省。
《生命》则从自己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写起，少年时“我”调皮顽劣，小时候最爱做的是掏鸟窝、烧马蜂窝、打蛇、抓黄鼠狼，从来没有过爱护动物生命的意识。“我”冒着摔跤、受伤、挨揍的风险做这些事，并没有什么目的，往仅仅是为了驱遣乡村男孩的寂寞无聊。由此，四十多年后，作者重返山野，对山野中的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一个普遍极度贫穷的社会，不可能对有着对动物生命的普遍尊重，而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才会带来生命态度、伦理观念的变化，“只有人都过得好了，动物才能都过得好”。
这些文章体现了王彬彬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用批判的眼光扫视自己的人生阅历、透视人性的卑微脆弱，展现出思考的深度和批判力度。文中叙写自己的经历和故事，都不是为了回味乡愁，或者表达那种虚幻的乡土情怀，而是把乡土、故人、往事结合起来，将人和事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生存环境中去思考，以冷峻、犀利的笔调来审视自己、审视世间百态。
三、真诚地涤荡精神
在“荒林拾叶”专栏中，不论是青少年往事经验的回忆，还是当下社会现实的观察，都融入着作者对自我的真诚省思、对人性的警醒剖析。《住院》写自己读军校时，患肺结核第一次到军区专科医院住院的事。虽然是回忆的视角，却用精炼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让我们仿佛穿过时光机，跟随着1980年的作者，彷徨而新奇地走进病房，感受和病友、医生、护士发生的故事片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住院》中，“我”反思了与高干病友翟主任的交往。尽管和他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是“我”在交往中刻意表现出谦卑，无意识中“很乐意”与他散步、陪他聊天，获得一种受“领导”重视的喜悦，显示出比其他病友的优越感。在翟主任“和蔼”的关心下，“我”无意间“出卖”了病友的秘密，受到病友埋怨，而且还因为翟主任随口一句喜欢学日语的客套话，不惜奉上父母借债为“我”买的日语教材。为此，作者真诚地反思自己的“讨好”行为，“表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下贱”，并且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一直与自己身上的下贱斗争着，这是一种艰难的战斗”。
《下贱》则进一步深化这一专栏的反思主题。“我”和老张教授在喝酒对谈中，披肝沥胆地剖白心迹，检视潜藏意识深处的人性弱点。老张的学问水平和成就很高，但是在高校却“混”得不算太好。因为他对社会交往圈中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比较抗拒。他在为人处世中坚持着自己的某种“底线”，而他的底线，就是“拒绝下贱”。在作者和老张看来，“下贱”可能是人的某种天性，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行为中，往往是一抹逢迎的脸色、一缕谄媚的眼神、一句奉承的语言，甚至是一种的下意识讨好表现。他们研究认为，“下贱”既与品质、德性有些关系，又不等同于这些道德品质因素，“一个人可以做到终身不做下流之事，但极难做到终身没有下贱的表现”，因此观察这些显在行为和潜在的心理，就是要尽力不让自己有下贱的行为，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警觉。虽然《住院》与《下贱》的故事时间线相隔较长，但是主旨内容却遥相相呼应，可以说是洞彻人心，非常有冲击力。
同时，王彬彬2022年在《收获》开设“尘海挹滴”专栏，发表6篇生活随笔散文，其中《废墟与狗》《吃肉》《公私》《霹雳一声高考》等散文，与“荒林拾叶”专栏所表达的人生思考异曲同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彬彬回忆当年公社供销社、小卖部和大队的往事，审视农村权力架构，表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他回忆农村熟人社会，口口相传的流言对人的伤害，表达深沉的人性拷问；他用鲜活可感的笔触，描写身边的种种人情百态，又充满浓烈的时代气息，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无论是“荒林拾叶”还是“尘海挹滴”，都体现了王彬彬的一种创作思路，即从荒林的满目落叶中捡拾数片赏玩品评，从尘海苍茫的人生中挹取几滴生命感悟，呈现出从经历到书写的从容。王彬彬以准确生动的描述和洗练精到的语言，机锋毕现，犀利而直戳现实，发人深省，深刻剖析着个人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卑怯、傲慢等复杂情感。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常执着于认为散文应该如何崇尚“真实”，这固然是衡量散文的重要标准。但在注重内容的“真实”之外，写作者的“真诚”往往更为弥足珍贵，在艺术表现的“真实”基础上，做到创作主体的“真诚”反思，可能更为难得。因此，“荒林拾叶”专栏的这一系列文章，给当下的散文写作注入精神价值，增强了精神厚度，值得耐心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