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人间信》：我们现在怎样“看”父亲
历次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常伴随着对家庭问题尤其是父子关系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就曾涌现出许多对传统家庭及“父亲”身份的讨论。1919年，鲁迅创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张父亲对子女应该用“爱”来代替“恩”，以肩扛“黑暗闸门”的勇气帮助子女实现自由成长。这篇文章体现了鲁迅在当时对父子关系的重新理解，蕴含了他对“父亲”身份的现代性审视。然而百余年后的今天，鲁迅理想中的父子关系依然无法广泛实现，父子冲突依然是现代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话题。
如今，麦家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创作了小说《人间信》，以第一人称视角细腻描绘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父子矛盾，刻画了父子二人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作品深刻展现了“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纠葛，真实记录了二人在身份之漩涡中的挣扎。这部小说作为一场凝练且深刻的父子悲剧，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父子关系、重新审视这一文学母题提供了一个细致生动的文本。
一
在小说中，“我”的父亲蒋德贵相貌堂堂，聪明伶利，曾被家庭寄予了厚望，但他口无遮拦，游手好闲，一直是家庭的羞耻和负担。作为独子，蒋德贵必须扛起家庭中“父亲”的身份，但他明显缺乏扮演传统“父亲”的兴趣，加之天生“不成器”，注定无法胜任这一身份的传统职责和使命。他从小娇生惯养，是吃奶吃到七岁的“大奶嘴”；学业平平，是不学无术的“老童生”；虽有做漆匠的天赋，但因患哮喘病最终一事无成。乡亲们虽不讨厌他，但也都瞧不起他。他因在日军中的劳工经历和援救落水的日本儿童而被扣上“日本佬”“黑五类”的帽子，而“潦坯”的称呼更像是对他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戏称。
蒋德贵被迫身居“父亲”的位置却不能担任“父亲”的职责，这一矛盾使他备受煎熬。他既要忍受众人的冷眼、嘲笑和排挤，也深感有愧于家人的支持，无法回应家人的期许。面对这一困境，他选择长期蛰伏在阴影中，通过赌博来逃避现实、挥霍生命。出于愧疚与自我责难，他默许了家庭对一个失败“父亲”的一切惩罚，即便依照家规数钉子数得十指鲜血淋漓也会坦然接受，但“自残”显然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只会继续延长一家人的苦难。
在父职的履行上，蒋德贵的懒散客观上确实为子女松了绑，但他放手的结果并不能让孩子自由发展，也始终无法让自己和子女免于各种麻烦。讽刺的是，蒋德贵唯一一次主动承担起传统父亲对儿子的管教责任，是在儿子因自己的身份遭受欺凌而准备与他人以命相搏时，用武力阻止了儿子的行动。这一次对传统父职的履行却成为了压垮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儿子揭发父亲、父子相残的悲剧，将家庭推向了深渊。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称职的父亲最多算是一个甩手掌柜，他存在的意义仅限于偷“我”的压岁钱买墨镜，或因沉迷赌博而让两岁的“我”在街上迷路并差点丧命。但即便只存在客观上的父子关系，无所作为的父亲却成为了“我”在成长与自我实现道路上最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与精神负担。小说中的“我”在少年时期的委屈几乎都源于父亲的“不成器”，“我”无法通过个人才能去争取出演自己喜爱的舞台角色，甚至无法通过真诚去收获友谊。外界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失职的父亲贴上种种侮辱性的标签，也顺理成章地对“我”进行歧视与伤害。
一忍再忍之后，“我”决定暴力反抗这种被歧视的命运。“我”的斗争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告别不公，同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胜利来弥补父亲在社会层面的失败。这种斗争当然不可能改变“我”的根本处境。父亲对“我”的复仇行动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种鲁莽行为很可能让“我”遭到众人的惩罚和排挤而早早变成新的“潦坯”，但年少的“我”却始终以为是父亲在妨碍自己。
这造就了小说中父子关系最矛盾的一面：“我”虽然感受到的是他人利用价值体系和社会规则故意施加于我的侮辱，但“我”怀恨的对象却是本就被这一价值体系和规则所压迫的父亲。于是“我”又寄希望于通过大义灭亲来摆脱父亲的影响，冲动之下将自己的父亲视作障碍和仇敌。
当“我”通过揭发父亲而终于成为“少年英雄”后，我才在世态炎凉中逐渐感受到这种行为的荒诞。在此后漫长岁月里，“我”愧疚于对父亲的伤害，并逐步尝试体察父亲的困境，对传统文化中“父亲”身份进行反思。
三
尽管“我”的父亲蒋德贵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他仍然得到了女性亲属们的无条件支持。究其根源，是因为奶奶、母亲乃至“我”的姐妹们都对大家庭中所谓的“父亲”身份有着朴实的偏执。她们不辞劳苦地操持着家业，对蒋德贵的错误一次次选择隐忍，期盼通过自己的忍辱负重与无私奉献帮助蒋德贵重新走上正途。除此之外，她们还会年复一年地向“我”编造关于父亲的美谈，试图让“我”理解并接受父亲对我和对家庭的爱。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苦口婆心的教诲消除父亲的失职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鼓励“我”在心里默默感恩父亲，并继续按照传统父亲的标准长大成人。
她们早已将自己人生的意义依附在家庭中“父亲”的身份之上，但这种被社会认同的“父亲”身份与蒋德贵真实的父亲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最终造成了家人的长期痛苦乃至家庭的几度破裂。奶奶为父亲操心到卧病在床下肢瘫痪，母亲和妹妹为了节省探亲的路费，到父亲监狱所在的城市艰难谋生。她们持续燃烧着自己去包容父亲的过失，竭力维护着家庭中“父亲”的位置。她们无法真正去恨父亲，更无法接受“父亲”身份的垮塌。
“父爱”一词是在用一套专门的标准来解释和衡量男性对子女的付出。小说中这些女性亲属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她们努力让“我”理解并接受的父爱中，属于传统“父”的观念成分相比“爱”的成分更加突出。“我”的父亲固然不成器，但他的“父亲”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家族血脉的延续，“我”同样被给予了这份期待，这种强加于“我”身上的观念，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心里植下了“父亲”身份的印记。
四
《人间信》的创作指出了因传统“父亲”身份而导致的三重现实困境：父亲被自己的身份所困，被迫背负起家庭责任和社会压力，既无力承担又无法回避；儿子在形塑自我的过程中因为父亲的“不成器”而承受了大量的委屈，深陷困境又抗争无门；奶奶、母亲、姐妹在社会传统的因循下对家庭中的“父亲”身份存有执念，毫无意义地为一个无力扮演此角色的男性个体牺牲自我。对传统文化中“父亲”身份的笃信让家人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甚至一度走向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在小说中，这些困境最终因父亲的不辞而别得以解决。故事结尾，蒋德贵抛妻弃子、东渡日本，在醉生梦死中度过了余生。他的离开带走了因“父亲”身份而导致的旧问题与旧矛盾，为儿子回归家庭创造了必要条件，也终于摆脱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父亲”身份。但对于作为新“父亲”的“我”来说，身份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如何看待“父亲”身份，决定了“我”将以何种姿态填补家庭中“父亲”位置的真空，以及整个家庭是否将重回以传统“父亲”身份为核心的轨道上。
当下文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已经十分丰富，但对“父亲”的评价标准依然单一。人们可以接受不完美的父亲，但很难接受没有负担起身份要求的父亲。在主流话语中，“父亲”的身份与“母亲”的身份一样，都因传统观念的束缚而被固化为某种标准，但这种标准所带来的问题始终没有被真正重视。
“五四”时期关于我们如何“做父亲”的讨论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父亲”的身份，则是对如何“做父亲”的一种必要补充。独立地“看父亲”，重新评价“父亲”的身份、价值与地位，可以导向对父权制更为有效的批判。从这个角度看，《人间信》一书不仅是对父子关系的一次深刻剖析，也是对“父亲”身份问题的一次重要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