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关于长篇小说《十面埋伏》的关键词
《十面埋伏》以霍文田记日记的方式插入“我”的第一视觉，以一个人物饱含深情的视觉串联起其他人物，平缓的河面被投掷入一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我”的内心世界，也容易把读者带入故事。文本还显示出了范迁极强的写景状物功力，逼真呈现特定时代上海地域特色，有着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
范迁长篇小说《十面埋伏》有如是情节：阿茹自杀之后，与之有叔嫂恋之实的霍文桑处于内疚、自责、郁闷之中，霍文田让妹夫徐方晦带其回西浔镇散散心。文田文桑兄弟俩散步谈心，虽几乎足不出户但深谙世事变迁的文田感慨“世代轮回，贫富交替……历代的业报在现世中呈现出来了”，长时间待在象牙塔里的文桑却不相信，反驳“我们霍家一向善待佃户，租子只收三四成……霍家如此诚信待人，哪来的业报？”正是在此情境下，文田叹曰，“我的四阿哥啊，你不想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便是本评题目“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由来。
作为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大作，《十面埋伏》总体上采用了最“老实”的顺时叙述方式。第一章《挂角之巢》的叙事时间从北洋军政府时期至全国解放前夕，第二章《大道如归》接续叙述至文革前夕，第三章《人间忽晚》叙事时间是1966年，第四章《绵绵若存》接续叙述至1980年前后。叙述结构采用我们熟知的“流浪汉小说”结构体式，即若干小说人物活动到哪里，作者跟着写到哪里，所谓“花开几朵，各表一枝”。如霍父（霍秉郴）和徐医生一直在西浔镇活动；霍文田先是长期陪伴霍父，霍父去世后去上海后又被遣返回西浔镇；霍文海从上海起步至回归上海的“轮回”革命征程；霍文桑与霍文珠、徐方晦家庭虽都居上海但活动踪迹不同。人物都不是流浪汉，作者笔端犹如在流浪。霍文沧由上海至英国再至香港、霍文珍嫁至无锡再举家迁往南洋两条线均未展开。这是作者的取舍问题，服务于小说的总体情节架构需要。
叙述视觉总体上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但犹如神来之笔的是，以霍文田记日记的方式插入“我”的第一视觉，以一个人物饱含深情的视觉串联起其他人物，平缓的河面被投掷入一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我”的内心世界，也容易把读者带入故事。不唯独如此，连隐含作者范迁也时不时地活跃其中，这是文本另一大特色。文本还显示出了范迁极强的写景状物功力，逼真呈现特定时代上海地域特色，有着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
小说对典型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成功。阅毕掩卷，霍父、徐医生、文海、文桑、文田、王书生、徐朝、王红珍、徐方晦、黄蛤蜊等一个个人物还能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浮现、回放。
以上仅是阅读之后对小说的总体“观感”，以下试着用几个关键词归纳《十面埋伏》，希冀以点带面，对小说的某些方面略作考察和探究。
——“大河小说”——
《十面埋伏》应该是范迁的首部家族小说，写了霍家三代人从北洋军政府时期到文革结束后的生存际遇，较之于温州作家东君的长篇小说《树巢》多写了一代人。
既是家族小说，人物势必涉及两代人及以上。姑且撇开《十面埋伏》里的霍家第三代（文本里有“戏份”的只有霍文珠和徐方晦的三个子女徐青、徐虹和徐朝），把《树巢》里的马老爷和七个儿子与《十面埋伏》里的霍秉郴和六个子女略作比较倒也不失趣味。马老爷马戡是马家堡的大地主，虽无一官半衔，却是马家堡事实上的统治者，“有权管辖整个马家堡”；霍秉郴“曾任北洋军政府高职”，自称是与“曹帅（曹锟），段帅（段祺瑞）”平起平坐之人物，具体职务可能是“总参谋长”（文珠所言）。在那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经济实力及由此带来的其他“软实力”是家族人丁兴旺的前提和基础，也难怪马老爷可以有七个儿子，霍“总参谋长”有“沧海桑田”四个儿子加“珍珠”两姐妹。无论是在马家堡还是在西浔镇，“挂角之巢”（《十面埋伏》里的重要意象）里的鸟儿总是要飞出去的，儿女们长大了一般也是要出去闯世界的，在时代潮流裹挟下依然人各有志，于是便有了各自的人生遭际。
如果哪日《树巢》和《十面埋伏》译介到日本，那边将有一个专有名词在等待着它们：“大河小说”。在日本，大河小说特指描写几代人命运的大型长篇小说，词源却来自于法国。但日本人在大河小说的基础上又独创出了“大河剧”概念，是包括了家族要素在内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阅读《十面埋伏》时，我无缘由地联想起日本作家北杜夫的短篇小说《大河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叫南弥次郎的作家，他决定在有生之年写出类似于《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或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长篇那样的鸿篇巨制。为了确保一直写下去，写到地老天荒，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不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死掉。主人公叫山根彦三郎，不仅不能让他死掉，还要让他“尽量娶个能生的老婆，多多生儿育女”，而且子子孙孙都不能死掉。小说里的子子孙孙达到三百多人了，山根彦三郎还没有死掉。南弥次郎与急着出版他的大河小说的出版社编辑唯有各自长叹。但也不是找不到出路，“没完没了，最后一招，发动世界大核战，亲爱的人物们必死无疑。”但是——凡事总有一个“但是”——按照小说人物南弥次郎对他的小说人物的深情厚意，“我如何下得了手啊。”
《大河小说》是篇讽喻短篇之作，以寓言待之亦无妨，与《十面埋伏》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长篇完全不具可比性，但我在《十面埋伏》的阅读过程中总无端地想，从北洋军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的光阴下来，历经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和民族命运多舛，唯有霍家高枕无忧，这不就是《大河小说》里的南弥次郎吗？不想让人物死，人物就死不掉。
如果在1949年的某个精确日子上划一条线，霍家人死在这条线之前的只有霍父（霍秉郴）和儿媳阿茹（沈雅茹），霍父属于正常的生老病死，但阿茹的死可主要归结于时代，直接死因是炒股亏空，血本无归，她的死也归还了霍文桑的自由身，股市崩盘恰逢其时，死得其所，顺便抹去了霍家兄弟的道德亏欠。也或者可以说，由于作者的刻意保护，即便时势凶险，世事艰难，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除了霍父的病死，霍家基本上平安无事。
随着霍父和阿茹的几乎同时逝去，革命军人霍文海拉开了小说第二章《大道如轨》的序幕，不久整片天地换新颜：时代倾覆“大厦倾倒”之下，“军阀世家”霍家尚能独善其身乎？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霍家的真正厄运终于来临，苦难书写至此才算真正拉开序幕。按照小说人物文珠的说法，是“遭劫”，“她记得刚来上海时和方晦抱了阿青去庙里烧过香……她烧香时祈求佛祖保佑，保佑她一生顺利，家族平安。时至今日，才晓得世界翻覆，人事无定。就算是佛祖，连自己都保不了，更别说保佑她了。”那么何为“劫”？小说中是如此表述的，“劫，是一种逃无可逃的命运，前世注定，此世领受。劫不动声色地潜伏在人生之中，何时呈现却毫无征兆，常常在你毫无防备之际像一记霹雷般地打在你眼前。劫又是无序的，随机的……有多少人认识到，劫会平复，会消解，会被忘怀，但劫一定会重来，会以一副新的面貌猝不及防地出现，而我们始终是措手不及。”这既是文珠对霍家后二十余年种种遭际的直观总结，也寄寓着隐含作者范迁对世事无常的唏嘘感慨。
——“十面埋伏”——
从明面上看，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一出，范迁的这个长篇小说便不会取名《十面埋伏》。
再接下来也是个儿子，霍文田，从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喘起来面孔煞青，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珠翻白，手脚抽搐，好似即刻要倒地死去了。靠了进口的德国喷剂，一次次地从鬼门关上救回来。当然，这个病怏怏的样子，也是不能出门上学的，于是霍家请了私塾先生在家读书。偏偏这少年霍文田是家族子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七岁能通背全唐诗三百首，九岁读完诸子百家。并无师自通地弹得一手好琵琶。十岁童子，弱不胜冠，一阙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却听得琵琶名师刘寿椿热泪盈眶，直说这孩子是个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
纵览全文，言及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仅三处，除了上面这处，余者分别是霍文田为临终之际的霍父弹奏《十面埋伏》，以及小说即将收尾处，提及文田常年住在水边，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手指不灵便，弹不好《十面埋伏》了。
如引文所述，文田弹奏《十面埋伏》曾“听得琵琶名师刘寿椿热泪盈眶”，但刘寿椿的初衷是意欲收下文田“做衣钵传人”，之所以“热泪盈眶”，固然有《十面埋伏》所弹奏内容“带入”的因素（《十面埋伏》采用了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但更多是出于惜才爱才，“这孩子是个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但霍父不一样，从他闭眼静听文田弹奏后的反应可见一斑。他深知这是此生最后一次听儿子弹奏《十面埋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他不是病入膏肓气若游丝，伴着儿子琵琶弹奏手舞足蹈高声吟唱“楚……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心中那个痛啊。我，我，我……”亦未可知。
没有“如果”。在文田的视野里，霍父“端坐藤椅中，一动不动，像一具木乃伊”。待众人把霍父抬到饭厅坐定，他拒绝进食，只交代“遗言”，也就是上述“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一句话没说完，身子一歪，扑倒在餐桌上”，自此再未开口，“在隔日的清晨五点多钟，魂归太虚。”可见“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既相当于是霍父欣赏文田琵琶独奏《十面埋伏》的临终感言，亦由此成为他的“非典型”遗言。
事实上，这是霍父的“言以明志”。咱们可别忘了霍父当年听闻“文海和社会上的一些激进分子从往过密”后当即赶往上海与其“谈心谈话”那一幕。文海为参加革命据理力争，因为“国家正在危难之际”，并不惜揭开霍父“伤疤”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多年前，您就看不惯北洋军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因此辞去了高阶军职，解甲归田”，反问霍父“今日的情况并不比那时候好多少，您怎么就不理解我要为国家做些事，而来百般阻扰呢”。霍父本是一向隐瞒自己归隐老家的因由，训斥文海“一派胡言”。然而在文海“我为有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父亲而骄傲。同时，也请您理解儿子一片赤心”的情感与道义双重攻击下，“霍父神色失落”，并不得不如实相告：
学生当然无辜，政府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阴差阳错，种种因素一凑，局面变得不可挽回。为此，曹帅、段帅与我，都没有回避责任。曹、段两位大帅从此吃素念佛，我割袍交印退出军队，远离权力，都是为自己没尽到职任的一种补偿。 (下转第8版）（上接第7版）
至此霍父从北洋军政府高位急流勇退、偏居一隅（老家小镇）打发残生的 真相大白。然而霍父显然又是不甘心的，从与文海谈话交心的情形来看，他内心里何尝不赞同儿子的观点呢。“静穆良久，父子俩都有些动容”，“霍父站起身，拍了拍文海的肩膀，走出门去”，可见霍父话语虽严厉，举止却似慈父。在时代的十面埋伏之下，霍父“为自己没尽到职任”而愧疚，为不得不退隐江湖感到“心中那个痛”，与在垓下之战中大败于刘邦手下因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西楚霸王项羽有何区别？难怪霍父退隐老家西浔镇后几乎闭门不出，亦难怪他在陷入临终昏迷之前抢抓机会最后聆听一次文田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实乃 共情心同理心作祟也，“曲以明志”，至死方休。
霍父是他依附其中的时代的显赫人物，尚且面对“十面埋伏”防不胜防，何况芸芸众生乎。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微，个体的人类，生来就被抛入时代和社会的十面埋伏之中，谁都无可幸免，霍家成员如此，普罗大众更是。归言之，文田弹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虽只是小说里的一个小桥段（甚至可称之为“细节”），但如若少了这个桥段，虽看似不影响这个长篇的整体架构和情节推进，实则影响大矣。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既是小说里的具象物，更是意蕴深远的象征物。
——“挂角之巢”——
“挂角之巢”这个意象首次出现在《十面埋伏》的第一章《挂角之巢》之前，就小说叙事而言，首先出现在外来者即“名满百里湖州的风水先生费师爷”眼里。“风水先生”何许人也，“地格”“人格”“天格”如何如何，却只是表述不见结论，估计把霍老爷唬得不轻。虽毕竟是大风大浪里过来之人，“神色纹丝不动”，但“他太阳穴上一根青筋搏动了一下”还是没能逃脱费师爷的毒眼。费师爷白天二度巡看霍宅，却只是“久久地凝思苦想，一声不出”，直至半夜酒醒独自再逛霍宅，才“似有所悟，只是还有薄薄一层穿不透”。参透天机的是如下一番景象：
突然，一只黑鸟从宅后的檐间惊起，先是低掠过水面，再倏地腾起，再钻进月亮的光晕里，再遁入黑夜之中。
小说回避了费师爷看见此番情形后有何“心得体会”，但从翌日他对霍老爷所言，“贵宅屋檐下的挂角之巢……不要除去。”这便是实质性的结论了，为主人家提供了行动指南，可见费师爷已“窥一斑而知全豹”。既是风水学，便是神神道道不足以为人道也，信则有不信则无，如费师爷所言只是个人“心象”，“心象者，无从解释”。霍老爷虽不甚明了，但从后文文田在已出嫁回霍家小住的姐姐文珍面前所言，“爹爹吩咐过工人，不要去移动那些鸟巢”，可见霍老爷对费师爷是言听计从，坚决照办的。
“挂角之巢”首先自然是具象物，即霍家大宅屋檐下的鸟巢。鸟巢鸟巢，自然是有巢必有鸟，无鸟哪来的巢。费师爷的视野里便是先鸟后巢。如果无鸟，巢则成为荒废之静物，其意蕴无从谈起。鸟、巢二位一体，密不可分。不唯独费师爷，霍家众人所见亦均是如此。比如徐虹和徐朝姐妹俩回西浔镇探望被遣返回来的舅舅霍文田，后者送她们去车站：
沿了水边徐步走去，走到霍家大宅的对面，三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隔水眺望。大宅的翘起的飞檐挂角，映在黄昏黯淡的天幕上，如一阕戏台上的布景。屋脊上有鸟群在盘旋，落下又掠起，久久不散。
又比如文桑从新疆回来，分了房子娶了婆娘（附送女儿），却“大的惹 不起，小的也是碰不得的”，感觉陷入了更深的荒漠，“人生苍白而疲惫，支离破碎，像一幢即将散架倾圮的老宅子。”或许梦回老家能带给他稍许慰藉吧。
前已提及文桑文田文珠三兄妹“受邀”参观霍家老宅。原因是大哥霍文沧是“国家要着重统战的对象”，“上面决定将霍家在西浔镇上的老宅发还。不但要发还，还要里外修葺一新……务必要做到原汁原味，让从香港回来探亲访问的霍文沧先生满意。”由此，三兄妹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重游老宅，希望他们回忆起“当初宅子里是怎样布局的，有些啥个特色”，以有助于修葺工作有的放矢。
无论现实所见还是梦中呈现均是如此。我们不知霍宅屋檐下到底有几个挂角之巢，也不知所见“黑鸟”是否依然是当年文田告诉文珍“爹爹吩咐过工人，不要去移动那些鸟巢”时后者所见之喜鹊。正应了当年费师爷对霍老爷所言，“夜观天象，星象错综，风云变幻，实在是诡异莫辨。”天象如此，挂角之巢亦是。
作者安排风水先生这样的特殊人物首先关注到挂角之巢，并声称“不要除去”，其意蕴便不止如字面呈现的那么简单。挂角之巢是贯穿小说的重要意象，其摇摇欲坠却终究不倒的形象完全就是时代风云激荡中霍家动荡不定命运的真实写照，而从挂角之巢里飞出去的神秘鸟儿及其不可知的结局，则完全可比拟为流落在外霍家成员的复杂曲折人生。只要挂角之巢还在，霍家即便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遍体鳞伤，但生活的希望也总是延续着的，待到历史洗掉一切沉渣，便是“沧海济帆终接云”。就像小说里所言，“十年过去了，一切终于回归平静。”就像文珠原打算去西浔镇看望文田的，却阴差阳错跑到了苏州，回来已然“神色平静，举止言谈也蛮正常”了。“我晓得妹妹不会回来了”，她终于从与臆想中的女儿徐朝依然朝夕相处的十年梦幻中摆脱了出来，在文田看来，“十年之后，小妹文珠终于走出了丧女之痛，恢复到正常生活了”，“这道又深又长的伤口，终于结了疤，虽然还会不时地抽痛一下。”
因为挂角之巢还在，时代的寒流中便依然不失人性的温暖。无意中疗愈文珠伤痛的长途汽车年轻售票女子如是，昔日的霍家厨娘阿香和儿子长根、孙女阿妮头亦如是，终生未嫁、照顾病瘫在床老父直至过世的徐家大姐更如是。因了她们的存在，冰冷残酷的文本底色上多了一抹温暖的亮色，那亮色，犹如从文本内部发出的光，虽微弱，却足以穿透读者犹如被小说叙事重锤击打而伤痕累累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