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情话》：背反之“春”中的生命叙事
透过这部《晚春情话》，我们不只可以清晰窥见韩松落之于自由、和谐与生命绽放的渴望与忧思，也同样可以完满感知韩松落融文学、音乐、电影、诗与人生于一体的君子不器的多元生命之旅。
一年前，久居甘肃兰州的西北作家韩松落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春山夜行》，宣告了他在聚焦影评和文艺专栏写作多年之后之于小说创作的回归。一年后的早春时节，韩松落又接续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两部小说集的书名都共同拥有“春”这样的关键词。用韩松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真正在西北生活过的人，才能体味到温暖而短暂的春天之于西北人民的丰厚意义。
正是西北之春集温暖与短暂于一身的自反性，赋予了韩松落的小说一以贯之的一种内在撕裂、悖反与张力。《春山夜行》里“春”与“夜”、“山”与“行”之间的张力，《晚春情话》里“晚”与“春”、“晚春”与“情话”之间的背反，就将韩松落小说的这种特质揭示无余。因此在这部《晚春情话》中，我们可以读到大西北的冷峻与凛冽，又颇能感受江南一般的温婉与抒情；可以领略韩松落细腻而冷静地讲述普通人的平庸日常，又能够看到他以纷繁的想象力与戏剧化到极致的类型化书写，抒发自己平静外表下汹涌而出的炽烈情感与“在别处”之想象。《孤独猎手》里，孤独女人依靠反复拨打陌生电话带来的他者之想象而生，而真正与之产生情感连接的男子，却是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偶然相交而“求不得”的真实存在；《我父亲的奇想之屋》里，出走的父亲与隐秘的小房子构成的“元叙事”，在一层又一层的雷同式嵌套叙事当中，让想象与虚构成为实实在在的记忆与现实，最终在地震演习演化为真实地震的戏剧性叙事当中，构成亦真亦幻的舞台效果——一方面是若即若离的现实，另一方面是随时可能成真的记忆与想象，韩松落正是借助于他作为小说作者所拥有的肆意虚构的权力，将生命中种种求而不得、幻影成真、一语成谶的背反状态，以平白如水而又神秘如谜的文字表达无余。
“在别处”
出走与逃离成为《晚春情话》的各篇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从《鱼缸与霞光》里的李志亮、曹景与“我”，到《我父亲的奇想之屋》里的两个“父亲”和《晚春情话》里的一林——这些出走，或出自主动逃离，或出自被动远走（一林的被拐卖），其共同的特征，都是远离自己赖以生长的平静的、庸常的、重复性的原生环境，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重新适应与建构自我。这种两个世界之间的反差、对立与调适、平衡，构成了《晚春情话》构成的生命叙事的主体逻辑。
所谓成长，就是在一个不断改变与放大的环境里，让自我始终与环境相适，保持自我的社会化状态。用这种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而言，上述小说中人物所面对的抑郁、迷茫、挣扎等身心失衡的状态，正是外部环境变化过大过速造成的自我社会化调适无法及时跟上所出现的必然景象。《晚春情话》里的一次次出走、逃离与“在别处”之想象，以及这些远在天南海北的生命个体之间出现的心灵共振与共鸣，正是在过往三年里，人们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所体现的种种身心不适，以及在这种状态之下、通过网络空间寻求心灵寄托与同类共鸣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韩松落富于悬疑、推理式的类型化书写技法之下，饱含的都是对于“风险社会”（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语）里生命存在状态的满满关怀与悲悯。
乐影照人生
在回归小说创作之前，韩松落身上的两个主要标签，分别是影评人和民谣唱作人。之于影评人，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是《看电影》杂志的专栏作者，先后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奖评审；之于民谣唱作人，他是国内顶级音乐唱片公司——星外星唱片的签约音乐人，曾推出过《靠记忆过冬的鸟》《时光机》等多张原创民谣专辑。之于音乐与电影的熟稔，也充分体现在《晚春情话》的叙事书写当中，让同时拥有影迷和乐迷身份的读者，时时会心一笑。
书中最受好评和关注的开篇小说《鱼缸与霞光》，正是从大卫·林奇的经典电影镜头叙写开始；而在讲述小说里西北小城的公共文化生态时，韩松落直接列举了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来作为重要佐证；小说中“我”遭遇的金属般噪音困扰，我们也可以从阿彼察邦电影《记忆》当中找到类似桥段的渊源。电影化的文学书写，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于经典电影作品意象的征引与借用上。韩松落细致描绘人物穿着与形象、以及外部环境构成的详细细节的书写方式，就仿佛以电影摄像机作为书写之笔，颇具电影视觉效应与电影镜头语言的运动感。而在他在《鱼缸与霞光》等多篇小说里、围绕不同人物故事之间的转场与调度，也充分吸取了电影蒙太奇语言的表现技法精髓。如果说唐人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话，那么韩松落在本书当中的书写，也可谓是“光影寓文，文照光影”，非常值得仔细品味。
而之于音乐，《鱼缸与霞光》中，哈萨克民歌《萨马勒山》与韩松落自创的民谣《阿拉套山》自然组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热爱音乐的新疆博尔塔拉人“在别处”坚守乡愁、寻觅自由的生命状态生动呈现。而《写给雷米杨的情歌》这篇讲述中国乐坛理想类型化的“化石级歌手”的虚构故事，则直接源自韩松落在西北、在广州行走与歌唱的诗意生活之过往经历。
之于读书人而言，他的阅读史就是其生命史；而之于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书写体系，同样是其生命史的直接映照。透过这部《晚春情话》，我们不只可以清晰窥见韩松落之于自由、和谐与生命绽放的渴望与忧思，也同样可以完满感知韩松落融文学、音乐、电影、诗与人生于一体的君子不器的多元生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