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永远主张春天——评《春天送你一首诗》
2002年,《诗刊》社发起“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活动,以朗诵会、分享会、诗歌周等方式,向千家万户散播关于春天的诗歌。《春天送你一首诗》作为其诗歌选本,以“春天”作为中心隐喻,串联起“风展红旗漫如画”“春风识面春来信”“万物竞发听雨眠”“草树知春不久归”四辑。
以如此统一的隐喻贯穿整本诗集的做法,其实是不常见的——尽管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布鲁克斯认为,现代诗歌技巧的核心就是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隐喻不仅是一种写作技法,而且构成了我们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方式。季节性隐喻通常用于象征性地反映和表达对社会变迁、文化演进以及个体生命轨迹的深层认知。通过这种修辞策略,时代的流转、文明的起伏以及个人的生活旅程被赋予了一种周期性的象征意义,进而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些复杂现象的内在洞察力和情感体验。
“春天”作为一种典型意象,关联起“生机”“幸福”与“希望”等一切我们所能设想的美好形容。这与中国传统诗学是一脉相承的,在信仰“天人合一”的古代,春天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更关涉到社会伦理的方方面面。春天作为自然的表象,是四季的起点、万物的始源,具有崇高的形而上学意义,而一批诗人正在写下中华民族走向春天、走向新生的寓言。刘笑伟《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精确勾勒出中国所处的“启程时刻”:“南国的椰林、木棉,在热气腾腾的早晨/一一苏醒,成为春天史诗的一部分”;高鹏程《蔚蓝》通过章节结构试图形成与历史的对位,从“司晨的鸥鸟衔出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到“一艘东方巨轮,再次拉响了它远航的汽笛”,中国“是如此古老却又从不老去”;杨碧薇《北京春天》从侧写的角度摄下城市的灵晕时刻,“多么久违:天空、福祉、尘世的匕首”,同时以伤春的情绪叹惋时光易逝,“这些魔幻的生长将魔幻地消失,/这些丰富的层次,会很快被削平”,然而,诗歌本身却用文字的时间刺穿了匀速流转的时间,于是成为永恒的“绚烂中的悲、深海里的静”。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春天是“青春”与“激情”的代名词,标志着确立新秩序的决心。自新诗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影响后,“春天”才附带上诸如反叛与怀疑的语义,这一意涵其实是颇具现代性意味的。西川《开花》一诗不断重复“开花”一词,以韵律的节奏展现出“开花”的动势,具有速度感与爆破感,携带着冲击稳定秩序的自由精神:“开花就是解放开花就是革命/一个宇宙的诞生不始于一次爆炸而始于一次花开”;李少君《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一诗则使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前半首竭力铺陈压抑的氛围:“暖气催眠的昏睡”“冬寒仍不甘退却”“沉沉夜雾”……然而到最后两段,诗歌基调却陡然上扬,“应该向大地发射一只只燕子的令箭/应该向天空吹奏起高亢嘹亮的笛音”,直至“浮现明媚的春光/让一缕一缕的云彩,铺展到整个世界”,这使人直接联想穆旦所提出的“新的抒情”,即那种“伴着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那种“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也有部分诗人以“倒悬的”或“反面的”姿势闯入春天,展现出反叛与不合作的性格,然而这在无形中却又呼应了真正的“春天”精神,如林秀美的《倒悬的春天》与育邦的《当春天来时……》两首,前者向外找寻灵魂的安放之地:“这大地上下垂的柳枝/用真诚而虚无的触觉/在更高处 或者/让悲悯和疼痛垂下/让灵魂/更明亮更高远”,后者则向内构建起内心的国度:“当春天来时,我们走到春天的反面。/在我的私人国度。在我的花园”。
对于个体而言,“春天”则包含了复杂的情感结构,意味着潜意识里生命欲望的点燃。春天的氛围是温暖的、萌动的,而我们对春天的切身感受会激发出一种身体意识,即渴望重新确证自由的意志,无论是通过爱或被爱,还是通过生存或毁灭。在欧阳江河的《春之声》里,春天是“阳光灼烧的脊背”,也是“梦中到来的大海”,身体感官与心理意象形成紧密的通感式联结:“我紧紧压住的胸口/在经历了冬眠和干旱之后,又将经历/爱情的滚滚洪水和一束玫瑰”;而在何向阳的《原因》里,只有在“坚持发芽”的春天,才会使诗人悬置一切对先验的反思、对哲学的谈论,世间的“原因”不在于思维,而在于每个切身感受的、心动的时分:“爱人/把手放在心的位置/回答我/春天为什么叫做春天呢”。在于坚的《整个春天……》里,春天是新生的、来自他者的召唤,在春天的躁动里,“我”始终满怀弗洛伊德式的“期待的焦虑”:“整个春天我都等待着他们来叫我/我想他们会来叫我/整个春天我惴惴不安”;而在吉狄马加的《又一个春天》里,春天是“轮回的胜利”,死亡等同于新生:“当我意识到唯有死亡/才能孕育这焕然一新的季节/那一刻,不为自己只为生命/我的双眼含满泪水”。
然而我们最终可以发现,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个体的角度,“春天”的隐喻都包含了同样的所指:人之为人的主动性。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到,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自我调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动性和自我反思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在社会日益倦怠化、分众化与碎片化的当下,这批诗人却试图召唤一种“新的主流”,一种集体的觉醒和行动的力量。他们以主动的姿态而非被动的姿态去迎接生活的质询,留下逆行的痕迹,这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葆有希望比绝望更有勇气。
因此我说,春天是一种主张,他们永远主张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