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巴与我们隔着一条路、几棵草的距离
一 闲人刘亮程
刘亮程说，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是一个闲人。这个闲人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出现在开篇《我改变的事物》里。“我”整天扛一把铁锨在野地里闲转，把一棵树上的麻雀赶到另一棵树上，把一条渠里的水引进另一条渠，为改变了两棵树的长势而欣喜，为帮一头急得乱跳的公羊爬上了母羊的身子而得意……这样的闲人就是一个毫无目的的人，一个在岁月中虚度的人。闲人也是有心要操的，不过，他操的是整个村庄的人都不会去操的闲心：每个黄昏，“我”站在沙梁上向太阳挥手作别；第二天清晨，“我”又来到村东头招手迎接太阳的升起。
当然不能在“我”与刘亮程之间划上等号，甚至有理由怀疑“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要知道，是在写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刘亮程才认定《一个人的村庄》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在他的写作中，真实与虚构不分彼此，相互依存。不过，我还是要把“我”跟刘亮程本人勾连起来，把“我”视作他精心设置的最理想的视角。因为他只有像这个闲人一样，放下劳作，放下收成，放下算计，“闲到自己的心境像一朵云一样，一朵花一样，一阵风一样”，才能听得见蚂蚁的喊叫，看得到花的微笑，领悟得到“驴的高亢鸣叫是对世界的强烈警告”，他这才能写出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的“一个人的百年孤独”。也就是说，闲，其实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后撤：从忙的世界中抽身而出，从合目的的、被因果锁链环环扣死的世界中抽身而出。这样的闲人如果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一棵草的事情，一粒虫的事情，一片云的事情”。在繁忙着的人们看来，这种后撤纯属自甘堕落。但是，只有在后撤之后，刘亮程才能打开、放大自己所有的感官去捕捉被有用性遮蔽、删除的光影声色，那些微小、无用的事物才能被发现、被打量，从而驻留下来，而不是随风飘散。刘亮程说：“小说的每一句都在朝前走，散文的每一句都是凝固的瞬间。”[1] 这里的“凝固”，说的就是驻留，就是绝不会随风飘散。就这样，闲人刘亮程一门心思做着捡到芝麻、丢掉西瓜的吃力不讨好的笨事，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是西瓜，而是一粒粒芝麻迎来了自己的复活节，它们别无依傍，却熠熠生辉。对自己耽溺于微小、无用的事物的取向，刘亮程多有自剖，比如，“一根针这样微小的、一松手便丢失而不易觉察的事物，才真正需要我们寻找啊！”[2]再如，“那些看来很小的事到底有多大谁也不清楚。”[3]他当然知道，芝麻哪里好捡，针从来难寻，不过，他就是要以捡到每一粒芝麻、寻到每一根针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来为难自己，并进一步把它当作自己平生的志愿：“接近平凡更需要漫长一生的不懈努力。”[4]
耽溺于微小、无用的事物，也就混淆了在忙的世界中斩斩分明的小与大、无用与有用之别，于是，一个不是以某种价值标准去估定、区分，而是让事物以自身的样子自行呈现的平等的、万物有理且有灵的世界随之涌现出来。对此，刘亮程也有话说：“在我的作品中，我呈现的价值体系是平等的，没有大小，没有尊卑，没有好坏，没有纯粹的快乐和忧伤，没有单一的忧与乐、悲与喜。”[5]他甚至强调，哪有什么不好的、不美的东西，不好、不美之类的概念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能够穿越僵死的价值系统，逼近并欣赏栖居在好坏、美丑、善恶、真假的分别之前、之外的丰富、完整到混沌的世界的人，只有孩子。因为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被价值系统所规训，他们就是忙的世界的素人、闲人——如此说来，闲人刘亮程不就是一个执拗地、不合时宜地保持着自己的童真的老孩子？想想一起停留在二十五岁，不再朝前走一步、一岁的本巴吧，大概只有一个老孩子才有兴趣和能力去想象它、传颂它。在闲人所讲述出来的万物有理、有灵的世界里，人的倨傲是可笑的：猪夜夜卧在窗根，你家的事它比你清楚得多；鹰盘旋在天空，对于你以为早已熟稔的黄沙梁，它比你看得更全、更透。当人谦虚了，真正的和谐就诞生了，万物平等地生活在一处的美好样子，刘亮程有过不少精彩的概括，比如“人畜共居的村庄”，也如“与虫共眠”。萧红的《生死场》也写过不少人畜共居的场景，就像女人在生产，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正在生小猪。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萧红要用猪的卑贱来证实人的卑贱，从而激起抗争的勇气和冲动；在刘亮程眼中，猪却洞穿并缄默起太多人间的秘密，毋宁是神奇的、有灵的。
闲人刘亮程有限度地改变着他所能改变的事物，对于被忙的世界所遗忘、删除的数量巨大到浩瀚的事物，他则是“唯一的旁观者”，“他明白了大地的和声并不缺少他这一声，却永远缺少他这样一个倾听者”[6]。旁观、倾听是有神圣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闲人对于自身意见的坚决克制，以及对于被遗忘、删除之物的一一打捞。有了这样的打捞，“此刻树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就是永恒的，不会随风飘散。
二 闲人还是一个胆小鬼
有意思的是，闲其实来自于为了吃上一口饭而不得不操劳、奔波的忙，是不留一丝缝隙的忙催生出闲的视角、闲的美学。[7]刘亮程对韩少功、阎晶明说，他的童年太忙了，从还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起，就整天忙着打柴、割草、喂猪、编筐。忙，是因为穷，陀螺一样被抽得疯转的忙，则是因为极度的穷。[8]他在《寒风吹彻》中追忆，十四岁那年，他半夜起来，赶着牛车去沙漠里拉柴火，牛车一出村子，寒冷就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丁点儿温暖搜刮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绝对的穷、冷，一种大雾弥天一般笼罩着他的无边无际的荒寒，抵御这样的荒寒，只能靠永无休止的忙。所以，他是一个忙坏了的人，一个就算忙坏了，却依旧是穷、冷得 无望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看到、听到、嗅到那些与他的忙没有关联的事物？到他终于摆脱忙的时候，他不是去抱怨从前不可承受的忙，而是去刻画“一个在天地间无所事事的闲人”，让这位闲人代替自己从忙碌的大地上抬起头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直起腰来，“看天上的事，看草木的事，关心一阵风的事”。想想这个闲人在大地上欢恣的浪游吧，从前的刘亮程有多忙，如今闲人的浪游就有多欢恣，欢恣是对于忙的变本加厉的想象性的补偿。
不过，用闲到无所事事来想象性地补偿从前没齿难忘的忙，为什么不能看作是怕，是逃避？说不定刘亮程就是怕疼的，已经结痂的伤口他下不了手去撕；更是怯懦的，已经过去的往事他没有办法再一次面对。于是，我也许有理由在闲人之外，再给刘亮程贴上一个胆小鬼的标签，而黄沙梁和本巴就是这个胆小鬼为了逃避忙的梦魇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个悠长、欢恣的梦境——谁说胆小不是一种异秉？其实，对于自己的怕和怯懦，刘亮程并不避讳。他说，上小学时，要步行七公里，早出晚归，路边有孤坟，没在野蒿草中，让他脊背生凉，晚上蒙头睡觉，好像还能看见荒野上的坟地。就是这样的怕，让他四年级时就写起了诗歌和童话，而这些诗歌和童话不过是对于每天都会重演一遍的怕的想象性纾解。对于一个胆小鬼，一个怕的天才，怕怎么可能有尽头？怕，比如对于梦中被人追赶的恐惧，一路追随着他，从少年、青年直到中老年。正是被追赶的噩梦逼迫他写出《本巴》，他必须给追随自己半个世纪之久的噩梦以一次总体性的解决，哪怕被解决了的噩梦在写作结束之后还会再一次降临。对此，他有总结：“写《本巴》时，我一直站在自己的那场噩梦的对面。”[9]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本巴》未尝不能视作刘亮程四年级时写诗歌、童话的延续，他只要在写作，就是回到自己的少年，回到自己根源处的怕。
刘亮程还怕直面自己在八岁时失去父亲这一根本性丧失。越到老境，这一丧失就越膨胀开来，好像一个随时会吞噬他的黑洞，他感到周遭都是逼人的寒气，他颤栗，他怕。他的自我救赎的方法，就是用《本巴》“执拗地让时间停驻在童年”，而赫兰、洪古尔、哈日王这些还没有长到八岁且不再会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被梦的世界收留的他自己，只要他和他们还没有长到八岁，他的父亲就还活着，他就是一个有父亲的孩子，他的生命就是完整的。一个年近花甲的人竟然渴望回到童年，渴望做一个有父亲的孩子，这个念头多少有些疯狂。不过，谁说疯狂不是一种天赋，胆小、脆弱的人们也许离神更近？就像在那个疯狂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托尔斯泰感到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惧，他甚至看到死神在一路追赶他、纠缠他，他一刻都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思想激变。《本巴》因怕而生的机制，在受到哈日王的一番质问后，洪古尔已经有所顿悟：自己不愿长大是因为恐惧，本巴人活在二十五岁也是因为恐惧，“恐惧是不分年龄的”。刘亮程更怕疼。他当然知道“东归”途中刺进先人胸口的刀也狠狠地扎进了活人的胸腔，疼痛着死去的先人的疼痛，恰恰是活人跟先人唯一可能的血肉关联；知道在活人的疼痛中，在活人对于先人的疼痛的讲述中，先人又活过来了，他们其实是不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让疼痛和仇恨一起复活？他怕，他疼。怕疼的他必须把本巴往前推，绕过尸骨枕藉的“东归”，来到阿尔泰山还是小山丘、布河还是小溪流、“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的远古，来到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蜜的远古，来建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的史诗。他的史诗不可以有疼痛，在他的史诗里，“仇人可以结为兄弟，魔鬼也能变成好人”。
三 扁的本巴与弯曲的真理
怕坟，怕密不透风的忙，怕被人追赶的噩梦，怕父亲的死所导致的根基处的丧失，怕疼以及疼所带来的仇恨，刘亮程就必须构筑起一个仿佛没有时间流过的通体透亮的本巴，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安放自己惊惶不定的心。这样的本巴说到底就是人畜共居、与虫共眠的黄沙梁的悠远回响，一个始终被自身的焦虑驱策着朝前走的本真的作家，是不会变的。本巴来自于现世，却又不沾染现世的汤汤水水，它就像母腹中的哈日王踹向洪古尔的干干净净的一脚，“没有带起地上的一粒尘土”。本巴甚至拒绝具体性，因为具体性带来欣悦，同时带来疼痛，说到底是令人忧伤萦怀的。这一点，刚刚来到人世的赫兰竟也心知肚明。赫兰没有吃一口母乳，没有增加人世的半两肉，因为“那些在人世上长的肉，会疼，会疲劳，会光洁也会腐烂”。当然可以指责本巴自拘于抽象性，是非人间的。关于抽象性，一个有意思的参考，是《捎话》中一再出现的“扁”字。刘亮程说，扁是他设定的毛驴谢所看见的世界。在毛驴谢的眼中，天国、死亡是扁的，天空、大地是扁的，生命、非生命也都是扁的，可偏偏就是扁，让万物有了“轻盈欲飞的灵魂状态”。[10]我也可以说，本巴中非具体的人、物都是扁的，是二维的，它们拒绝长大，所以不会有衰老，它们没有人世的血肉，所以不会有疼痛，它们没有重量，所以不会跟土地粘连在一起，它们就是精灵，在本巴的大地上浪游，轻盈欲飞。美男子明彦提议给梦一样飘远的蒲公英敬一碗酒，于是，“开遍世界的蒲公英，每一棵都在老地方”。本巴的蒲公英就是轻盈欲飞的精灵，它可以开遍世界，而世界不过就是老地方。在本巴大地上，哪个人、哪种物不是蒲公英一样的精灵呢？有一天，赫兰领悟到，本巴不仅是齐说唱出来的梦，“更是人们寄存在高远处的另一种生活”。是的，本巴是尘世的梦，尘世有多板滞，本巴就有多轻盈。不过，轻盈的本巴并不遥远，跟尘世只隔着一条路、几棵草的距离，只要你有怕的能力，有闲的决心，有慢下来并回过头去的渴望，你就可以飞起来，就可以走进它。
本巴的轻盈源自于它的古老。那时候，本巴诞生不久，一切还那么年轻，还来得及拒绝在时光中老去。胡兰成喜欢汉赋，说，楚汉相争打下一个新的天下，什么都是新的，万物还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汉赋就好像是伸出手去一一指认、命名那些新鲜得让人感奋的事物。本巴就像是汉初，万物皆需汉赋一样的铺排、夸赞，夸赞的方式就是江格尔带着众人向酥油草敬酒，向骆驼刺、芨芨草敬酒，向草丛里的虫子敬酒，向蒲公英敬酒，每个提议都是一个喝酒的理由，每个理由都可以连喝三碗——这样的夸赞，不就跟《子虚赋》《上林赋》一样的富丽、豪奢？夸赞就是命名，就是呼唤，在一片赞颂的喧响声中，策吉看到被唤出名字的事物“发着醒来的光芒”。注意啊，未被命名的事物沉睡在四周，隐藏着看不见的危险，所以，夸赞不能停，命名的激情不能停。就在一声声夸赞中，一个个事物接连苏醒过来，跃动起来，这样的盛况不就如同又一次的创世？而夸赞者不就是一个个用自己的言说来创世的齐？齐的说唱命名了万物，也就开启了万物，万物其实都是生活在齐的押韵的说唱中，“诗有多长，我们的世界便有多大”。就这样，《本巴》揭示出这个世界最深层的、让人眩晕的奥秘：“我们既在人世说唱史诗，又在史诗中被说唱出来，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
是的，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实体的影子，实体与影子互为倒影；一次是做一件事，一次是把做过的事再说一遍，做与说，说不清楚哪一个更真实、更坚固；一层是梦见了你，一层是让你在他的梦中做梦，你做的梦和他让你做梦的梦，哪一个才是更深沉的梦境？这样的本巴说到底是一个复数的世界，一个影影绰绰、各自有理的世界，谁也没法把它一言以蔽之。这里如果还有真理的话，就是真理多样到了繁复，繁复到了虚妄，在虚妄的真理中，本巴的太阳就是可以从西边升起的。尼采笔下的侏儒说：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一切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便是个圆”。[11]《本巴》就是在时间之圆中一次快乐的迷失，它所道出的都是一些弯曲的真理。
注释：
[1]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见《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2]刘亮程：《对一个村庄的认识——答诗人北野问》，见《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3]刘亮程：《黄沙梁》，见《一个人的村庄》，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页。
[4]刘亮程：《冯四》，见《一个人的村庄》，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51页。
[5]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见《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6]刘亮程：《黄沙梁》，见《一个人的村庄》，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页。
[7]显然，忙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前面的忙说的是合目的性的操劳，此处的忙则是指为了吃上饭而不得不投入无休止的、过量的劳作。
[8]穷必然导致饥饿，常年饥肠辘辘一定是因为最极端的穷。刘亮程一再回忆童年的饥饿。2000年版《一个人的村庄》中，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永远欠一顿饭》。
[9]刘亮程：《一个人的时间简史——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10]刘亮程：《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见《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页。
[11][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