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土散文乡愁抒写要有新变
百余年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显示度。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乡土文学在题材内容、主题意蕴、情感抒发乃至话语修辞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散文向来以写实求真为能事，乡土散文在回应上述的变化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方面，可谈的地方很多，其中乡愁抒写的新变尤为值得注意。乡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乡愁主要指远离故土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而广义的乡愁不仅包括思乡之情，还可以是对农耕文明时代特有的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眷念。我们所说常取广义论。
整体来看，1990年代之前乡土文学中的乡愁多是对共时情态下的故乡的体认。早年鲁迅为“乡土文学”下定义时就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此处的“隐现着乡愁”实际上就有共时性的特征。也即，身处异地他乡的作者因着路途的遥远、通讯的不便，生发出思乡之情，此间的故乡与作者的旅寓地虽天各一方，但两者在时间上却是同步的。古代中国的乡土诗文大多属于此类，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乡土散文的乡愁表达也以此为主要面向。
与此不同的是，1990年代以来，乡土散文明显少了对共时状态下故乡的抒怀，作者不再隔空思念现实中的故乡，而是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怀念、悬想故乡乃至中国广大乡村中那些逝去的人和事，乡愁也成为一种回望的姿态，一种与时间有关的情感表达，这在近十年来的乡土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下的回忆型乡土散文中，作者常以饱含深情的眼光重新打量故乡那些渐行渐远的亲人故旧、陈年往事、日常物件甚至记忆中的草木虫鱼，时光浸染，韶华不再，字里行间渗透出淡淡的斑驳、惆怅和苍凉，但又散发着淳朴、静穆、缓慢、温婉的气味。这类散文极多。还有一种乡土散文视故乡和乡村为精神栖息地。这类散文既回忆过往的故乡见闻，也描绘现实中乡村的人情世事，乡土既是一个具体可感的空间，更是作者精神还乡和文化寻根的载体。在这类散文中，作者大多不满意当下的乡村生活，而是追怀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述说、畅想他们眼中的乡土世界，他们重视与泥土的亲近、人与自然的和谐。作者并不沉湎在过往的人事物中，而是以此为触点，重新发现被时间淘洗过的故乡，试图构造新的乡土观念和价值意义，或者说重建一种整体性的乡土文化，以此对抗当下乡村生活的破碎、肤浅和庸俗。因此这类散文中的乡愁多暗藏在理性的思索中，作者写习俗、谈文化、说生态，言在此而意在彼，乡愁在现实和传统的遥遥对望中氤氲。
以上两类乡土散文的乡愁抒写，根本上都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语境下不断衰退的农耕文明的缅怀，显现出一种不适和焦虑。而这种忧虑在另一类乡土散文里则体现为质疑和反思。这类散文一般以纪实的方式描写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人性的异化。作者虽是在审视当下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命运，思考中国乡村的未来，整体上淡化了乡愁，但也隐藏着对一去不复还的“乡土中国”及其田园牧歌情调的渴望和追寻，在这点上与上述两类散文是殊途同归的。往前追溯，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许多乡土散文对农村的颓败、落后和愚昧展开过批判，这与那个时代文坛的现实关怀、阶级叙事和启蒙意识密切相关，很难说有乡愁的抒发。相较而言，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当下乡土散文的反思多于批判，作者笔触往往深入乡村的肌理，由外而内，由现在而过去，乡村的历史沿革和形象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等问题，都得到了细致的梳理，乡愁正是在此过程中酝酿出来。
要而言之，上述三种乡愁或显或隐，最终都是指向一个有关过去的故乡或乡土，是一种基于历时性体认的情感形态。历时性乡愁的生发与近些年高歌猛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后者虽然在推进城乡统筹、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制造了乡土中国转型的种种阵痛。因此，历时性乡愁隐含着加速和放缓两种相对立的时间体验。在这个加速的时代面前，一切都在高速旋转、奔腾向前，不仅改变了现实世界的面貌，也影响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结构，乡村的变迁让散文作者在思考一种文化形态时有了被淹没、被遗忘的焦虑，他们要抱住一点固定的东西。于是，对于那些渐渐远去的乡土符号，作者在回忆它们的时候，总是细细地品味与思量，过往的时间被拉长、放缓。他们既不属于现在，但也无法真正抵达过去，而是以“在而不属于”的姿态想象着故乡或乡土，所谓的乡愁实际上一直在现在和过去的时间线上流浪。
历时性乡愁的另一特点是淡化了“地方”意味。空间是地方的实践场所，在传统乡土散文中，地理空间区隔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往往被视为有价值的审美要素而加以铺写，从而影响了作家的话语实践和语言风格，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方意味，在周作人、沈从文、王鲁彦、蹇先艾、师陀、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散文中，我们都可从他们所描写的乡风民情中辨认出地方色彩来。而当下的乡土散文写作，特别是在那些反思城镇化和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乡土散文中，乡土往往是作为一种情怀而存在，喻指着某种值得留恋和保存却又四处逃散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而乡村人文地理方面的细节描写则比较匮乏。
进一步看，这一类向往乡土牧歌情调、充满着时间经验的乡愁很多时候是被建构出来的。雷蒙·威廉斯认为，田园诗的发展是文人对封建秩序下自然经济的一种神秘化、理想化的过程，它删除了农民劳作的艰辛和乡村社会的黑暗面，只留下一些精致的意象，因此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过去时光不过是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是为地主阶级和封建时代价值观念进行的辩护。（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也就是说，传统乡土并没有那么好，对它的留恋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一种乌托邦抒情，而当下的乡村现状则是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虽然我们在此过程中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但也有新的收获和充足。我们不反对那种沉湎于过往的乡愁和乡土书写，但也应该开辟新的方向，至少要有所改变。
首先应该改变乡土散文创作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的创作路径。如果不能有新的拓展和突破，则将陷入陈陈相因的泥淖。事实上，新时代中国广大乡土中的新人新事并不少见，也有作家在这方面作了努力。如陈果《峡谷里的那片灯光》里的供电所干部任远光和易斌，不辞辛劳地为农村电网改造项目排忧解难；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对脱贫攻坚后农民从生活到精神的深刻变化的描写，都为我们展现了一批可爱的人和可贵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
其次，应有更多的乡土风景描写。“风景”本质上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并不自在自为，而是被发现和生产出来的，或者说“风景”是一种话语实践，其背后是相应的情感记忆和意识形态认同。遗憾的是，当下的乡土散文创作似乎都对风景描写失去了兴趣，传统情景交融的美学结构摇摇欲坠。当然，其他文学门类的创作也存在风景缺失的问题，但散文以写人叙事抒情为主，乡土散文中人的活动以及场景、事件、细节要真正动人心弦，都有赖于地方风景的标识和加持；况且，作者对乡土的认同也离不开对地方风景的描写。也就是说，只有借助风景描写才能够重建乡土散文的地方性，才不会使乡土写作流于空洞和抽象。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