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岛的象征意味：人物的不响、小说的穴位
雷默的短篇小说《断舍离》写了一对夫妻和儿子的得与舍、留与放的关系。与其说表现了一对夫妻显在的故事，倒不如说是隐在的孩子的故事。因此，小说展开的内在驱动在那个“异常”的小男孩。那个后来取了法名济慧的小男孩如同宇宙里的一颗不起眼的小恒星，自有他自己的运行轨道，出离了父母的世俗“世界”。
记得多年前，有一次，雷默向我谈他的一篇小说构思，说完，我俩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我感慨又落入“如来佛之掌”，但是还是鼓动他写出来，就是要冲着故事已有的模式，迎难而上，写出新意。博尔赫斯有句话：所有的故事不过是若干有限的模式。
确实，现今小说已穷尽了故事的模式，单靠情节翻跟斗，还是翻不出“如来佛之掌”，这就考验已成熟的作家如何跳出老套的故事模式，写出新意。我记得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上得意地撒了一泡猴尿的细节。
我将雷默的短篇小说《断舍离》视为“乌托邦”小说。古今中外，“乌托邦”小说有着强劲的传统。《断舍离》是一种变体，主人公是小男孩。每个小男孩都有一个类似幻想中的“世界”，与世俗平行的世界，那是被评论家称为“乌托邦”的世界。阅读中，我甚至揣想，雷默可能起过以《水仙岛》为题目的念头。小男孩的心灵趋向是水仙岛，由此引发父母的焦虑和纠结。表现出平衡和失衡、入世与出世、常规与异常、熟悉与陌生以及得与舍、动与静、重与轻、有与无等一系列有意味却又相悖的关系。
显然，雷默是正面冲着模式而来：恋爱、结婚、生子、育娃中的一对夫妻关系，仿佛故意展开了一个故事的流程，而且娓娓道来，从容叙述，且跳不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模式”，并且融入了现代的物质生活的元素。比如家用电器的智能化，那是不经意中与后来的精神生活作铺垫和对照。
雷默就这样写别人的日常生活的肌理，我渐渐的被带入。我感到是写我们的故事，所有的场景我都熟悉，甚至能与江南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气息、想法、做法形成对应。仿佛生活在预定的轨道运行。每个人都过着似曾相似的模式化生活，而且，没有多大的戏剧性，《断舍离》恰恰写出了“没戏”的夫妻生活。这就是江南水乡生活。雷默的笔触带有“戏仿”的味道。小说不就是要颠覆庸常的惯性吗？只不过，雷默的字里行间有温度：温暖、温馨。
雷默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暗含着常规与异常这种处理生活经验的方法。我想起在戈壁沙漠里，维吾尔族老乡臂弯上立着一只训练过的猎鹰，发现了野兔，就飞向天空，盘旋，追逐，俯冲。雷默的小说在现实经验的“臂弯”上起飞，展开想象的翅膀，又“俯冲”到文学的现实地面上，触及人物的灵魂。《断舍离》先写常规的世俗生活，突然转入异常，表象流水微波，深处暗流涌动。所谓的突转，也是主人公郭嘉陪护儿子住院时的一闪念：忽然想起有一次去水仙岛。生活中，我们常不经意中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这是当下生活的特征，作家要善于捕捉别人看不见的小东西。就像望见星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就此，小说脱离了原有的叙述流程的轨道，由沉重转入轻逸。孩子生病住院无疑使父母的精神沉重。自然而然会生出超越的念头，还付诸行动。
在世界当代短篇小说的主流中，契诃夫中后期的小说为一脉的话，那么就有了雷蒙德·卡佛、爱丽丝·门罗等一系列经典作家延伸至今。与传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运用形而上，比如意象、隐喻、象征等小说修辞方法的独特运用。《断舍离》中，小男孩与水仙岛的关系，父母、方丈都认定为“缘”，那种意象、象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将水仙岛视为精神的“乌托邦”。想到评论家问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象征，海明威否定道：没有象征，只写了一个老人，一艘船，一条鲨鱼。其实，海明威暗喜。当代小说的难处在于，要写出形而上，又不能刻意为之，却能让读者意会。就像小男孩上岛时剃头， “像个小和尚”，但还不全是。小说里的许愿、还愿、点拨、看经书等一系列细节，都联在了人物“断舍离”的心灵意象上了。小男孩是父母的无中生有，由肉体的有转为灵魂的无——无则空，这种有与无的轮回，导致了世俗生活中父母关系的解体，但长大的儿子在另一种意义上回归“世俗”，那也是一种“成长”。
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但不解决问题：只问不答。《断舍离》的开头，筱青与郭嘉婚前就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生，还是不生小孩？留住，还是放手？对平凡的小人物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我听过许多远和近的朋友的孩子面临着这种选择。而且，有了孩子，父母还要将孩子纳入自己的人生轨道，但是，《断舍离》里，小男孩转入了自己的人生轨道——留在了水仙岛，“像个放飞的风筝”，抵达一个人可能的精神状态：父母世俗之重与孩子出世之轻形成了反差。
“断舍离”的概念由日本学者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书中提出，主要指抛弃对物质的迷恋，选择简单、舒适的空间和状态活着。三个字，有禅意，即放下。这也是人生哲学。雷默的小说里的断舍离与水仙岛两者形成一个意象，我想到，芸芸众生，繁星满天，每个人都是一颗趋光、发光的星星，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每颗星都会有本能的选择。这就是现在的我读了《断舍离》，想到跟法名为济慧的年龄相仿的童年的我，站在夜色弥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仰望星空时，凝视着一颗不起眼的星星，好像有感应。那颗星星沿着我目光的轨道滑下来。现在的我，赋予了那个情景以人生的感悟，于是成了一个人生的隐喻。
我注意到第三人称的视角叙述，几次出现“后来”，那意味着一种回忆或反思：对孩子的得与失，留与放。小说以郭嘉在陪护儿子忽起闪念（想起水仙岛之旅为界），前部分为常规，后部分为超常。常规的模式中有两个“穴位”（小说的妙处是穴位）：一是郭嘉出差往回赶，筱青在家患哮喘，两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轨道，但夫妻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筱青愈发有了依赖，她害怕独居，采取反锁：大门、卧室门、窗户，还不让母亲来陪护。我听过一位女性的叙说，丈夫出差，她将丈夫的鞋放在门廊，衣服晾在阳台，造成丈夫在家的假象。郭嘉归来，适时提出了要小孩的愿望。第二年，小男孩这个主人公仿佛千呼万唤，终于诞生了。二是小孩五岁时患了肺炎，不见好转，在医院陪护时，郭嘉忽然想到单位组织的工会疗养——水仙岛之旅，同事怂恿，他在送子观音前许了个愿，就有了后来的孩子。这就引出一家三口的水仙岛之行：还愿。这两个小说的穴位，启动了生和养的转机，而且是灵动的细节点活了所谓的故事，因为《断舍离》并不刻意以故事情节出奇，而是着意日常生活的从容舒展。
我在第二故乡新疆生活了二十三年后，回归第一故乡浙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形成人的性格。我十分敏感两个故乡的人文性格。读《断舍离》不由地想到了金宇澄的《繁花》。《繁花》里出现千余次“不响”。而《断舍离》的郭嘉是一个不响的人，即肚子里做文章的人。宁波与上海有亲缘关系，每家每户都有上海的亲戚。雷默的小说，现实的原型显然是港城宁波。其人物讲话委婉、含蓄，其中的微妙之处，我感同身受。但是筱青与郭嘉婚前、婚后，关于要不要孩子的问题，都不说出、不点破——不响，内心却暗流涌动，不写出，却能让我读出。幸亏雷默不露痕迹地安置了两个小说的穴位，改变了“不响”的状况。进而，母亲与儿子之间也“不响”（母子在禅修堂邂逅无语的情境，也是小说的穴位。我要说的是，作家在小说肌体的穴位上，却能引起阅读的即时反应），其实，各自行为蕴含着丰富的话语，以行动写心理。整篇小说，“不响”有各种表现的方式，呈现出南方人交流中“表与里”有意味的反差。我关注人物“怎么做”，微妙之处在于响与不响、像与不像，竟自然地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不响”，有着无声胜有声的文学效果。断舍离这个轻逸的意象，是以沉闷的“不响”为基底，做出人物心灵放飞的选择。
我视《断舍离》中“不响”的小男孩的选择为自渡。现实中，我看到听到多个“灵魂”发生危机的人，或者忧郁症，或者精神有“毛病”，甚至自杀，可是，日常生活中，我竟“看不出”。他们都是“不响”的人，内心起了“沙暴”，而表象是风和日丽。我曾经历过此类的危机，几乎“过不去”了，成年的我像《断舍离》中那个小男孩开始读经书，那是一个漫长的季节,我“不响”，像很“正常”，自渡后，我写了系列禅宗小小说，以《盲人掌灯》为书名，仿佛我的心里也住着那个叫济慧的小男孩。作家的慈悲，渡别人的同时，也是渡自己——自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