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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岛的象征意味:人物的不响、小说的穴位

发布时间:2024-07-15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雷默的短篇小说《断舍离》写了一对夫妻和儿子的得与舍、留与放的关系。与其说表现了一对夫妻显在的故事,倒不如说是隐在的孩子的故事。因此,小说展开的内在驱动在那个“异常”的小男孩。那个后来取了法名济慧的小男孩如同宇宙里的一颗不起眼的小恒星,自有他自己的运行轨道,出离了父母的世俗“世界”。

记得多年前,有一次,雷默向我谈他的一篇小说构思,说完,我俩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我感慨又落入“如来佛之掌”,但是还是鼓动他写出来,就是要冲着故事已有的模式,迎难而上,写出新意。博尔赫斯有句话:所有的故事不过是若干有限的模式。

确实,现今小说已穷尽了故事的模式,单靠情节翻跟斗,还是翻不出“如来佛之掌”,这就考验已成熟的作家如何跳出老套的故事模式,写出新意。我记得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上得意地撒了一泡猴尿的细节。

我将雷默的短篇小说《断舍离》视为“乌托邦”小说。古今中外,“乌托邦”小说有着强劲的传统。《断舍离》是一种变体,主人公是小男孩。每个小男孩都有一个类似幻想中的“世界”,与世俗平行的世界,那是被评论家称为“乌托邦”的世界。阅读中,我甚至揣想,雷默可能起过以《水仙岛》为题目的念头。小男孩的心灵趋向是水仙岛,由此引发父母的焦虑和纠结。表现出平衡和失衡、入世与出世、常规与异常、熟悉与陌生以及得与舍、动与静、重与轻、有与无等一系列有意味却又相悖的关系。

显然,雷默是正面冲着模式而来:恋爱、结婚、生子、育娃中的一对夫妻关系,仿佛故意展开了一个故事的流程,而且娓娓道来,从容叙述,且跳不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模式”,并且融入了现代的物质生活的元素。比如家用电器的智能化,那是不经意中与后来的精神生活作铺垫和对照。

雷默就这样写别人的日常生活的肌理,我渐渐的被带入。我感到是写我们的故事,所有的场景我都熟悉,甚至能与江南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气息、想法、做法形成对应。仿佛生活在预定的轨道运行。每个人都过着似曾相似的模式化生活,而且,没有多大的戏剧性,《断舍离》恰恰写出了“没戏”的夫妻生活。这就是江南水乡生活。雷默的笔触带有“戏仿”的味道。小说不就是要颠覆庸常的惯性吗?只不过,雷默的字里行间有温度:温暖、温馨。

雷默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暗含着常规与异常这种处理生活经验的方法。我想起在戈壁沙漠里,维吾尔族老乡臂弯上立着一只训练过的猎鹰,发现了野兔,就飞向天空,盘旋,追逐,俯冲。雷默的小说在现实经验的“臂弯”上起飞,展开想象的翅膀,又“俯冲”到文学的现实地面上,触及人物的灵魂。《断舍离》先写常规的世俗生活,突然转入异常,表象流水微波,深处暗流涌动。所谓的突转,也是主人公郭嘉陪护儿子住院时的一闪念:忽然想起有一次去水仙岛。生活中,我们常不经意中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这是当下生活的特征,作家要善于捕捉别人看不见的小东西。就像望见星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就此,小说脱离了原有的叙述流程的轨道,由沉重转入轻逸。孩子生病住院无疑使父母的精神沉重。自然而然会生出超越的念头,还付诸行动。

在世界当代短篇小说的主流中,契诃夫中后期的小说为一脉的话,那么就有了雷蒙德·卡佛、爱丽丝·门罗等一系列经典作家延伸至今。与传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运用形而上,比如意象、隐喻、象征等小说修辞方法的独特运用。《断舍离》中,小男孩与水仙岛的关系,父母、方丈都认定为“缘”,那种意象、象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将水仙岛视为精神的“乌托邦”。想到评论家问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象征,海明威否定道:没有象征,只写了一个老人,一艘船,一条鲨鱼。其实,海明威暗喜。当代小说的难处在于,要写出形而上,又不能刻意为之,却能让读者意会。就像小男孩上岛时剃头, “像个小和尚”,但还不全是。小说里的许愿、还愿、点拨、看经书等一系列细节,都联在了人物“断舍离”的心灵意象上了。小男孩是父母的无中生有,由肉体的有转为灵魂的无——无则空,这种有与无的轮回,导致了世俗生活中父母关系的解体,但长大的儿子在另一种意义上回归“世俗”,那也是一种“成长”。

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但不解决问题:只问不答。《断舍离》的开头,筱青与郭嘉婚前就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生,还是不生小孩?留住,还是放手?对平凡的小人物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我听过许多远和近的朋友的孩子面临着这种选择。而且,有了孩子,父母还要将孩子纳入自己的人生轨道,但是,《断舍离》里,小男孩转入了自己的人生轨道——留在了水仙岛,“像个放飞的风筝”,抵达一个人可能的精神状态:父母世俗之重与孩子出世之轻形成了反差。

“断舍离”的概念由日本学者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书中提出,主要指抛弃对物质的迷恋,选择简单、舒适的空间和状态活着。三个字,有禅意,即放下。这也是人生哲学。雷默的小说里的断舍离与水仙岛两者形成一个意象,我想到,芸芸众生,繁星满天,每个人都是一颗趋光、发光的星星,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每颗星都会有本能的选择。这就是现在的我读了《断舍离》,想到跟法名为济慧的年龄相仿的童年的我,站在夜色弥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仰望星空时,凝视着一颗不起眼的星星,好像有感应。那颗星星沿着我目光的轨道滑下来。现在的我,赋予了那个情景以人生的感悟,于是成了一个人生的隐喻。

我注意到第三人称的视角叙述,几次出现“后来”,那意味着一种回忆或反思:对孩子的得与失,留与放。小说以郭嘉在陪护儿子忽起闪念(想起水仙岛之旅为界),前部分为常规,后部分为超常。常规的模式中有两个“穴位”(小说的妙处是穴位):一是郭嘉出差往回赶,筱青在家患哮喘,两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轨道,但夫妻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筱青愈发有了依赖,她害怕独居,采取反锁:大门、卧室门、窗户,还不让母亲来陪护。我听过一位女性的叙说,丈夫出差,她将丈夫的鞋放在门廊,衣服晾在阳台,造成丈夫在家的假象。郭嘉归来,适时提出了要小孩的愿望。第二年,小男孩这个主人公仿佛千呼万唤,终于诞生了。二是小孩五岁时患了肺炎,不见好转,在医院陪护时,郭嘉忽然想到单位组织的工会疗养——水仙岛之旅,同事怂恿,他在送子观音前许了个愿,就有了后来的孩子。这就引出一家三口的水仙岛之行:还愿。这两个小说的穴位,启动了生和养的转机,而且是灵动的细节点活了所谓的故事,因为《断舍离》并不刻意以故事情节出奇,而是着意日常生活的从容舒展。

我在第二故乡新疆生活了二十三年后,回归第一故乡浙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形成人的性格。我十分敏感两个故乡的人文性格。读《断舍离》不由地想到了金宇澄的《繁花》。《繁花》里出现千余次“不响”。而《断舍离》的郭嘉是一个不响的人,即肚子里做文章的人。宁波与上海有亲缘关系,每家每户都有上海的亲戚。雷默的小说,现实的原型显然是港城宁波。其人物讲话委婉、含蓄,其中的微妙之处,我感同身受。但是筱青与郭嘉婚前、婚后,关于要不要孩子的问题,都不说出、不点破——不响,内心却暗流涌动,不写出,却能让我读出。幸亏雷默不露痕迹地安置了两个小说的穴位,改变了“不响”的状况。进而,母亲与儿子之间也“不响”(母子在禅修堂邂逅无语的情境,也是小说的穴位。我要说的是,作家在小说肌体的穴位上,却能引起阅读的即时反应),其实,各自行为蕴含着丰富的话语,以行动写心理。整篇小说,“不响”有各种表现的方式,呈现出南方人交流中“表与里”有意味的反差。我关注人物“怎么做”,微妙之处在于响与不响、像与不像,竟自然地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不响”,有着无声胜有声的文学效果。断舍离这个轻逸的意象,是以沉闷的“不响”为基底,做出人物心灵放飞的选择。

我视《断舍离》中“不响”的小男孩的选择为自渡。现实中,我看到听到多个“灵魂”发生危机的人,或者忧郁症,或者精神有“毛病”,甚至自杀,可是,日常生活中,我竟“看不出”。他们都是“不响”的人,内心起了“沙暴”,而表象是风和日丽。我曾经历过此类的危机,几乎“过不去”了,成年的我像《断舍离》中那个小男孩开始读经书,那是一个漫长的季节,我“不响”,像很“正常”,自渡后,我写了系列禅宗小小说,以《盲人掌灯》为书名,仿佛我的心里也住着那个叫济慧的小男孩。作家的慈悲,渡别人的同时,也是渡自己——自渡。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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