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岁的决心》：彷徨中的沉默与自由的奔跑
2022年，一首名为《我来人间一趟》的歌曲，唱出了现实与理想间的悖论：
一路上跌跌撞撞受过不少伤
再回首半生已过犹如梦一场
我望着天空愈发地迷茫
不知道未来究竟在何方
一辈子匆匆忙忙虚度着时光
所谓的诗与远方还只是奢望
我随着人潮四处在漂荡
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
我来人间一趟本想光芒万丈
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
我来人间一趟
这首歌唱出了人生的无奈，在直击人心的同时，带来无尽的人生感喟。
宇澄的长篇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开篇即揭示出“90后”京漂女孩王慧敏为“碎银几两”陷于繁杂工作的日常。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她不仅没有得到早下班的小小福利，反而成为“背锅侠”，既要消除不当营销引发的舆情，又被取消了奖金。尽管无辜和委屈，但她却不敢表达反对意见。多年职场生活早已让她百炼成钢，她放弃了幻想，“成熟理性”地衡定自我：
“
干不成什么大事，更不奢望成为什么大人物。拿着税后刚过万的月薪，只干自己分内的活，不抢活儿也不推活儿，既不对项目的热搜热度血压上升，也不对扑街的寥寥互动数据紧张。每个月最踏实的瞬间就是工资入账的通知短信……勤恳谨慎地打一份工，就已经用尽了毕生力气。
”在生存的需求下，王慧敏将自我嵌入资本发展的链条中，在无可避免的同质化和秩序化过程中，属灵的自由和主情的浪漫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念想。比如她少年时曾痴迷乒乓球，然而父亲认为这项运动无用，在他的阻止下，王慧敏只能放弃爱好。凭借心无旁骛的苦读，她得到了研究生的学历，并在梦想中的大都市北京谋得一份工作。然而，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工作多年的她，依然是无房、无车、无伴侣、无理想、无人际关系的“五无”青年。站在33岁的人生节点上，王慧敏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疲于奔命中，散发出老气横秋的暮气。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慧敏害怕被资本市场淘汰出局，在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战战兢兢而又谨小慎微地活着。作者通过对王慧敏现实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揭示，诚实客观地描述出一代人倦怠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这种态度与方式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她们的性情禀赋，而是更多来自社会的规训，其中暗含着对社会结构性压迫的怨念和反抗。
雷蒙·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具有时代性，是人们对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时代氛围、社会风俗等做出的反应和由此形成的共同感知与相似经验。王慧敏并非个例，可谓我们时代职场打工人的典型代表。与职场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相较，她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也保持着疏离谨慎的态度。王慧敏的父亲愚昧自私，满脑子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对女儿唯有指责和冷漠，在王慧敏中考那年，他与母亲离婚并重新组建家庭，将全部的父爱投注到儿子身上；王慧敏的母亲虽然关爱女儿，但却以自己的理念认知和掌控着女儿的生活，她将婚姻破碎的原因归结为女儿的性别，以怨妇心态吐槽前夫的种种行径。母亲并未真正理解女儿，更不认可女儿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自认为正确的说教干预女儿的人生。原生家庭的破碎与父爱的缺失，造成了持久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王慧敏的隐忍、清冷和小心翼翼，无声地确证着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作者借由小说这一另类的探测器，指出了中国式家庭中的父母在情感与教育方面的偏狭和局限。百年前，鲁迅曾满怀忧虑地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命题，百年后，鲁迅所批判的父权制和陈腐思想依然顽强地存在。严格说来，我们的很多父母是不合格的，甚至成为子女成长道路上的异己力量——最初的伤害和最深的创痛均来源于父母，致使后辈的人生充满磨难，再也无力肯定一种信赖、朗健和积极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慧敏的成长道路上，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女性作为“第二性”，始终处于被压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男权文化依然如幽灵般蛰伏在人们的头脑中，即使是现代的知识女性，也无法挣脱“幽灵”的罗网。宇澄以细腻而冷峻的语言述说了王慧敏、刘亚男、程林雪子、汪梅、陈子薇等女性被男权文化挤压或异化的事实。为保住工作，王慧敏曾长时间忍受部门主管张畅的性骚扰；职场女强人刘亚男虽然工作能力出众，却因女性身份，在职位晋升中败北，无奈之下跳槽到别处；刘亚男的妈妈践守“男宝至上”的理念，虽然儿子对她厌烦和不理睬，却并不影响她对儿子的喜爱和珍重；陈子薇致力于金钱的争夺和占有，她以美貌为筹码，试图嫁入资本新贵之家，但她的男友喜新厌旧、另寻新欢，无情抛弃了不再年轻的陈子薇。无疑，陈子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者，也是一个擅长“雌竞”的蒙昧者，更是一个可悲可叹的受害者。
《三十三岁的决心》以细节化和谱系化的女性受难史，揭示出当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从家庭到职场，从乡村到都市，从现实到精神，女性时时处处遭受着差别化的对待，更糟糕的是，部分女性因长期浸润在这种环境中，反而习以为常，甚或成为其代理人。小说中的沈董是一位热爱乒乓球的优雅女性，她对同样喜欢乒乓球的王慧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但当王慧敏勇敢揭发张畅对女性的骚扰时，沈董的态度是默然和敷衍的，甚至不无警示意味地提醒王慧敏，要以公司大局为重。公司形象与金钱资本才是沈董关注的重心，与之相较，普通员工遭受的凌辱和伤害，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作者以女性的身份认知和生活体悟，探究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滞后，当一切以如此集中而惊心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我们才会发现“司空见惯”背后的种种错谬与不公。
但是，在停滞不动的坚硬现实下，冲决与改变的力量也在蓄积。宇澄通过程林雪子、艾瑞克这些坦荡、率真、拒绝被同质化和冷漠化的“00后”青年群体，证明了现状可以改变的希望。正是有感于年轻一代的勇毅和正直，王慧敏开始敞开心扉，将自我纳入到这个青年群体中，并将之作为心灵休憩的归属之地。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中，她们手挽手、肩并肩，循着自由和诚实的道路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失业抑郁，依然骄傲地拒绝规训和异化。小说结尾，王慧敏与一条拉布拉多犬奔跑在雪中的北京，作为机械化工业生产中的一只小小甲虫，她终于“破土而出”，喻示着个体的觉醒与新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小说在对青年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瞻望中，寻回了属于人的诗性正义。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