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这人世的嘈杂和纷扰”——章泥小说论

发布时间：2024-05-18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作为“70后”女作家，章泥的小说创作灵动鲜活、感性丰盈、满怀悲悯，对女性自身的命运悲剧常给予较多的关注。她的小说一直努力建构自己的叙事领域、美学风格，并以之实现对社会现实与女性自我的美学重构。中短篇小说集《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1月出版）就集中地体现出章泥小说创作的女性姿态、叙事探索与美学追求，尤其是对物态生活的描写、对两性关系的解构及对多样艺术风格的追求。章泥在这些维度上的自觉探索和有效实践，赋予了其小说创作以独特性，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一

章泥小说擅长将“物”与“人”紧密连接起来，在展示人的物欲的同时也集中刻绘当代生活的物质本性与欲望形态。这也是她在文本中处理感性生活经验的重要方式。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中，物及其对人性的规定性一直是文学书写中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21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的重要命题之一却是如何从物的角度还原人的本性，又如何从人性的角度还原物的社会属性，尤其是由物的各种形态所构成的城市如何得到本质还原。简而言之，生活的物态化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突出特征。在章泥的小说叙事中，这种路径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创造出了独特的叙事空间与主题意蕴。

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生命感受的物态化，人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都紧紧依附在各种具体或抽象的物之上才得以产生和扩张。章泥的小说深得此中堂奥。《失眠者》中的肖霏先后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和无果的恋爱，从“核桃大的城市”逃离到了“核桃树大的城市”，在拥挤不堪、缓慢前行的公交车上，肖霏有了对生活、生命的切肤体悟：

轻闭双目的肖霏又在恍惚中感到，这样的缓慢似灵车的缓慢。如果真是一辆灵车，也避不开周遭的拥堵啊。肖霏突然觉得，如果某人最后一次穿过这人世的嘈杂和纷扰，曾经的烦厌与嫌恶也许会烟消云散，而一遍遍比潮水更壮阔地击打心壁的是依恋和不舍。那个时候，拥堵、摩擦、喧嚣也成了生命的一种景致吧，所有市侩、俗囿、腌臜也因终将落幕而呈现出夕阳晚照的繁荣与遒劲。多么生猛而鲜活的世道啊，所有人都免不了在这路上蹦跶。（1）

经由物的连接，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与形而上的生命感悟紧紧融合在一起，公交车与灵车、活着与死亡、此生与来世，都变成同生共长的叙事要素。肖霏的性格与心理得到了深入探析，小说的哲理氛围与伤感基调也得到了强化。这种由物而生的人生感叹甚至上升到了生命的整体层面。以物为载体的城市生活状貌、城市人的生存处境、城市文明的核心本质，成为章泥小说城市书写的独有路径与突出特征。城市生活的物态化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示，小说里的人物们生活在各种物态之中，被物包围，也借由物来建筑自己的生活形式。城市生活场景中的各种物品与小说中的人物精神相通，时时处处同在。

《轻轻的一分钟》里的女主人公衡若轻通过占有各种本不属于自己的物品来满足对城市生活的占有欲。在成为“他”的情人之后，偷他衣服口袋里的钱，就成了她与他之间默契的游戏：彼此都清楚这种行为的存在，又互相不愿对方清楚自己知道。对她而言，偷拿对方的钱既是多年以来的精神怪癖，也来自潜意识的报复冲动。

她的钱和他的钱即便面值相同，也是不等价的，钱在她这儿分出了子丑寅卯，分出了尊卑贵贱。更不堪的是，她看到自己挣的钱只有清澈如许的感觉，花着自己的钱，她似一个良人，一个自食其力的自尊自重自珍自爱的人；她看到从他那儿得到的钱却有一种轻如鸿毛败如絮的感觉，花着他的钱，只觉得自己也轻如鸿毛败如絮。而她，竟间歇性地渴望这种飘摇离地的感觉。只有当她忽而又凌空悬浮在这坚硬的大地之上时，她才可能掂量自己活着的重与轻、触及自己醒着的真与幻、俯瞰自己光亮鲜艳着的明与暗。（2）

来源不同的两部分金钱合在一起构成了衡若轻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结构，揭示了她内在心理的被迫分裂与自我弥合。这些“掂量”“触及”“俯瞰”都是与物（金钱）结合之后的心理动作，也是现代城市人尤其是女性寻找生存之道的种种挣扎。建立在对物态化城市生活基础上的这段描写，可以视作章泥小说建构城市女性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典型细节，也可以视为其对城市生活物态化本质的最逼真描写。

《失眠者》中，“离婚后，肖霏最能接受的就是与男人保持着一张桌子的距离，隔桌相望，最能产生旖旎、暖昧和幻想。两者既迫在眉睫，又隔着天堑。一张桌子是她与男性世界最远又最近、最危险亦最安全的距离。2013年的圣诞夜，肖霏和老林子就这样面面相顾，说些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话，桌子上空的琉璃灯盏绮丽了他们的来眉去眼，时光在垒红叠翠的圣诞装饰中仓皇逃窜”（3）。咖啡厅里的桌子、灯盏及其构成的生活氛围是城市生活的实在场景，当然也是肖霏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篇幅最短的《菩萨石》中，女主人公荆的生命感受与一只天然水晶手镯紧密融为一体。她通过这只手镯确认越天睦对自己的爱，继女越季通过毁灭它来排挤她，而越天睦只是冷冷旁观，不愿意卷入两个女性的斗争。

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躺在越天睦身边，荆突然默默地问起自己来。这些年，沉浮荣辱经了那么多，她不明白，自己怎么还是那个仅仅为了几个好听的字眼儿就会押上一腔悲欢的傻女人……在这个月光皎洁的晚上，荆只是真的觉得“菩萨石”这三个字比“水晶”、“水玉”更合她意。念着“菩萨石”，她似乎又拿起了那只水晶手镯，手镯圆圆润润的，完好无缺，还像从前一样泛着微黄的银光。她怕再摔了，把手镯捧在两只手的手心里，这镯子慢慢地像冰一样渐渐瘫软、融化在她手里，冷冷的液体顺着指缝流淌着，送到嘴边一尝，是咸的，真的是眼泪的味道。（4）

本来平淡无奇的水晶手镯被拟人化之后就具有了充盈的人性力量，折射出生命本身的璀璨与脆弱，更是映射出在男性中心的背景中女性自身的无力与不幸——虽则魅力四射，却随时有可能被无情打碎。同时，女性的人格与命运也被拟物化：作为男性手中的一个物件，与小说中的荆、棘类似的女性们陷入这种处境是难以摆脱的命运，她们对“完好无缺”的爱情与婚姻的向往注定会玉碎，她们因为这种追求而注定独自承受悲剧结果，那些“仅仅为了几个好听的字眼儿就会押上一腔悲欢的傻女人”只能得到“眼泪的味道”；更具有反讽意味、更值得深思的却是她们的悲剧也往往来自同性的排挤与争斗，女性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来得残酷、可悲。

“物叙事在中国文学中尤显突出，因为以物见人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叙事传统。”（5）借由大量的“物叙事”，章泥将自己的小说创作与《红楼梦》等形成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与鲁迅、张爱玲等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相连接，并进而形成了自己小说创作的深刻主题与独特叙事。可以说，章泥小说巧妙而执着地将女性的形象塑造与人物性格紧密地与其城市生活环境、历史命运、性别意识结合起来，找到了书写当下女性生命状态的绝佳视角和有效手段，这是章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一。

二

章泥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作为叙事视角与核心人物，常以女性视角审视女性的生活、情感、命运，尤其是她们与男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纠缠与伤害、战争与和平，乃至最终离散。在此过程中，女性不管采取主动还是被动的感情策略，往往以憧憬为起点，以悲剧为过程，以孤独或者死亡为结局。章泥的女性书写大多集中在两性间的精神层面，较少外在的社会分析，也较少烦冗的欲望叙事。她将叙事重心放在两性之间在生活与情感上的纠缠与分割，同时深入人性最细微、最敏感之处，探究人性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其性别书写具有了更高的哲学高度与更广的现实意义。

章泥的小说中多次写到相亲场景。相亲过程中的互相打量与内心考量最能体现男女两性的性别位差与价值坐标。作为男女相处最具戏剧性的现代生活场景，相亲在章泥小说中具有强烈的叙事功能。章泥在这些相亲场景中大量书写女性被审视、被挑剔、被物化的尴尬处境，对男性的自以为是和女性的无法自主给予充分的细节阐释。《轻轻的一分钟》为了衬托有钱有闲的“他”在两性关系中的心理优势，特意写到了他的朋友老宝的相亲场景：

他最铁的大学同学老宝比他小几天，去年又把婚离了，而今频频相亲。他看不惯老宝的做派，每次都要开着硕大的房车去见面，喝杯星巴克也要开着房车去。他洗过老宝很多次，她们是在和你约会还是和你的房车约会？老宝反对他嗤之以鼻，像你？铁公鸡，哪个妞跟了你都霉得起冬瓜灰！结果，他们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让他得意的是，回头看来，走在独木桥的女人，都比走在阳关道的女人更胜一筹。他又洗老宝，看看，看看，老子自行车都不骑，跟在屁股后面的都比坐在你房车里的强。（6）

章泥别出心裁地以两个男性的对话呈现出他们各自扭曲的价值观念、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的心理强势与因为金钱而产生的优越感。《尘归尘，土归土》中，罗遇遭遇与罗纹琼的婚变之后，作者写了罗遇在母亲黎淑媛的张罗之下的相亲历程，两处描写一虚一实，相互对照。第一处虚写了相亲的具体细节，却突出了黎淑媛对还活着的唯一的儿子罗遇及其婚姻的极度焦虑，也为她最终逼迫罗遇离开卫竹做出铺垫，埋下伏笔，在为小说叙事提供整体合理性的同时，也为罗遇对卫竹一见倾心以及卫竹最终被抛弃交代了背景。第二处相亲叙事则将罗遇与卫竹放置到场景中心，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极尽细致地刻画了两人幽深微妙的心理活动，以心理刻画为人格、人性，为两性差异塑造出了生动的结构图式。男人取貌，看重的是外形气质，罗遇当场就有了明确的认可；女人取财，看重的是生活保障，卫竹仍然心存疑虑。双方的心理反应呈现的是两性在婚恋关系中不同的需求、标准与判断机制，从而侧面映衬出双方不同的社会处境与心理结构。章泥赋予这些相亲行为、场面、结局以最大限度的荒诞性，其中的反讽意味十分明显，在女性视角下对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的细致剖析，揭示了女性寻找自身主体性之艰难。

（《尘归尘，土归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章泥小说中的爱情与婚姻往往以失败告终，女性在向男性寻求精神依靠的道路上往往最终铩羽而归或者独自离开，在看似真爱的、不清不楚的各种爱情形式中，女性最终都是十足的受害者。肖霏与老林子（《失眠者》）、衡若轻与“他”（《轻轻的一分钟》）、卫竹与罗遇（《尘归尘，土归土》）、荆与越天睦（《菩萨石》）、梅疏影与王卓庆（《月黄昏》）等皆是如此。其中，老林子、“他”、越天睦是三个强势的男人，可以操控女性的命运，与之对应的是三个女性的失败结局与伤痕累累；罗遇与王卓庆这两个孱弱的男性能够给予对方纯真的感情，却无力保护对方，最终导致对方无地彷徨或者死亡。与那些全力付出、奋力追求爱情与婚姻的女性相比，章泥小说中的男性总是更加自我，更多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两性在情爱与婚姻中的不平衡、不对等、不公平是章泥小说的常见主题。在这个意义上，章泥小说对女性心理的刻画深度、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力度、对男性中心话语的解构广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她和他不在一个圈子，无需有求于他，这似乎符合与他享有私情的一个无稽的前提。事实上，他很难真正看上一个女人了，也许正因有一把年纪，他的某些感应越来越精密，所求也越来越苛严。他丝毫也不想再含糊甚而悖于自己的感觉去贪图什么、赚取什么。让他不得其解的是，时已至今，他还对她怀有那么一点点醺微的迷恋。”（7）这个没有名字的“他”代表了章泥小说中的多数男性，那个看似“无稽的前提”恰恰最能体现男性人物们投身情感之中的真正目的，而“一点点醺微的迷恋”也就是这种爱情的全部实质了。

总体上，章泥小说中的女性叙事是深沉压抑、尖锐决绝的，但也满怀悲悯。大部分女性人物形象虽然饱受男性之害，举步维艰，但仍然在生活中寻找各种可能的缝隙，竭力走出自己的情感之路，打破男性的精神压制，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立状态，从男性中心话语突围并进而“复活”。借助这样的写作策略，章泥成功建构了女性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处境及其各种精神象征，刻画了她们在反抗与突破中摆脱男性束缚、寻找独立人格的种种艰辛。其小说并不诉诸强烈的男性批判，而是在深刻有效的人性分析中探寻两性冲突的诸种动因、形式、后果，也即，以女性的主体意识审视女性与男性各自的与共同的人性，穿透女性性别命运的立体结构，到达深层的人性基质，这是章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二。

三

章泥小说创作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美学追求，“一直在以一种恰当的距离保持着纯粹的个人经验，她对中短篇写作的钟情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敬畏和文学规律的深刻体认与尊重，她纯正而沉静地选择中短篇作为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圆润剔透地表达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关怀”（8）。其鲜明的文体意识在叙事创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每个文本都努力搭建有特色的叙事结构、修辞氛围、语言特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小说在承继中西小说传统、构建自身艺术特征方面也卓有成效。可以认为，章泥的小说创作在个人化与风格化等方面都已较为成熟。

首先，大量使用隐喻意象。章泥善于使用贯穿叙事始末的隐喻意象，这些意象往往凝聚了事物的客观属性与心理蕴涵，成为兼具重要叙事功能和开阔主题空间的小说内核。《荒山菊》是一篇风格独特的小说，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其中的“荒山菊”意象联系起了“我”的祖爷爷隶守詹与绚鲜和大丫、“我”与小易两代相隔遥远的人不同的故事与命运。小说将复杂的隐喻意义拴系在这个现实生活之外的诡异意象之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主题空间，使得小说朝向多个维度敞开：历史变迁、女性命运、乡土与城市，等等。对强烈隐喻色彩意象的使用使得章泥的小说在文本内部产生了协调一致的叙事氛围，增强了心理分析色彩。《轻轻的一分钟》即是如此，小说标题中的“轻轻”既是女主人公衡若轻的昵称，也是对两人暖昧爱情的反思：在看似无足轻重的一分钟里，现代城市爱情的种种尴尬与微妙不经意间就呈现了出来。其他的作品，诸如《失眠者》《尘归尘，土归土》《三十年前的樱桃糖》《菩萨石》《月黄昏》等皆是如此，小说题目与正文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既对叙事进行细腻用心的建构，也对其中的社会现实做出某种价值判断。章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小说题目所具有的隐喻功能，从而使其成为叙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尘归尘，土归土”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城市中男女若即若离状态最好的概括，也是最深的讽喻。一只天然水晶手镯成了女性赖以守护自己内心情感与精神的“菩萨石”，然而它是如此易碎，来自男性甚至女性的一点点力量就可以轻易击碎它，“菩萨石”之名本身所具有的隐喻意义在小说的极短篇幅中得到了最大程度释放。种种隐喻意象为章泥小说带来了深沉渺远的诗意，也渲染了围绕在女性身边的、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

其次，强烈的主观化叙事。章泥小说擅长在人物的外在生活与内在心理之间寻找叙事路径，将人物心理外化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身上，也将外在生活的种种结构、特性、意义内化为人物的心理内容。“肖霏的睡眠，如一群候鸟在她离异后的某个夜晚，突然从她身体里呼啦啦地迁走了，一只也不剩。她不知道它们迁徙到了哪里，她一闭上眼，就在找它们。那一阵，走着路，开着车，上下电梯，进出办公室……肖霏都是一个丢了东西的人。”（9）失眠，是城市现实生活的常见症候，是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常见场景，章泥的处理较为独特。小说没有集中大量笔墨去写失眠的原因及其导致的焦虑，而是将其与肖霏每天的日常生活紧紧贴合在一起，仿佛肖霏同时生活在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同时具有生活中人与心理中人两种身份一般。《轻轻的一分钟》里，在“他”出门之后，衡若轻独守空房：“楼下的汽车陆陆续续发动了，它们好像是一个整装完毕的车队，即将开始新一天的东奔西走。小四轮，摩托车，电瓶车……也稀里喝啰地抖擞着精神，大家都在争流、竞发，只有她还在时空的一个原点上自由落体般沉坠，沉坠。”（10）外在生活的日常场景被涂染上了浓重的心理色彩，事物变成了心理的外化，内在的心理也形象化为图像与声音。这种书写方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共同化育之下产生的，彰显了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意识。

再次，叙事视角的参差穿插。章泥的小说叙事从不使用单一的人称、固定的视角、机械的姿态，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叙事角度，有效创建文本内部叙事空间的丰富性、立体性与多义性。《月黄昏》围绕王卓庆与梅疏影的爱情悲剧设置了较为丰富的故事情节，而这些情节的各种细节却主要不是借用当事人的口吻来讲述的。王卓庆的几位姨太太、王家的女仆、翠柳苑的柳妈等参差错落地补充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从而使得整个文本完整、丰富、细腻起来，小说的悲剧色彩也得以弥漫到字里行间。《尘归尘，土归土》篇幅较长，带动整篇小说叙事不断前进的是多个叙事视角的往复切换。黎淑媛、罗遇、卫竹乃至罗莲、吴炎都轮番成为隐含叙事者，此外小说中还经常出现第三人称叙事。多种主客观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刻画。同时，复调叙事呈现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彼此的行为、心理与潜意识交错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内外场景，使得小说的叙事空间更加立体、多元、复杂。《轻轻的一分钟》同样采用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交替呈现的方式。双方你来我往的心理游戏，阐释着现代城市人无以寄托的孤独感与难以摆脱的荒诞感。女性无法找到自己的精神出路，而男性则苦于自己的渐渐老去。虽然紧紧拥抱在一起，但两人的悲哀并不相通，生命体验也无法深刻沟通。通过多视角叙事，小说穿透了现实的生活场景，然后揭示了生命底层的悲哀与绝望，以及略带暖色的善良本能。

（《予君一片叶》天地出版社2022年版）

除上述中短篇外，章泥的两部长篇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与《予君一片叶》（天地出版社，2022年）都进行了有效的形式探索：前者在类似《百年孤独》的叙事氛围中将一个山区孩子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的过程写得完整而深入，其主要叙事特点是在心理叙事与生活叙事之间的不断转换与融合；后者以汶川地震为线索表现浙川两地的同呼吸、共命运，主要手法是在十年前的地震与十年后的脱贫两个历史时段、在浙江与四川两个相互关联的生活空间之间不断穿插，将两段历史、两种人生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总体上，章泥对小说叙事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独特的艺术观念，落实到文本中也得到了成功的表现。在多个维度上的叙事探索使其作品在当下女作家的创作中具有了独特的文本特征与美学风格，尤其是综合借鉴中国本土叙事经验与西方叙事传统，在多个维度上对小说叙事进行有效探索，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叙事形态、美学风格、文体特征，这是章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三。

四

小说写作中，作家需要时刻处理个人才能与叙事传统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章泥的小说在继承中外小说叙事传统与发挥个人艺术才华两个方向上都有初步成效。其小说创作深植于20世纪以来的中西小说叙事传统，并与她作为女作家所具有的特点相结合，在风格奠基、叙事探索、文体创新、主题扩展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果在更为阔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背景之中进行考察，那么，章泥小说创作仍有较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小说语言是判断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程度的重要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并无‘好坏’之分。当我们在对小说语言作好坏区分时，实际上是在针对‘表达’是否有效而对之进行界定的。每一个作家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但它对于读者的意义是相对的。一种语言方式在表达上是否有效，它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语境’，而且与小说自身的语言特点具有密切的关系。”（11）章泥的小说喜欢也擅长使用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方言来建构人物对话，这些方言通常会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活灵动，叙事氛围更加生活化，但有时候过度的或者不恰当的方言也会制造许多阅读障碍。《荒山菊》设置了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氛围、纪年方式甚至语言符号系统，尤其“科根”这座城市的赌博之风，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也是寓言氛围的主要承载者。

百年前，科根人有一个让今天的我们难以理喻的嗜好——打赌，他们任何人都可以和任何人就任何事情打起赌来。那会儿，科根人管打赌不叫打赌，叫“署”。他们署一秒钟的重量，署一场梦的厚薄，署精子的速度，署美妇媚笑时露出的牙齿颗数是六又几分之几，署骡子的舅公是谁，署上帝是不是秃头，署蔷薇门里有没有音乐广播……（12）

小说中将“打赌”转换为“科根”方言中的“署”，一定程度上帮助小说叙事营造出了象征色彩，但“署”本身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却并不直接产生任何语义与寓意，其叙事功能仍然来自为其设定的“打赌”，与此同时却仍然需要用上述交代性的文字帮助读者进行语义连接。本身不产生意义，却又需要作者费力交代、费心转换的用词，在小说叙事中就显得生硬、累赘，拖慢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

（《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

《失眠者》里的肖霏与老林子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小说叙述老林子常常在酒醉后与肖霏私会的时候使用“喝麻了”这一表达方式，这种方言词汇既符合老林子的阶层身份、性格特征，也映衬出肖霏内心的无奈与失望，是章泥小说中使用方言较为成功的例子。《轻轻的一分钟》里，33岁的衡若轻就被前男友的母亲称作“老苤蓝”，这个说法自带荒诞感，也充分说明了衡若轻对自己尴尬处境的警惕，为后文与“他”的暖昧纠缠做好了铺垫。《尘归尘，土归土》里，吴炎从旁观者的视角认为罗家四兄妹都“好奶气”，把罗遇早年稀里糊涂做生意赚大钱的原因归结为“操耿直”；罗遇的两个哥哥罗达、罗运夭折之时，他们的父亲发出的感叹是“浑浑水养浑浑鱼”；黎淑媛将罗遇的性格形象化地概括成“给糖吃糖，给糠吃糠”；卫竹的前夫林凯旋的命运应了那句俗话，“说不赢该输，吃不得该死”。诸如此类的方言随处穿插在文本中，使得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也营造了独特的情感氛围。

《三十年前的樱桃糖》里也较多使用方言词汇与句子，如“爹哒”“娘咿”“呃”“嘞”“唊”“丢了一根魂”“捡嘞当买嘞，金子银子换不嘞”，但多数佶屈难懂，无助于营造独特的语言风格，反而形成了阅读障碍。显然，方言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仅“对于读者的意义是相对的”，对于作者而言，意义也是相对的，恰当而有效地使用方言是一位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技巧。

章泥的小说创作受中西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影响较为明显。这些小说可以顺畅地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描写丰富多彩的精神波澜。但是，对于心理刻画的过分倚重容易导致小说过分强调故事性与氛围感，相对忽略了人物性格的深入塑造。章泥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都以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结构作为叙事空间，因而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上就往往依靠巧合来推动人物的命运走向。虽然“无巧不成书”，但过多的巧合却可能使得小说变成了“故事中心”，而非“性格中心”。《月黄昏》较为典型，整篇小说的叙事逻辑较为清晰，但王卓庆服药之后却差点与自己的女儿乱伦，最终开枪自杀，宿命意味与过多巧合造成了“传奇性”的泛滥，使其更像个通俗故事，而不像小说。《荒山菊》《三十年前的樱桃糖》《菩萨石》等作品同样更像是女性悲剧命运的“佳构剧”，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反而无法彰显。篇幅稍长的《失眠者》《轻轻的一分钟》《尘归尘，土归土》也未能集中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情节建构是为人物塑造服务还是相反，会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样式：前者被称作情节小说，更具古典色彩；后者属于人物小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大方向。在后一种类型中，故事情节或许不够曲折，“但是这些小说从不侧重或者只写情节，它们激起一种比好奇心、忧虑或最终的信赖更为复杂的情感，而给予我们的快乐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故事所能给予的”（13）。鲜明深刻的人物性格是小说创作留给读者的重要馈赠，也是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沿着埃莱娜·西苏所谓的“身体写作”方向迅速发展，在呈现出蓬勃之势的同时也明显陷入褊狭的“私人写作”之中。章泥的中短篇小说大多聚焦于两性之间的情爱风景，以其展示女性的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与精神悲剧。这类题材无疑来自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文化思考，但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度关联也是事实。同时，小说中的大多数情节结构与叙事主题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大量呈现。坚守个人生活体验与走向更加广阔的生命体验，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片面强调任意一方。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预言，随着社会发展，女性文学也会走出狭小的生活，“那种象牛虻一般穷追不舍地尖锐批评国家大事的职务，迄今为止本是属于男性的特权，现在亦将授予妇女。她们的小说将揭露社会的罪恶，并且提出补救的方案。她们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将不会被看作彼此之间完全是在感情上相互发生关系的个人，而是被看作组合成种族、阶级与集团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们。这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一个变化”，那时候，“小说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14）这个角度可以作为观察章泥小说的重要维度。在其中短篇创作中，小说本身的叙事空间往往集中于两性之间的狭小地带，虽然可以较为深入地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挖掘，但这种模式终究仍然属于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常见的“私人写作”模式。“私人性的东西要拥有真正的诗性意义，必须具备一种超越性，小说的艺术品格来自于创造性的工作，使自我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15）21世纪后，中国女性文学已经有逐渐走出过分狭小私人生活领域的倾向，也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创作成果。同时，章泥的两部长篇小说也显示出了这种趋势。可以说，在坚守个人生活经验的同时努力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与生命体验，将是章泥小说写作取得更大成绩的必经之路。

对于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途径，T.S.艾略特曾经打了一个著名的比方，他以氧气与二氧化硫合成硫酸必须以白金丝为催化剂为例：“这个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白金的时候才会发生；然而新化合物中却并不含有一点儿白金。白金呢，显然未受影响，还是不动，依旧保持中性，毫无变化。诗人的心灵就是一条白金丝。它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身的经验上起作用；但艺术家愈是完美，这个感受的人与创造的心灵在他的身上分离得愈是彻底；心灵愈能完善地消化和点化那些它作为材料的激情。”（16）从“感受的人”走向“创造的心灵”是在创作者的心灵催化作用之下完成的。长于感受是大多数女性作家的普遍特点，章泥亦是如此，其中短篇小说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方言、心理描写的大量使用，还是题材的相对固定，都帮助章泥形成了已有的美学风格，但也限制了她走向更大的叙事创造。经由两部长篇，章泥的小说创作正在走出这种状态，在拥抱自己“创造的心灵”的同时走向更加广阔的美学空间。

结语

“随着时间的沉坠，一切细微的声响一阵比一阵更刺耳惊心。大街上，偶尔还有几辆汽车驶过，车轮碾过道路，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路面像在欢吟又像在哀泣。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世界，来着的不知从何而来，去着的不知向何而去。”（17）这是章泥小说中典型的社会生活场景与女性命运图景，能够说明其创作的感性之美。以女性视角充分展开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思考，从而较为完整地构造出具有充分女性意识的叙事主体，这是章泥小说的显著特征。在此过程中，章泥将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日常经验、生活哲思、感性体验灌注到小说文本的各个局部，使其社会现实广度与女性意识深度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前者避免了后者可能会有的狭隘，后者拓展了前者可能会有的过度平面化。对于章泥而言，这是一条通达的创作道路。

同时，章泥的小说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的生存风景与悲剧命运，在不断向下穿透生活表层之后到达人类生存的底层基质，具有理性之美。其小说大量探索人性的诸种状态，因而既具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力度，也具有对人性本身的解析能力。在当下的女性创作中，这种兼具现实反思与哲理思考的创作形态值得肯定，这是章泥小说创作在主题空间上的纵向拓展路径。同时，在横向拓展方面，章泥的小说创作仍然具有广阔的美学空间。与目前国内的“70后”作家一样，章泥的小说也面临着从私人生活向现实社会、从成长经历向生命体验、从中短篇为主向长篇为主的重要转变。在逐渐完成这些转变的过程中，章泥小说创作既拥有丰富的艺术可能性，也将收获更加繁复多姿的创作成果，取得更加扎实厚重的创作成绩。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1）章泥：《失眠者》，《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71页。

（2）章泥：《轻轻的一分钟》，《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101页。

（3）章泥：《失眠者》，《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22页。

（4）章泥：《菩萨石》，《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299页。

（5）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6）章泥：《轻轻的一分钟》，《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80-81页。

（7）章泥：《轻轻的一分钟》，《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81页。

（8）张德明：《沉重温和的灵魂叙事——评章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8期。

（9）章泥：《失眠者》，《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20页。

（10）章泥：《轻轻的一分钟》，《荒山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