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黔森四部近作启示意义：让历史为现实作注
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黔村行记》（《求是》2024年第1期）、《天堑变通途》（《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风景这边独好》（《山花》2023年第11期）、《高原醒了》（《中国作家》2023年第11期）是通过文学纪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力作，作品充盈文化自信与史学哲思，是纪录山乡巨变“论文”中的优秀篇章。四部作品都将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成就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反复比较，让历史为现实作注，充满比较之思、辩证之法和哲理意义。
作者在黔中历史的最远处开始注目扫描，远自春秋属楚以降，中至盛唐“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下至明代奢香夫人“开辟驿道，以供往来”的筚路蓝缕，王阳明的感叹“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直至当今外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概括。历史和现实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交汇，并在十八大后发出澎拜交响：“雄踞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座桥梁，实现悬索、斜拉、拱式、梁式类型全覆盖，成为当代桥梁的百科全书，创造了数十个‘世界第一’，赢得了‘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的美誉。世界高桥前一百名中有近一半在贵州、前十名中有四座在贵州，桥梁已成为贵州与世界对话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和最具自信的独特文化符号。”作者的自豪感来自抚今追昔的历史自觉和当下宏阔世界视野下的制度自信。
乡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变成现实的最重要的地方。通读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总是能感受到作品中喷射出耀眼的火光和金石之声，甚至能感觉出一种直堪喷泪的悲壮：从瑶山村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到现在的现代化生活，“经历了七次搬迁，可谓千年之变，这一变，彻底撕掉了瑶山绝对贫困的标签”。可这场战斗凝聚了多少驻村第一书记、攻坚队长、驻村干部、网格管理员的心血啊！人民是第一英雄，“（瑶山）村里2021年公益岗位有二百四十五人，其中护林员一百九十一人，年工资一万元，扶贫援助岗五十四人，年工资四千八百元。2021年外出和本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一千零五十人，其中省外务工二百七十六人，省内县外务工九人，县内乡外五十六人，乡内务工七百零九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是让整个民族脱离贫困获得幸福，这就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历史任务的内在逻辑。当然，这场伟大变革绝不是锦绣文章汇聚的浪漫洪流，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先锋队的带领下，为了摆脱贫困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派出了300多万扶贫干部，近1000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线上。贵州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变革再一次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深刻论断的史学意蕴。欧阳黔森作品的真实感是他用双脚丈量出来的。曾作为地质队员的他，走遍了作品中提及的脚尧村、瑶山村、花江大峡谷等地，文中获得的近千个数据，都源于对黔中大地深沉的爱：“每次站在群山之巅，极目眼前的千山万壑，总想放开喉咙吆喝个痛快，当一声声吆喝在起伏的连山中激荡出一阵阵嘹亮的旋律时，这样的嘹亮，就成了我再次攀登的号角。”
《天堑变通途》等四部作品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文艺家在创作生态题材作品时应当具有清醒的辩证法。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总是那么的自信甚至自负。可以说，长期以来，人类在认识生态环境时，似乎以主宰者的身份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甚至忘记了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人类在积累生存经验时逐渐发现，原来我们对待自己生存的环境过于贪婪甚至残酷，大自然也以同样的残酷力量反噬人类，一句话，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乎，人们在处理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时似乎又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端走向了顺从自然的另一端。一些生态题材作品，在展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充满无力感。欧阳黔森的四部近作和他以往的小说《绝地逢生》等作品一样，展现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的敏锐性和力量感：“花江两岸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两岸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石头的王国’，很少见到泥土，更没有茂密的森林。对于旅游观光者而言，这是一道风景，而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这种石漠化土地上的生存条件却是很艰难的。贞丰人硬是在这种被认为‘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发展生态农业，种植十万亩花椒，将石漠变成绿洲，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可以说，“为何而‘绝’，因何而‘生’”，欧阳黔森的作品辩证回答了人类应如何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一系列作品也就具有了人类学的哲理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