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常”中重新认识自己
文学与时代生活之间存在某种默契的约定，文学总是一叶知秋式地呈现着时代生活的剪影。任何时代的影像都是复杂的、立体的，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恰以简约而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侧面，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常与变，展示了丰富的人生样本，为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留影。2024年伊始，《中国作家》《长城》《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陆续推出一批中短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生活底蕴浓厚、故事丰盈，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小说写作的新动向和新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瞥见了日常生活中的“反常”之处，察觉到现代人在稳健的生活秩序下正滋生出某种斜逸而出的冲动，并预感到这种看似悄无声息的“反常”即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平常。作家们热衷于以日常生活中非典型事件或细节为切口来展开小说情景，讲述现代人如何在风平浪静的生活表象中“猛然听见自己体内的暴风雪”。我们看到，小说人物纷纷对妥当的现状升起了莫名的疑心，在常规的日程、平静的事态之中，他们毫无征兆地跌进了某种一反既往的心境里——坐轮椅的老人甘愿以“求爱者”的姿态对待一条狗（张鲁镭《老人与狗》），已婚的男人为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姑娘送上108首原创诗篇（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几经周折考入所爱专业的文学博士面对着空白文档惊觉自己早已淡忘曾经的学术梦想（丁小龙《众妙之门》），临近退休的父亲毅然辞职后在一次岩洞探险中失联（陈炜《带你回家》），因疫情失业的青年投宿在郊野公园却意外邂逅了一段莫名的爱恋（陈武《月光》）……小说人物这些看似出格的举动背后，实则是蛰伏在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某种与社会秩序相脱轨的、不可言说的愿望。而由这些“反常的一瞬”的迸发牵连出的则是一连串长期被遏抑在意识冰面之下的“自性”的频繁浮现。
在严丝合缝的生活节奏和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里，小说人物却一反常态地涌现出突如其来的感慨、莫名高涨的情绪、超乎寻常的激奋与冲动，又或者表现出某种逾越理性的逃避、陡然直下的颓唐、平白无故的不甘与郁结。如李小坪的中篇小说《相见欢》（《四川文学》2024年第2期）写教授之子赵明溪和穷苦出身的女子陈静婷之间殊途同归的叛逆与追求。赵明溪毕业后拒绝留在高校，铁了心要和父母过不一样的人生。疫情的爆发使他面临着“断炊”的可能，然而即使精神失意、经济困窘，他却从未向父母言及。追溯这种反常的倔强和自尊背后的成因，是年幼的他在父亲的咆哮和打压式教育中所遗留下的恐惧和耿耿于怀。陈静婷是山区里的穷姑娘，初中毕业就面临辍学早嫁的危机，她历经辛苦借债读书、扭转命运，来到文化馆当临时工后却对混日子的生活深表怀疑，于是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拂袖辞职，离开了体面的岗位，在城市街角开起了一家收入甚微的书屋，投入到另一种诗意的颠沛中去。《相见欢》中的男女主人公过着天差地别的人生，却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拒收命运中那些包装精美的机遇和顺境，因为对于两个追求无拘与自由的人来说，被设计好的人生路线只是一种假扮成礼物的重担。
王祥夫的短篇《糖醋里脊》（《山东文学》2024年第1期）以隐秘而细致的笔触讲述了一则异乎寻常的青春期故事。热爱溪边垂钓的男孩旁观着父母的争吵，在母亲离家出走之际，他似乎格外关心起她的裙摆。注视着瘫痪在床的祖母，他听见自己凑在她耳边重复着诅咒的话语。这个男孩似乎从水深火热的家庭争端中抽离出来，而他潮湿悸动的心事像是刚钓上岸就被黑猫拖进床底的那条鱼。邵风华的短篇《坦克与爱情诗》(《雨花》2024年第2期）记录了曾经发誓要共同碾碎荒诞现实的“三辆文学坦克”的日渐疲惫与失联。“我”发现并默许了妻子的外遇，高超为保住编辑工作加班加点，而他们之中最具豪情与诗情的鹿平，曾满怀激情为陌生女孩写下一部诗集，而今也已销声匿迹，“他毅然走进了一片迷雾之中，再也没有回来——他变成了迷雾的一部分，连自己也不能触摸到自己”。（邵风华《坦克与爱情诗》）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普遍显露出了一种游离的、边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看似荒唐无稽、不走寻常路，使人猜不透那背后的真实动机。实际上，小说人物正深陷精神的困局：在丰盛错杂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他们感到一种“始终悬浮在空中，无法脚踩大地”的抽离感，这种混沌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人物灵魂难安现状的骚动。一种反常的隐衷正召唤着他们踏上自我探索的道路，一边背负着俗世的规约，一边跌跌撞撞地在心灵世界里寻找出口，直到有一天，他们在那些搭错筋似的、不应有的想法中瞥见了被长久遮蔽的关于自我的深渊。如果生活总是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极有可能会对自己被裹挟的真相习焉不察，反常的魅力就在于它如同一颗掷向湖心的石子，让原本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反常牵引着人物做出意料之外的抉择，从而闯出了一片“秩序之外的园地”，人们在这方域外的乾坤里重逢世界、邂逅自己，那些本已停滞的故事、早已搁浅的往昔再次抽枝发芽，这也让小说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叙事张力。
在作家们的笔下，“反常”已经逐渐渗透到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规范之中，婚姻生活、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成长、人际相处等看似稳固的关系和机制中，都隐隐嗅到了反常的气息。《外婆的海》（蒋一谈）、《清风徐来》（弋铧）、《我的学生赵章来》（陈然）、《风热》（李国彬）、《不可能的任务》（黄平）、《公交站台》（陈武）等几部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新冠疫情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人们一方面渴望与世界发生联结，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客观上将奔忙的上班族从所谓的事业中解救出来，人物时不时也期待着一段如同张爱玲笔下的电车男女似的邂逅——一段常规叙事之外的佳话。已经站在人生中途的男人流露出的迷茫和惶惑比其年少时有增无减，庸碌了大半生的小人物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悄然失踪，曾将幼女寄送他人的父亲在一场车祸后踏上了寻女的列车，常年北漂的女人拉着一只皮箱回到渔船上捕虾，女白领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小她9岁的男同事，戏剧名校毕业的男子乔装成拾荒的老头驻扎在沼泽边缘……在这个信息过剩而想象力渐趋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忘记了排斥与拒绝。现代人热衷逻辑分析，执迷因果关系，急于寻求认同与安全感，因此无心去领会尘封在心底的感性景观，无暇理会反常的念头或场面，甚至将其视为麻烦。而在“反常”的召唤之下，人们终于拨开遮蔽，发展出了曾不被允许的个性，见到了那个素未谋面的自己。
反常召唤着小说人物倾吐出那些“再憋下去就会发霉的心事”，将那些再等下去就会遗忘的梦想一一付诸实践；反常告诫人们“所谓的大多数人走的路，有时候是个骗局”，所以接纳自己的失控，容许生命中的意外，让故事发生。“反常”是一场以生活为基调的变奏，因此它是有度的；它看似制造谜团，实则通往真相，它通过引起灵魂失重让我们得以暂离一地鸡毛的地面去俯看日常经验、拨正错位的心灵。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