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精神爬行”——刘爱玲中短篇小说论
在新世纪涌现的山东青年作家群体中，刘爱玲是低调而又独具调性的一位，有着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审美面向。在文学语境、文学市场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多元、甚至良莠不齐的今天，刘爱玲的写作始终彰显出某种新时期的纯文学质地，固执地坚守文学的神圣品性，拒绝套路式、市场化的写作，努力地向着挖掘人性的深度与细腻幽微而掘进。自2010年开始创作以来，刘爱玲先后在《花城》《山花》《西部》《时代文学》《中国作家》《当代人》《清明》《飞天》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爬行史》《破落院》《三声炮响》《翠鸟与香妃》《回到镜中去》《一株玉米的灵魂》《一张单人床上的想象》《孤独的羔羊》等，曾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梁斌小说奖、第四届“万松浦·天舟文学新人奖”、第四届“威海文学艺术奖”文学一等奖等重要奖项，显现出不俗的创作实力。
在写作之初，刘爱玲便有着自己明晰的文学抱负，她带着对现实人生的观察思考进入创作，力图通过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来捕捉现代人的“精神爬行”。具体来讲，“精神爬行”聚焦的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关注的是在强大现实与时代的发展中，普通个体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重塑自我独立个体的关系、如何平衡现代人的身份认知和主体焦虑。带着这样的对世界的认知，刘爱玲将她的文学主体呈现在鲁西平原一个小县城——银城和山东的滨海城市威海（滨城）之间，形成一个“双城”结构，由此展现传统与现代的融接之间，现代人在经历农业向工业化转型、乡村城市化转型之际，如何有效地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存在认知和灵魂认领。
关于城乡漂泊者的书写，在新世纪以来已经为不少作家关注，也诞生了一些经典的文学形象。比如同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就擅长塑造“京漂”形象，“跑步穿过中关村”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停地出走或奔跑，其实是一种抵抗和突围，用自我的主体力量对抗“边缘人”的现实困境，穿过原有生活的包围，寻找人生新的栖息地。而对于刘爱玲来说，“远方”似乎不一定要抵达，她始终注视着气息如焚的现实，要细细地解剖它、慢慢地咀嚼它。相比于“跑步”的诗意和“穿过”的潇洒，“爬行”自然是一种更为笨拙和艰难的方式，但却蕴含着人类最原始的渴望，艰难中自有生命的强力与坚韧。因此，在刘爱玲的笔下，日常生活并非是需要“突围”的对象，而恰恰是人生长的根基。“你见或不见，生活就在那里”，它并不是理想主义者的葬身地，也非实用主义者的安乐乡，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需要人去面对，关键是怎样面对——此所以“爬行”前面何以多了“精神”两个字。在叙写生存的艰难之外，刘爱玲还要做的是更深入、更细致、更尖锐地探触个体的精神世界，剖析他们复杂的精神轨迹，画出他们沉默的灵魂，固执地推动他们“发现自我”“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让主体意识觉醒，思考社会与人的关系的错位和妥协，探索人“实现精神直立行走”的现实路径。或许，这也是一种“突围”，但并非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延展和打碎现实生活秩序来实现，而是一种“向内超越”和“自我革命”。“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其实已经内蕴着救赎的力量，而这正是日常生活的价值所在。
可以说，聚焦日常生活让刘爱玲的小说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实感，而反思的精神与理性的态度赋予她的创作以超越性的品格，放在一起便显示出“精神爬行”这一文学思考的独特价值，也标识出了刘爱玲的文学写作应有的文学史坐标。
一、主体焦虑：现代转型中的生存困境
近现代的中国是变革的时代，艰难地却是一刻不停地完成着转型，前方始终有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便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愿景。这种“追赶”“现代”的“集体无意识”，在经济变革、政治革命、文化运动、社会改革等宏大层面自有其体现，但历史的尘埃终究要落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普通人在现代转型中的挣扎和成长、成功或失败、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等等，构成了历史的血肉，也是文学的源泉。
刘爱玲是一位有着悲悯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小说家，总是怀着正视普通人平凡生活的热烈心肠，突进到现实的深处，洞察人性的幽微，串起生活的串串珍珠。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泥气息与土滋味”，是平凡世界的芸芸众生，展现出人世间的真实悲欢。渴望上学却因超生始终无法解决户口问题的“水孩儿”（《了无痕迹的人》），接受代孕而最终觉醒并出逃的叛逆少女严玲（《秘密的N次方》），抚养痴呆儿子的母亲与醉心于菜品试验的驴肉店老板（《翠鸟与香妃》），挣扎在尽孝的伦理与现实的痛苦中的父子（《林大胡的手》），心灵荒芜的城市单身老人（《世界之间》），老年丧子的寡居老人（《失独人》），身患抑郁的城市白领（《灰白间》），养老院里的脑炎患者（《一张单人床上的想象》），工业浪潮的牺牲品大桥下的流浪汉（《一株玉米的灵魂》）……这些被现代性神话遮蔽的个体、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他们的生存困境却正是刘爱玲的文学写作所要揭示的存在。刘爱玲的底层写作，一头连接着主体的精神立场，一头连接着社会的现实生存，昭示着文学应该具有的宽广视域和终极关怀，而这正是文学书写日常生活的正途，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确立自己文学版图的关键。
在刘爱玲的小说世界中，一直有一个“双城”结构，昭示着城市伦理与乡村伦理的两相交融。在这里，城市和乡村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充满结构性的张力。渴望与失望并存，留恋和厌离俱在，刘爱玲笔下的人物就这样徘徊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挣扎在焦虑和期待之中，在城市的附魅与祛魅中艰难地“精神爬行”。短篇《逃亡者》作为刘爱玲早期的代表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一代人在面对时代转型时的选择与困境。沈二从乡村出走，却因生计所迫无奈又回到家乡继续耕种。原本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落败而归的沈二遭到同乡人的鄙弃；而离开的滨海城市却又成了沈二朝思暮想的“故乡”，因为那里寄托着他的梦想和不甘。小说精准地把握到了当代中国城乡巨变的脉动，无数个“沈二”正是城乡发展过程中种种矛盾的时代缩影，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中篇力作《爬行史》则更是一个有着丰富言说空间的文本，从多个维度深刻地展现了现代人“精神爬行”的艰难。魏军和宝然曾经是一对从边庄毅然逃离的热恋情侣，他们把对新生活的美好想象全部寄托给了远方的滨城，而对身后的乡村不屑一顾。然而，城市并不会轻易地接纳外来者，生存的压力让他们成为了城市角落里的“寄居生物”，但是获得城市人身份的主体焦虑始终在驱使着他们，十余年的奋斗只为购得一间房屋。可当他们真的从地下室搬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新居时，妻子宝然却在感到踏实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更深的恐惧所笼罩——“最重要的是，他们似乎从此开始拥有了什么，被什么拥有了，同时又变成了一个奴隶，他们被什么东西裹夹着向前滚动，丢失了自己的双腿和大脑。这是城市逻辑的可怕之处，它在带给人美梦的同时，却也让人一点点地失去自我，变成任由其宰治的奴隶。这是小说的第一层意蕴，城市的魅力让乡村中的“逃亡者”甘心被异化和宰治，以付出青春和生命、失去独立自我为代价，换取城市生活的入场券。
对城市的“献身”透支了魏军的身体，在他们从地下室搬入新居后不久，魏军查出胃癌。在生命和财产之间，夫妻俩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魏军不想让夫妻俩十余年的城市奋斗付之东流，他念念不忘的是妻子作为城市人“活”下去，为此他可以死去。而宝然却痛悟到人命比房子更重要、更值钱，于是不顾魏军的反对，偷偷地把新房变卖、拿出所有积蓄为魏军治病。在最原始的生命力的感召下，现代文明褪去了妩媚的面纱，城市神话不再诱人，物质化的信仰体系完全崩塌，而艰难“爬行”中的人也在渐渐起身。城市无所容身，但乡村依旧无法完成救赎。宝然与魏军被接回到边庄后，“活着的目标似乎只剩下了死亡”，魏军在魏军妈和宝然妈的拜神祈祷之中一日日衰弱下去。小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简单地离开城市与回归乡村只是一种逃避，心灵上的归宿却始终无可依托，城乡伦理的复杂纠葛正是从精神层面让“逃亡者们”画地为牢。这是小说的第二层意蕴。
“再一次不属于城市”后，宝然却获得了自我；摆脱了物欲的束缚，生命就获得了自由。魏军的死亡也是宝然的新生。魏军死后仍然竖起的三根僵硬的手指（意为不让宝然动用仅有的三万元积蓄为其治病），象征着城市对人的宰治，犹如望不到尽头的深渊。但宝然却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到了不同的道路。那不是从城市中再逃离，而是重新回到城市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做城市的奴隶。“她从自己的身体里出走，其实，尽头那边虚无的地方，除了喧嚣的城市，还是一片广阔的土地，碧蓝的天空，火一样跳动的阳光，光从这般阔大自由的家碰撞回来，冲进宝然的五脏六腑，她要重新实现曾经在石碑前承诺燕子的事情，回到城市去。”这样的结尾并非作者有意要给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思考——只有找到内在于自身的生命力量，从主体焦虑中走出来，才能摆脱外物的宰治，突破现实的生存困境。而这正是刘爱玲的“爬行史”写作，在新世纪一众“底层写作”中的独特之处。
二、抵抗异化：女性经验重新发现日常生活
“重构日常生活价值”，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写作一个鲜明的叙事转向和思想资源，并且汇入了第三次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的洪流中而蔚然大观。 日常生活原本就是属于女性的领域，但是女权运动在带来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和两性权力地位上的解放的同时，也忽视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家庭生活和情感满足的重要意义——这一女性经验的优势所在，恰恰是获得完整幸福的关键。这也是第三次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寻求女性解放的途径从政治权力、经济剥削、性别压迫等层面转向日常生活领域，审美、消费、身体等成为新的“神话”，其背后是“人”的价值的高扬，而这正是抵抗“物”的异化的不二途径。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因为物质的匮乏而产生日常生活被摧毁的焦虑，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过度追求物质导致对人的侵蚀乃至异化依然在摧毁着日常生活。时间仍然是可怕的敌人，在线性的流淌中，过去和未来都变得模糊，现实带给人无限的焦虑，现代人的生存依然被压抑，迫切需要解放。而日常生活的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竞争和人的心灵荒漠中，显得格外重要。青春的流逝、梦想与现实的错位、时间的煎熬、身心的疲倦、对自我价值的寻找成为刘爱玲小说中多数主人公的精神底色，诉说着“人到中年”的无奈，同时也高扬着突破现实困境的人文精神。《空白页》以男性视角表现女性的“突围”，开篇便是时间对人的宰治：丈夫年轻时立志做“重设人生的赫拉巴尔”，在外打拼十多年后，却只能无奈地退守，回到老家小城经营一家奶吧，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生活变得模糊、自我变得恍惚，对时间变得敏感，像是要用固定的数字刻意证明度过的每一天。而妻子朱莉却在小小的奶吧里，在日复一日为她人制作鲜奶、听他人诉说自我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被需要”的价值感，用平和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在找回自我的同时，也渐渐给了丈夫与生活和解的勇气与力量。《五色书》中，年轻的画家姜南为了实现男性骄傲的自尊心、履行对妻子的承诺，拼命地追求物质的富足，为了应付豪华房子的房租，不惜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没日没夜工作的画画机器。但妻子朱莉看着豪华的家居，没有感到幸福，反而是深深的恐惧，“她这一生都没有这样体验过一种物质对人的侵蚀”，“从获得物质的角度他们是寒冷的那一极，从人尊卑的层面他们还是寒冷的那一极”。小说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朱莉用艺术品和花草精心布置家居“来抵御这栋房子里密集的坚硬、霸道、超强控制欲的权利气质”，姜南对此却不屑一顾——“看到朱莉搬回家里些四处淘来的物件，用来填充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他就更深地认识到这就是女人。”作者用此一处妙笔，正好彰显了女性经验的独特优势——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中，用日常生活的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抵抗宏大事物（比如政治、物质）对人的侵蚀，才是现代人面对诸如“人到中年”这样的现实困境的救赎之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女性的优势领域和女性解放的可能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被从这一领域中排除或者有意的忽视。男性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发现自我价值、对抗异化的侵蚀。短篇小说《抵达天桥》就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携手前行的暖人故事。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默默对抗物化的生活，房子是不是自己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面对生活的庸常、保持生命的创造力和爱情的新鲜。小说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妻子朱莉喜欢收集手术器械，而姜南也喜欢收集木雕的废件，夫妻两人曾经将收藏摆满博古架和玻璃柜。这些对于生活之美的发现、欣赏和珍惜保存，正是两人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的主体性力量。“抵达天桥”实际是抵达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婚姻的归属感。
平衡生存和生活、家庭和事业、爱情与婚姻、精神独立与两性和谐等等这些重要的关系，是摆在男性和女性面前共同的命题，过于强调性别角色的不平等乃至对抗，无法获得完整的自我。在这一点上，刘爱玲有着她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还是以《空白页》为例，这篇小说之所以有着温暖人心的疗愈力量，就在于它很好地体现了两性关系间的张力，显现出超越对抗、走向弥合的可能。小说很特别地使用男性视角来结构全篇，丈夫和妻子朱莉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尤其是自我觉醒力量对比下的虚弱和恍惚，使得丈夫对妻子的帮助顾客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对婚姻是否还能维系的怀疑和恐惧。但是丈夫的日记里并没有怨恨和责怪，而是试图去理解和沟通。从对立到和解，两夫妇在帮助顾客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这使得刘爱玲的女性写作显现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女性意识的高扬，抑或是男性主体性的凸显，都不应该以加剧两性关系的紧张和性别对抗为前提或代价，只有当两性彼此都能建构起主体间相互尊重的同理心，才是真正找到了“另一半”，也即获得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中完整的自我。
三、重塑自我：“精神直立”的现实途径
对“故乡”的找寻一直是刘爱玲小说创作的核心母题。作者擅长塑造“城市漂泊者”的形象，他（她）们年轻时从家乡逃离，带着梦想来到城市打拼，努力在城市扎根，想要在物质和精神上把城市变作自己的故乡。但是现实的生存总是和梦想的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错位，也就造成了人与“故乡”之间的某种“断裂”，于是产生“异乡人”的感觉，而“故乡”则成了某种精神寄托甚或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执念；也就是说，找寻往往是不成功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心中的圣殿早已破败，而年轻的激情和奋斗的心气儿也不再，只有徒劳地逆流在回忆的长河中；但是正是在这一次次的“精神返乡”的过程中，人站在现实和回忆的临界处，“故乡”与现实却仿佛又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弥合和凝聚，在镜中重新发现自我，最终找到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力量。也就是说，对故乡的找寻实际上最终是发现自我、重塑自我，让主体觉醒。
《再见，朱莉》中，虽然朱莉“不承认银城是她的故乡”，“她说她到哪里都是陌生的，她的故乡只是她自己”，但是她其实还是对建立一个心理上的故乡充满热望。然而现实的环境逼迫着她必须放弃自己、失去自我，她拒绝同流合污，代价是真正变成了“异乡人”。这是许多现代人常常要面对的真实的人生困境。这样“外地人”的身份焦虑时常困扰着刘爱玲笔下的女性。《五色书》中，朱莉和丈夫姜南怀揣梦想从银城出走，来到威海打拼，十几年的奋斗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座梦想的城市，只能“一辈子不断寻找和离开”。朱莉刚刚上岗十六天，便因织网不如威海本地人娴熟被辞退，韩国老板那一句“外地人”深深刺痛了朱莉的心，身份焦虑带来的隐痛让故作镇定的朱莉回家后止不住地哭泣。生活可以颠沛流离，可以奔波忙碌，但是不能失去自我，变成生存的奴隶。刘爱玲笔下的城市女性往往是城市的过客和边缘人，始终无法做到身份认同。《Z型生活》仿佛一篇闪耀着人文精神的童话。四个合租的女孩仿佛是生活围城中的困兽，她们发觉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牢牢拴住“人在离开故乡之后才会对它刻骨铭心”的信条，默念着自己混乱的身份，渴望“事物的尽头”，渴望明确“自己究竟是谁”。但是她们在艰难的生存之外，却始终不忘生活的意义，于幽暗的人心之外努力发现世界的光亮。一天的忙碌之后，晚上的夜话和动手拼装人体骨架“A小姐”成了她们的乐趣。看着自己“创造”的“A小姐”，她们感到“人体会发光”，还有什么比人自身的价值更耀眼、更灿烂的呢？于是，有了那场动物面具下的狂欢，有了那场关于“新生活”的采访，在不被定义、充满未知、创造和发现的“Z型生活”中，四姐妹实现了她们“把生活活成诗”的理想，而为大众所倾心的则是那高扬的人文之光，日常生活的价值超越资本和政治的宰治，成为每一个平凡人心中的神话。
由是，我们可以发现，寻找“故乡”其实只是刘爱玲女性写作的一个外壳，她更倾心的是对人内在自我的深度发掘。要想抵抗外在现实的侵蚀，就必须生发出内在的主体性力量，而日常生活仍然是主体性力量生长的温床。《漫长的告别》中，姐姐朱颜对待妹妹朱莉和当年朱妈妈对待朱爸爸一样，失去自我的爱其实已经变形，超常的热情与善意变成了过分的占有与控制。而两代人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以抗争。朱爸爸自杀以换取救赎，而朱莉却表现出生命的韧性和耐性，用自己的生活哲学和姐姐进行无声的对抗。朱莉拒绝姐姐为其寻找的地税局的工作，一方面是不愿意与众人同流合污贪污公款，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从姐姐布下的大网中逃离，她不想让任何人为自己设计人生、规划生活。朱莉和发小秦丽合伙经营的小小蛋糕店，取名为“多乐之日”，意思就是“每天每日，就像生活哲学”，它更像二人保持自我、不被世俗所同化的“乌托邦”。《空白页》中朱莉经营的“盛世牧歌”奶吧也是这样一个乌托邦，重塑“被需要”的自我价值、找回主体性的神话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生发。《寂静无声》中人到中年的焦灼和挣扎几乎使朱莉达到一种“临爆”的状态，面对压抑的家庭生活和毫无起色的事业工作，内心产生的焦躁、抑郁、煎熬和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使朱莉忍受不了家中的各种声音，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只有在寂静的深夜独坐在客厅中才能获得片刻内心的安宁和属己的快乐。面对压抑，丈夫姜南选择逃离，搬到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而朱莉却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了日常的盲区，在公公的启发下明白了“专注自我去做一件事物”来抵抗喧嚣的生活，最终与生活和解、与平凡和解，“寂静无声”的真正含义其实是重新发现自己，有了自我之后内心也就获得了宁静。
四、静水流深的写作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刘爱玲写作的艺术风格，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静水流深”。她的小说平淡但不寡淡，冷静的笔调下蕴含着热力，不是一碰就响，而是在生活的潜流里酝酿。这非得作家向泥土扎根，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沉下去做它的一根纤维或一个触须” 才能做到；也要求作家始终目光如矩，用坚强的主观意志力量向生活搏击。
这样的写作风格首先体现在叙事的节奏上。刘爱玲的小说叙事都很流畅，节奏的把握不急不徐、张弛有度，这或许得益于她自觉的文本意识和对西方小说技巧的有意学习。她善于把小说叙事变成一个结构性的空间，能够调动意识流、多人称变换、视角切换等多种手法，让人物和人物之间、过去和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巧妙的耦合或对照，形成互文性的同构关系，收到某种类似“复调”的效果，让叙事充满张力，把思想性、故事性等综合融合，让小说面向更大、自由的开放性。中篇小说《读白石》中，如今的“清白居”主人、文玩大师上老和二十年前私用村款后又远走高飞的张大嘴，在结拜兄弟老豆腐和王多多为还清村民债的执着找寻下，渐渐重合为一人。清白居”也现出真容，那并非清白之地，而是团伙分赃的名利场。当年的真相、张大嘴的人生、上老的假面缓缓揭开，如同撕开那缝合的脸部皮肤，带给面具后面的人心灵的拷问与煎熬。然而，讽刺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张大嘴，因一己之私连累了结拜兄弟；二十多年后的上老，借文化之名行骗谋利，坑害的对象却正是王多多的儿子。时空跨越二十年，却改变不了欺诈的人性。上老一边忏悔和“扮演”张大嘴赎罪，一边继续行骗；老豆腐和王多多一边找寻一边还债，却再一次陷入骗局之中。小说以假相开篇，而又以一场骗局作尾，中间串联起二十多年的人事沉浮，巧妙设置了多重对照式的人物关系，叙事灵巧、手法老到，意趣横生而又余味无穷。“读白石”读出了人性无法弥合的深渊，也显示出作者对小说节奏的极佳掌控力。
其次体现在作者对鲁西乡土人情的精准切察和细细描摹上。举凡乡村习俗、历史遗址、生活习惯、地方美食、文化性格等，都在作家的取材范围内，为小说打下了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龙山文化遗址被看作一方人的精神标识（《秘密的N次方》），而铝业工厂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历史坐标，清晨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吃起来颇有讲究（《读白石》），驴肉则是鲁西人不可或缺的美食（《翠鸟与香妃》）。对鲁西城乡风情和风景的拓写，不仅让写作紧随着时代的脉动而显出广阔，也让小说因细节的生动而有声有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刘爱玲也准确把握到了鲁西人的文化性格，善良、宽厚、恋旧与近乎执拗的坚持。她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对真善美的坚守在现实与命运前显示出生命的强力。中篇小说《三声炮响》中，白曲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仍抱持着“入土为安”的传统孝道观念，念念不忘把父亲的骨灰迁回老家重葬，拼了老命也要为父亲打一口棺材。小说用近似传奇的手法对木匠三撇儿打造棺木的精湛技艺做了细致叙写，白曲水和三撇儿雕棺木的场景引起全村人的围观。“原本属于白家村的声音，在人们不知何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现代生活的幕后，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春天，又在白曲水一个小小的雕棺木的动作中，从四面八方自然地舒展出来，在整个白家村热闹地融合成一曲和谐荣乐的调子，也难怪，时代的沟壑也是喜好人们平坦的真诚，白家村的人都说：‘是白曲水孝顺，忠义，把白家村这把眼瞅着干枯的老骨头软化了。’”这代表着乡村伦理道德的复归，展现出民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小说的氛围感营造得十分真实，对乡村活力的匮乏和传统文化的生机、新旧观念的冲突、民俗文化的去留、民间伦理道德的恒久价值等作了深切的观察与刻写，显示出作者把握现实的力度和深度。
语言的细腻也是刘爱玲文学写作的突出特点。她的小说语言平素真诚、似拙实巧，是一种高度洗练的文学表达。写时代的广阔，则雄浑厚重；写人生的悲欢，则沉郁顿挫；写生活的细节，则明朗有致。既不失民间本色，又兼具生活气息，可以说是用大众的语言写出知识分子的思考，可读性很高。熨帖的语言往往能带来真实可感的细节，让小说于灰色调的叙事中不时呈现一抹抹亮色。短篇小说《玻璃上的城市》讲述了三个合租的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的想象和在城市的打拼。在小说的结尾，年夜饭后是最后一夜，明日三人就要分别，他们一起站在玻璃窗外望着这座打拼了一年的城市，“外面有时很模糊，好像虚幻，可再过不久，窗内的生活也是虚幻的，也将不存在，所有的事情有时清晰，有时会有倒影，有时就是梦”。离别之景、幻灭之思，读来却有一种暖意，令人怅然若失而又勾起许多温暖的青春记忆。作者的似水柔情总能通过笔尖化作绕指柔，撩动读者的心弦。
不过，刘爱玲的小说也有技巧圆熟的弊病，斧凿的痕迹明显。首先，刘爱玲小说中也有很多作家的通病，那就是有时叙事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她喜欢用繁复的比喻或者排比来点缀小说。但是问题是修辞的密集使用并不一定每次都能有好的审美效果，有时反而会画蛇添足。还是举《玻璃上的城市》这部短篇，小说的结尾在描写分别的场景时这样写到：“在第二天，我和河南王先走了。黑龙背地里竟然把脑袋低到胸膛里去，抽噎起来，那细小的抽噎声从他的胸腔里抽出来，像拔丝地瓜的糖稀，他彪悍外表下包裹的文邹邹的细腻终于凸显了。”后面两句的比喻实在不够高明，语言也显生硬，不仅没有增添美感，反而破坏了之前营造的氛围。其次，语言过于细腻也会带来叙事的粘滞，缺乏变奏，加上灰色调的叙事内容有时就会使小说变得沉闷。中篇《Z型生活》中就不时出现语言的失衡，在讲述朱莉和秦丽醉心于拼装人体骨架“A小姐”、发现“人”的价值时，为了展现她们了解心理学知识的热情和投入，作者用相当的篇幅罗列她们买了和读了哪些专业的心理学书籍。这样的语言点缀更像是一种作者本人的知识夸耀，而多少与小说人物的身份认知、行动逻辑有些脱节，对聚焦小说主题帮助不大，还容易引起阅读的不快。而类似冗余的铺陈多次出现，就极有可能让人失去阅读的耐心。
当然，在人心浮动的时代，能保持一颗文学的匠心已属不易。能够贴着土地和人民，抱持文学理想和品格，一点一滴地战斗在现实中，为一时代之文学献上“一瓣心香”，刘爱玲的文学写作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版图。或许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也许，面对这个多变、浮躁、空虚的时代，这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但，至少用我个人的理解与叙事角度，掀开世界的一条缝隙，哪怕是荒唐的一面”。我们期待着她能够带着这份探索的精神走下去，不断拓宽文学写作的道路。
注释：
①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文学》2007年第11期。
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见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5页。
④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