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丈红尘起 来演丽人行——评张惠雯的“美人书”
张惠雯的这几篇小说，写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县城里三个出名的美人：何丽、丽娜和红霞。因此，这几篇小说也可以叫作“美人书”。如果按照图书生产的市场逻辑来看，除了凶杀、谍战、政治、暴力等题材或元素，“美人”大概是最吸引眼球的。一想到“美人”，一定和欲望有关，和色情有关。美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男性的欲望想象，美人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这部“美人书”，那就自惭形秽了。事实是，张惠雯在时代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或残酷惨烈或云淡风轻地写出了三个美人各自的命运，在故事的背后，在作家对世风世情和世道人心的描摹中，隐含了她对万丈红尘中价值观变化和人的欲望极端膨胀的隐忧。因此，这既是美人书，同时也是批判书。
对女性深切的同情是张惠雯小说基本的情感取向，无论是在小县城还是在大深圳，三个美人既不是吉普赛女郎，也不是羊脂球，当然也不是白毛女。但她们在现代性的巨大冲击下，完全改变了前现代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应该说现代性的急速发展和世界性的扩张，逐渐构建了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现代化运动在造就了丰盈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建立了“物欲统治”的霸权，这种霸权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后，也成为一种文化冲击力，对普通民众来说，便产生了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孟子在断言士与民的区别时说，“士，无恒产有恒心；民，无恒产亦无恒心”。今天的士与民无异，都是既无恒产亦无恒心的群体。普通民众被现代化运动裹挟其间，既要挣扎更深感无奈。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她们的遭遇无可避免地险象环生。“美人书”中三位女性的命运，就是对这一遭遇的形象阐释。
县城的三个美人究竟有多美，美人究竟怎样写才会惊为天人？汉乐府《陌上桑》这样写：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杨果的《小桃红·采莲女》这样写：
采莲船上采莲娇，新月凌波小。记得相逢对花酌，那妖娆，殢人一笑千金少。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不恁也魂消。
相比之下，还是《陌上桑》技高一筹。《采莲女》是直接写美人的美，大多也就是运用形容的方式而已，那羞花闭月、沉鱼落雁是美，但读者终究还是没有具体印象，美如果不具体，让人如何体会？《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也没有具体形象，但通过观看者——长者、少年的情态，罗敷的美一览无余。她有多美？“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是叙述心理学。《美人》中何丽有多美——
我们愣愣地瞅着她，而我们一齐死盯住她的目光似乎产生了某种作用：她转过头，朝我们看了一眼。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都低下头，像是完全经不住这美丽的、突然的一瞥。但几秒钟之后，我们又赶紧抬起头去看她，生怕错过什么。我把她推的那辆自行车和前面车筐里的两个输液瓶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眼睛就那么追随着她，像一群被线牢牢牵住的木偶，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诊楼后面。然后，大家像从梦中猛然醒来一般，再也没有打牌的兴致，喊叫着各自飞奔回家。
前面也有对何丽之美的描述：“她走路的样子和我妈妈、我姐姐、我见过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样，仿佛踩着某种特殊的、轻柔的节拍。她披散的黑发刚刚长过肩膀，穿的裙子青里发白，像月亮刚升起时天空的那种颜色。连衣裙领口系的飘带和裙子下摆在晚风里朝后飘，头发也一掀一掀地微微翻飞，和身体的律动相一致，引得我们的心也跟着摇荡、飞扬起来。”但这个描述并不给人印象深刻，恰恰如《陌上桑》中观看罗敷的众生相——众人看何丽的状态，将何丽的美呈现到极致，这是张惠雯写人的过人之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丽如果是件艺术品，众人都以欣赏的姿态或心理对待她，那么小城将无故事。何丽恰恰是一个美到极致的妙龄少女，而且她就生活在1980年代的县城。虽是县城，但改革开放的风潮已经扑面而来，县城的商业气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精神生活也在《甜蜜的事业》《大桥下面》《罗马假日》的另一世界中展开。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一股青春勃发的力量如大潮奔涌。那时的何丽在校读书，蠢蠢欲动的年轻人心怀非分之想，但在哥哥的护佑下，何丽平安地度过了中学时代。和哥哥相处的时期，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哥哥的呵护是她曾经唯一的骄傲，是她唯一有“公主”感觉的时光。那些胆敢骚扰她的男孩在哥哥的威慑下退避三舍。她懵懂地“不想长大”，是因为那时的她先在地感知了命运只有这时垂青了她。这个单纯、几乎无瑕的美丽女孩，匆忙地走过了她的少女时光，那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当她发现哥哥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烫鬈发的女人”时，她犹如猝不及防地被猛然一击，有“某种说不清的强烈刺激”。这个细节是何丽心理变化的开始；然后是因“严打”哥哥入狱，接着父亲病故。家境的变化是何丽命运转折的开始。如是，何丽先后经历了三个男人：干部子弟李成光、警察孙向东和所长宋斌。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但这不是艳情小说滥情的多角恋，何丽也不是见异思迁水性杨花。这三个男人是小说人物何丽性格成长变化的不同环节。小说通过与三个男人的关系，表达了何丽、或者说是作家张惠雯对人与人的关系、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李成光是干部子弟，他不遗余力地追求、也真心爱何丽，何丽为他献出了初夜。但李成光没有勇气挣脱父母的压力，他从县城消失了；刑警孙向东是何丽的中学同学，他不计较何丽的过去，终于和何丽结秦晋之好。“孙向东就像一只高大的忠犬那样守在她身边，过去那些像肮脏的苍蝇、阴险的狼一样围着她打转儿的不三不四的男人都消失了。她回想和李在一起时，她就像一只温驯的、容易受惊吓的小白兔，而现在她是个幸福、自信、安定的女人。”但男人的优点各有各的不同，缺点都是一样的。孙向东经常喜怒无常，还是因为何丽的过去。他们的悲剧还不是因为孙向东的心生妒恨，而是由于孙向东的意外死亡。孙向东在市公安局集训，两地相距不过四五十分钟车程，结束当天的培训后，他要赶回去看妻子何丽的演出，给她个惊喜。结果孙向东的摩托车被撞进公路边的沟渠里，人从车上被甩出，摔在十几米开外的公路边缘。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时，他已经死亡。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好景不长。”何丽的人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后何丽在新来所长宋斌的精心策划下，投进宋斌的怀抱并结婚怀孕。不幸的是宋斌因贪腐自首，入狱三年出来后做生意，又是风生水起。讲述者感慨说：“对于何丽，那些不幸、厄运终于都离她而去，就像一场灾难随着美丽的逝去终于平息了。”
《丽娜照相馆》和《南方的夜》，《当代》刊发时的题目是《县城美人（二题）》。小说获荣获2023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短篇小说。授奖词写道：
在小说家张惠雯笔下，那些从庸常现实中发掘出的无声波澜、临渊情感、幽微心绪，“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皆被凝定为一种水晶般的叙事。而以“县城美人”为总题的两部短篇新作，在保持既有叙事声调与文本质地的同时，题材又有所拓展。《南方的夜》《丽娜照相馆》是两段来自中原县城的美丽传说，作家不仅让读者一同为美人的命途而叹惋，更让我们看到昔日少年如何在惊鸿一瞥间获得美的启蒙。
《丽娜照相馆》是以一个男孩的视角，写一个名叫丽娜的女孩的故事。丽娜是“混血”，漂亮无比。县城的人觉得谁美，就会说她“长得像电影明星”。“在县城几个有名的美人中，丽娜最像电影明星。”丽娜的出身和何丽有相似之处，家境贫困，父亲开个照相馆，母亲是个高大的新疆女人，年轻时曾经和别人跑过，后来她又回来了，而父亲竟然还要她。“这在我们县城里是说不过去的，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这些背景从不同方面表达了丽娜的卑微，她也是一个“灰姑娘”似的人物。1980年代县里开办了一个皮具厂，老板是江浙人：“他的衣着、发型、姿势都和本地的男人迥然不同。总之，他显得和周围格格不入，却又有一股独领风骚的气质。”老板和丽娜好了之后，对县城青年构成巨大的刺激，后来宾馆的服务员传言他们的关系“又升级了”。于是大人们因此确定丽娜已经堕落，堕落在一个不知底细的外地人手里，他们哀叹一个漂亮姑娘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名声毁了。人们在私下的议论里，他们的愤怒主要是针对丽娜的，因为丽娜是女人，女人就不应该被诱惑，而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她更不应该被一个外地人诱惑。但丽娜和南方老板爱得轰轰烈烈，不过，对于县城里的人来说，这恋爱期未免拖得太长了。小说将看客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有趣的是看客这次真的没有看错：丽娜和老板到南方半个月后，自己回来了。丽娜的景况可想而知。这时大家提起丽娜，“仿佛都陷入一种茫然的、有些屈辱又愤愤不平的情绪中。毕竟，丽娜是‘我们的’姑娘”。丽娜和南方老板的情感无疾而终。对丽娜来说，她的天空已被巨大的挫败感阴影般地笼罩。丽娜回到了她的照相馆，岁月使她变成了“老姑娘”。丽娜交往的第二个男人是本县人，她的高中同学，早些年就去市里下海经商，已经有了家室。他对丽娜展开的进攻不可能顺畅，于是他使用了擅长的商业手段，他花钱把照相馆楼上的房子租下来，然后拿着租赁合同去找丽娜，说他租的地方免费给她用，装修和购买新设备的钱他也可以投资，两人来合伙办一个正儿八经的影楼。他策划一楼可以拍普通的照片，二楼可以专门用来拍婚纱照。这个想法对同样经商的丽娜太有吸引力了，丽娜也想搞些新名堂，把照相馆弄得与众不同，但她没有足够的钱。于是他们成了“合伙人”，一切顺理成章便在想象之中了。
中国现代文学关心的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那时鲁迅就尖锐地发现，女性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女性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所以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写：“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张惠雯关心的是何丽、丽娜们被始乱终弃后怎么样。但本质上张惠雯依然在接续鲁迅的问题：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给她们的选择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
但最后还是出事了。事情是在省城发生的。那一年，丽娜大概三十七八岁。据说，她当时和那人在一起，那人的妻子和她的几个朋友一路跟踪，当场抓住了他们。她们带的有剪刀，混乱中，剪刀在丽娜左侧的额角和耳朵之间划了一条刀痕。如果不是那男人拼命挡住她，她们可能还会给她几下子。事情就是这样狗血地暴露了，两个人都受了伤。
丽娜没有做妓女，但她和这个男人同居，难听的话是“包养”，这和“堕落”的妓女只有一步之遥。最后丽娜“还是孤身一人被抛下了，留在原地，留在目睹了她的又一次失败的小城。同样地，她什么也不说，不向人哭诉、抱怨，默默地消受她的损失、她的耻辱。只是，那美丽的脸上多了一道伤痕”。
《南方的夜》写美人红霞的命运。红霞的美很特别，和何丽、丽娜相比，“红霞明显不如另外两人漂亮，眼睛不大，身材也平板了些，可她身上有股说不清的味道”。但她骑一辆白色的摩托，风一般“掠过”大街。“她的白衬衫扎进牛仔裤，顺滑的直短发迎风飘拂，身姿笔挺，像个气度不凡的骑手”，于是红霞就不一般了。所有的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处境中得以呈现的。那时的县城正在播映老港片《靓妹正传》，“影片里的阿珊一出现，我就惊呆了，仿佛我们街上的红霞跳进了大屏幕。我突然明白了长得并不特别好看的红霞为什么能跻身‘三美’，因为她和电影里的阿珊一样，有股女孩儿身上罕见的清爽、帅气，这股帅气很都市、很港味儿”。“很都市，很港味儿”将红霞的“美”与时代建立起了联系。红霞后来去深圳发展，赚了点钱。她说来到深圳，“起码眼界开阔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事，还做了自己以前觉得根本做不了的事”。红霞不经意的表述，虽然难以穷尽作为现代表征的都市所有的秘密，但她道出了现代性魅惑的本质。这个魅惑使所有被裹挟进这个历史断裂状况的人，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性这条不归路。几年后，红霞失联了。红霞进货被骗，投资股票失败，破产的红霞被“外包工厂的负责人彭军”包养了。她在歌厅当领班。当“我”对这份工作表示疑虑的时候，红霞说：
在歌厅工作怎么了？被人催债、被法院找上门，然后东躲西藏，搬到个猪窝一样的地方，可就连那样的地方，人家还欺负你，把你的东西从屋里扔出来……都快流落街头了，还在乎什么工作适合不适合。那时有人肯给我工作，肯给我地方住，我就感激他。
红霞后来嫁给了老乡郑先生，也算有了安身立命的归宿。这是张惠雯为她笔下女性安妥的最后归宿。
张惠雯的“美人书”书写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这个中国故事接续的却是世界文学的传统。所谓世界文学的传统，指的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在文学中处理的一直是男女两性的情感关系。但因文化传统和语境的不同，男女两性关系的处理方式也有极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呼啸山庄》《法国中尉的女人》《荆棘鸟》《逃离》等，那里有通奸、有投机，也有刻骨铭心的情与爱，虽然张惠雯的“美人们”给人的阅读感受，是女性命运彻骨的悲凉。但关于两性情感关系有探索不尽的可能性方面，张惠雯的小说有了“世界性”，也就是所有作家共同处理和关心的感情世界的问题。
在加拿大作家艾丽斯·门罗那里，对女性还有“逃离”的想象或设计，当然，即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女性也无处可逃，她们甚至也认为，有了男人就有依靠。中国的何丽们更无逃离的可能，她们逃到哪里去呢？红霞是到了深圳，但那是逃离吗？她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被拥有金钱和权力的男性宰制的地方而已。
在张惠雯的讲述中，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爱情中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宰割，不能仅仅认为是性别关系，那里还存在没有言说的阶级关系。男性如果没有掌控金钱资本和权力资本，女性的命运何至于此。试想李成光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资本、宋斌如果没有权力资本，他们还能够实现对何丽身体的占有吗？孙向东没有这两种资本，他大体是理想的丈夫，但他必须死去，必须被放逐于争夺女性的角力场。因为在当下普遍的价值认知范畴中，他是一个例外：一个不具有金钱和权力资本的人，是没有资格占有“美人”的，因此孙向东不在小说的逻辑里。这些不经意的人物设置，从一个方面表达了金钱资本和权力资本在占有女性过程中的宰制和控制作用。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男性当事人身上，同时也表现在相关的人物身上。李成光父母的身份优越，就极具代表性。如果从人的角度考虑，作为美人的何丽是无敌的。但李成光父母选择儿媳的标准是建立在物资、金钱、权力关系上的，何丽即便是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仍然不能满足李成光父母对身份的要求。因此，门户之见是阶级歧视的另一表现。
在张惠雯的小说中，我们强烈地感受不同时代处理同一题材的差异。1980年代处理的爱情是纯情的爱情关系。比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钟雨有过婚姻生活，但那是自己还不了解“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婚姻，并不是爱情。在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同那位“相当漂亮的、公子哥似的人物”分手了。后来她遇到了一位老干部，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见钟情，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占据了她二十多年的感情，但从未越雷池一步，因为老干部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而这一家庭的组合充满了神圣的殉道色彩，它的意义足以感天撼地，那已不是爱情本身，更多的是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她只能在冥想中与他相会，现实中却连手都没有握过一次，在爱的十字架上主人公以不幸获得了苍凉之美，并以自己爱的哲学去教导自己的女儿，以致使一个三十岁的老姑娘真的产生了“我不想嫁人”的理性冲动。
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张洁把“爱情至上”这一美丽的向往又锻造了一遍，对于爱情不幸又无从言说的人们而言，这不啻是一篇自我救赎的福音书，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钟雨的遭遇中不同程度地读到自己，但仅此而已，它是婚姻不幸者最后的晚餐，其余的只有在想入非非中实现了。这本无可非议，假如人们连想象都不允许存在，那一定是与野蛮时代遭遇了。但问题绝不是如此简单，四十年之后，癫狂的人们不仅早已抛弃了作为理性导师的钟雨，也同时抛弃了作为道德楷模的钟雨，人的欲望早已漫过了理想主义者构筑的人文堤坎，理想主义呼唤的那一切实在是太脆弱了，它甚至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人真的要为爱的神话断送人生、痛心疾首地走进天国么？历史业已证明，这一天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不会存在。
但是在1980年代、甚至就是1990年代中期，作家还在用类似张洁的方式处理爱情。艾克拜尔·米吉提和阿来，都是四十年来杰出的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小说情节非常简单，知青吐尔逊江和十五岁的哈丽黛一见钟情，少男少女的初恋如边疆晨曲清新如画。小说弥漫的美好、单纯的青春气息和对爱情的向往渴望，是如此的攫取人心。这是发表于1980年代中期的小说，那个时代的气息和青年男女的交往方式，今天读来竟恍若隔世。“我”上了大学，哈丽黛也嫁了人。虽然他们没有实质性的接触，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但是，几次邂逅的由衷欢喜，那不经意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那竟是两个少男少女不灭的青春和爱情的记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吐尔逊江在大学毕业后，携爱人回到当年下乡的村里，看望阿依夏木汗大妈并再次见到哈丽黛时，她已为人妻。率真的哈丽黛在自己丈夫和“我爱人”面前毫无顾忌，先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和兴奋，继而悲从中来。哈丽黛十五岁的情感经历并没有成为过去，它依然保留在哈丽黛的情感深处。小说不是惨烈的爱情悲剧，但读过之后，哈丽黛那纯洁唯美的情感经历，竟让我们唏嘘不已、挥之难去——那是从遥远的1984年传来的天籁之音。
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讲述的是土司统治的年代的故事，一个被捡来的专事钉马掌的小奴才，内心骄傲不愿屈从命运，最后终于成为一名银匠中的艺术家。小说的主角是被老土司命名为达泽的银匠，他天生骄傲，其间经历了与老土司、少土司、银匠女儿、牧场姑娘等人的交往。小说将一个出身卑微的少年银匠与两代土司关于“骄傲与镇压”的抗争，写得一波三折，风生水起。出走后的少年带着巨大的名声回到故里，但他并没有打造出自己和活佛希望的叫作“艺术”的东西。少土司几乎机关算尽，他们看到了包括达泽在内的人的弱点，哪怕达泽只有一次“匀银”行为，还是受到了惩罚，屈辱让达泽选择了自杀。但达泽最后赢得了爱情，也成就了艺术。小说抒情的笔法，使一个悲苦的故事渡上了一层凛冽又洁白的月光，桀骜不驯的达泽敢于用生命兑现爱情的承诺，并在这一承诺中终于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爱情给骄傲的艺术家带来了无所不能的灵感。高傲的达泽不能忍受少土司的羞辱，他从高高的道桥跳进了河里——消失的是达泽的肉身，那个“月光下的银匠”却传奇一样永世流传。骄傲的达泽、不屈的达泽、为爱情和艺术不计后果的达泽，二十余年过去了，他那天籁般的传说仍在流传，每当月亮升起时，达泽仿佛还在敲击着他的银器，仿佛还站在云端望着他那美丽的牧场姑娘。
还有叶文玲的《心香》，写一个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同一个乡村哑女朦胧相爱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原型母题或谱系很多，但《心香》还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是哑女、一个精灵般的美少女，只因为爱，最后走向了毁灭，完成了一个标准的悲剧小说范型。大学生岩岱为了寻找毕业作品素材来到了大龙溪村庄。他在溪边邂逅了一位一条辫子耷拉在胸前，一双赤脚浸在溪水里戏水的姑娘，灵感顿时从天而降，创作了一幅名为《溪边》的油画并一举成名。岩岱与哑女从一见钟情到日久生情，两人情感的点燃和递进，自然又热烈。在极端困难的年代，陷入热恋的哑女铤而走险试图用陶壶为岩岱带回一点薄粥。当年那个对她图谋不轨未遂的人发现后，挑动众人羞辱了哑女，将瓦壶挂在了哑女的脖子上。不堪羞辱的哑女纵身跳下了悬崖。于是，水壶就成了岩岱悲痛欲绝、永难弥合的创痛记忆。那是爱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哑女用生命铸就的情和爱，永远挂在了瀑布飞跌的断崖旁！1980年代的小说，就情爱悲剧的浓烈性而言，《心香》即是绝唱。
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今天读来就像童话一样。那是那个时代作家对爱情的理解和想象。今天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是如此得体地谈论了男女的欲望，与身体、与性和欲望相关的文字，作家几乎不著一字，当然也未得风流。他们只是抽象地在情感领域一展身手，并不是时代没有为其提供更具体谈论身体的环境，而是他们羞于启齿。应该说，是刘恒的《伏羲伏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刘恒、张贤亮是那个时代践行人道主义比较彻底的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到了张惠雯的时代，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何丽、丽娜和红霞，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在她们的生存遇到了问题的时候，爱情当然也就失去了附丽。
在具体写作方面，我觉得三篇“美人书”的感人之处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张惠雯小说的讲述方式。“美人”无论在情感还是命运的悲惨结局，都可以写得惊心动魄、摄魂戳目。但张惠雯的处理就像邻家女孩讲述的日常生活，就像缓缓流淌未经污染的河水，波澜不惊，它淡然、清爽和干净，给人另一种自然静穆的阅读感受。尽管这静穆后面隐含着万丈红尘中的丽人泪。她在《南方的夜》中有一段场景描写——
城市里终夜不熄的灯火依然流光溢彩，但街道上已经安静而空荡，只有稀疏的车辆不时驶过。那些与夜空相接的高楼大厦，那种灯火通明的寂静，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灿烂而无声的梦境里。南方的秋风只有凉爽，没有寒意。她在风里踱来踱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鸟，她就像一只美丽、轻盈、不怎么安分的鸟。
这种场景本质上是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既可以认为是张惠雯的，也可以认为是红霞的。场景也幻化为人物的心境，使小说讲述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其次，是对人物性格变化的塑造，这是“美人书”极为突出的特点。我们讲小说写人物命运，什么是命运，命运就是变化，人物性格只有在变化中才能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无论何丽、丽娜还是红霞，她们性格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美人辞镜花辞树”那样由时间铸就的沧桑里，更体现在大时代世风、价值观和人物心理的变化中。何丽经过了李成光失败的恋情之后，她对孙向东、宋斌的追求，没有了第一次被李成光追求时的紧张和慌乱，但孙向东和宋斌或因事务或因城府拖延联系和见面时，何丽出现了隐约的不安甚至期待。这种心理变化不仅符合青年女子的心理，同时更符合人物性格的变化。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惠雯的“美人书”，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写作。在当下的环境中，一方面是提倡现实题材的创作，一方面这也是最具难度的创作。对当下世俗生活的呈现或批判，并不意味着作家要回到过去，过去是只可想象难再经历的，但过去并非一无是处，现代美学一直在彰显前现代的美，批判或揭示现代的问题。这种张力恰好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的问题。回不到过去并不意味着当下的全部合理性。因此，当张惠雯以“美人”的视角呈现“现代”问题的时候，不仅显示了她创造文学魅力的能力，同时也具有了温婉而尖锐的批判力量。这就是张惠雯“美人书”的价值所在。
2023年12月12日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