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记：和文字一起的时光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交集的时间实际上是很少的，与一生比，大多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与文字的交往就不一样，不管是什么时候写下和读过，如果再次遇上还是会勾起不同的感想——这也是我对阅读的一种认知。最近，地方上几个意趣相投的小说作者搞了一个同题小说，就是大家在一个相同题材下写各自不同的小说，有趣的是，所有的小说以匿名的方式进行，我在十多篇小说中，一眼就认出了丁真的小说。我不知道这与评论家们所说的小说的识别度有没有关系。然而，在相识的小说家之间，性情的调调还是会隐藏在文字之间的。
“王老师，帮我写个印象记，可否？”
“什么意思？”
“写一个关于丁真的印象记。”
“你不怕我丑化你？”
“不怕不怕，就怕皇帝的新装。”
这是我与丁真早几日在微信上，有关这篇文章的对话。从这几句对话中就可以识别出丁真的调调，还有性情和脾气。文字简短、直接，当碰到对方的调侃时，她会让对话顺势进入另外一层调侃。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写人，写各种各样的人，但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印象记一类的文字。我开始搜索自己对于丁真的印象。
应该是20世纪的某一天吧，我去参加当地政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文化局办公室一个姓郑的同志负责接待。她突然对我说，我们是同学。她说她当时在篮球队，而我在宣传队。我们读书的学校叫回浦中学，这个学校的篮球队一直很有名，后来夺得了全国联赛冠军，是男篮，而她当时应该在女篮。只是她不是与我叙述同学情的。她说，我的女儿喜欢写作，你能不能带带她？说完，她就对着不远处的一个女孩喊，丁真，你过来。我看到一个像中学生一样的女孩向着我们跑来。她母亲说，丁真，你不是喜欢写作吗，我为你找好老师了，这是王主席。我当时应该是全国最基层的一个文联主席。丁真看了我一眼，没有依照母亲的意思喊我王主席，而是轻轻地叫了一声：“王老师好。”依然像个中学生。我看着眼前的母女，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丁真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转身就跑走了。倒是她母亲反复对我说，你以后多带带这孩子。我后来知道丁真当时是在读书，学校放假，在文化局实习。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一次，有个女孩走进我的办公室，叫我王老师，并交给我几个稿子。当时我主持着当地的一份文学内刊。我想可能是投稿的。女孩走后，我看到稿子上的名字，才知道那个就是丁真。我记得一篇是散文，一篇是小说。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些稿子的，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许多年以后，丁真成为我们当地的青年文学之星，在她接受广播电视采访时，竟然说起了这段往事。她说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一直认为自己写得很好，所以信心满满，没想到王老师在读过后，竟然说自己从来就没有读过如此差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内心充满了内疚。但是，她在电视上又认真地说：“几天以后，我竟然在王老师编的刊物上读到了自己写的那篇散文。”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当时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的喜悦。
丁真后来工作了。我也已经记不起她的第一份工作，似乎与医疗卫生有关。她很久没有和我有联系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文学往往是因为无所事事。有了工作，世界为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你得好好工作，这远比做白日梦般的胡思乱想来得实际。但某一日，她又来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小说。她说，这应该像个小说了吧。我已经记住了丁真的样子，扎着马尾辫，还是像个学生。她盯着我，似乎是要让我立即读她的小说。小说看长短是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追忆似水年华》，虽然题目与普鲁斯特撞了车，但我相信她当时肯定没有读过那部巨著。那个小说读过后让我吃惊，当然，没有写得那么好，但确实像一个小说了。小说的第一句是：冬季。就两个字，然后是寒风和白雪，然后出现一个叫缨子的女人。我想她是不是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总之，不管她有没有读过，有没有模仿，这都让人喜悦。回忆自己当年的写作，床头放着《收获》，床下扔着《人民文学》，左边是《文学青年》，右边是《青年文学》，多么简单粗暴的模仿，而丁真，一动笔就有了对世界名著的阅读，对于年轻的写作者，真的是不可多得。况且，她的语言和句子完全是她个人的调调，简短，明快，直接，很少有川端康成的哀伤与虚无——这是她自己的。我将这个小说推荐给市里面的朋友——虽然也是内刊，但级别比我主编的刊物高。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个让我认为写得像小说的小说，竟刊载在杭州市的《西湖》杂志上。那年的丁真应该还不到二十岁吧。
说是写印象记，我呆了一下，我的叙述中有丁真的印象吗？我拼命地搜索记忆中的那个丁真。她似乎开始真正地写小说。那时她应该是换了工作。记不得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一个类似于党委办公室的地方，每天写公文，但她过不多久就会给我看一个小说，过不多久又会给我看一个小说，有时候，我的阅读几乎都跟不上她写作的速度。那些小说干净、整齐，我指的不只是数量，更是质量。几年以后，她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这个书名可以从某个角度概括丁真当时的那种生活态度和写作范围，然而，对于她来说，只是偶尔偏离。她是个有定力的孩子，你从她尚显稚嫩的脸上肯定看不出这样的定力，然而，你读她的文字，她对文中特定人物的塑造，对语言节奏的把控，一些别出心裁的细节都让人产生怀疑——是这个女孩写的吗？罗列一下她书中的小说题目：《炮制杀手》《像垃圾一样生活》《蹲在废墟上》《地狱的供词》……大家对她的小说一半是赞扬一半是疑惑。像我们这些年长的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她小说中的那个世界。然后，会想当然地批评她小说中的颓废冲动和冒失。她总是会虚心接受。在我们这个小城市，还是有几个出色的小说家的，丁真开始成为其中最年少的一个。她很少说话，但当大家说到某本书，说到书中的某个情节细节时，她会在另外一个场合突然冒出来。那本书她读过了，不只是读过了，她还与书中的人物认识了，与作者的文字交流过了。但她不是生吞活剥，她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重塑小说中的世界。我在读《地狱的供词》时，几乎认定这是一篇现代版的《玫瑰色街角的人》，但丁真在小说中完全取消了博尔赫斯当年街头打架斗殴杀人越货的原始场景，而是将小说架构在现代互联网的游戏之间。当然，如果单独写街头打架斗殴那是传统叙事，如果单独写互联网杀人游戏，那是当下叙事，丁真打通了这二者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让小说具备了现代作家想改变人类对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已有认知界限的野心。
有一次，丁真给我打电话，说是下午我们去维纳斯聚聚。“什么维纳斯？”“是一个茶餐厅，”她说，“就在江滨公园对面。”当时江滨公园刚刚建好，在此之前我们那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整个城市都被倒灌的海水淹没，为此修建了防洪堤，并在防洪堤边上建造了江滨公园。丁真说：“我在江滨公园那座纪念碑下面等你们。”我说：“纪念碑？”她说：“就是上面蹲着一头大水牛的纪念碑。不见不散。”那天下午丁真带我们去了那家叫维纳斯的茶餐厅，就在江滨公园对面的二楼。上去楼梯时还真的看到了维纳斯。是一个很大的大厅。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公园，看到大堤，看到外面江面上成片的桅杆。有音乐在整个大厅里面环绕，服务员托着盘子给我们送来了酒水点心菜肴的单子，在我们前面放上了刀叉、筷子，以及雪白的餐巾。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那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经常拿这事说丁真。丁真心平气和地对我们说：“我已经考虑得够全面了，没有将你们带入西餐厅，没有去酒吧，特地挑选了茶餐厅。你可以尝试西餐，学学如何使用刀叉，如果实在不行，也完全可以使用筷子。”我觉得丁真似乎是在对我们说，她可以接受传统，但你们是否也可以接近现代。
然而，有那么一阵子，丁真突然消失了。我们不仅看不到她的身影，也看不到她的文字。有人说她应该是江郎才尽。对于丁真的消失我一点也不奇怪，文学毕竟不同于养家糊口的工作，也算不上什么手艺，一路走来，身边有多少作者消失了。也不一定是江郎才尽，有人从政当官了，有人经商发财了。我不知道丁真的消失属于哪一类。有一天，我与市残疾人联合会策划了一个活动，让残疾人联合会精选十名优秀残疾人，我们文联组织十个作家来写他们的事迹，然后出一本书。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但难度也非常大。我将自己周围的作家挨个摸排，作家很多，但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文学一点。我自然想到了丁真。我给她打电话。我们有几年没联系了。想到她已经有时日没写小说了，我有点犹豫。但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她说：“我参加。”电话中的声音还是那么简短直接。而且她马上就跑到办公室来了。她挑选了十个残疾人中最难采访的一个聋哑人。她告诉我她结婚了，还有了孩子，孩子刚满周岁。“但我会按时完成任务的。”丁真的稿子写得又快又好。我记得题目是《指尖上跳跃着心灵之舞》。我很难想象她是如何与一个聋哑人交流的，她是如何去感受那个无声世界的。她难道看懂了哑语？我想起她刚满周岁的孩子，应该还不会说话，但她会读懂孩子的所有表情并将之付诸笔端。这虽然不是一个小说，但我知道她内心一直保持着对文字的热爱与敬畏。
我又读到了丁真的小说，只是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给我的书写个序吧。”我想，她不是已经出过书了，难道她又写了那么多小说。当拿到她的书稿以后，我感觉她大多的小说依然延续着上一本书的模式，但我还是写了个序《做一个另类的杀手》。我知道自己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总是不断地变换小说形式，至于内容，我似乎并不怎么看重内容。我希望她能够将小说中的杀人写得有意思一点，就像她在《地狱的供词》中那样。另类的杀手，实际上我指的是小说的形式。幸好丁真没有被我这种偏激的观念影响。在后来的《烈焰成池》那本书中，她完全蜕变了，那本书中我已经看不到那些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孩子，那些穿着另类、行为怪诞、想法荒唐的青年人，小说中的某些生活场景退场，而更多的生活场景涌现。我看到那个老人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那样在想象中驾船出海，当然，那不是海明威笔下的海，那是我们身边的海。丁真在海边的那个街道担任过副职，她是了解那个老人和那片海的。她的小说中有移动的岛屿，有搁浅的鲸鱼。我当然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刊登在当地的党报上，很多人跑去看抢救鲸鱼的场面。但我从来就没想到丁真会以这样的文字将生活中的一切移植到小说之中。
“王老师，陪我们去大陈岛吧。”不久前，丁真在微信里说。她说的“我们”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大陈岛是我们当地的著名风景区，她在文化体育旅游局分管文旅。这是她策划组织的“中国作家走进大陈岛”活动。她竟然将二者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乘上了去往大陈岛的轮船。作家们将这艘船称之为“法拉利”。在船上丁真突发奇想，要将这个活动搞成系列，将大陈岛打造成一艘不沉的文学之舟。她的想法总是很多。“王老师，明天早上在大隐书局举办二代作家之间的对话。”“王老师，晚上在大益茶室举行小说沙龙。”每隔一阵子，丁真总会在微信上给我发她组织的文学活动的通知。我想那个丁真已经不是当年的丁真了。“王老师，这次同题匿名小说请你来当评委。”有一次一大早她给我发微信。“周末还这么早。”我回她。“我在安徽。”她给我发了一张现场照片，照片上是小说选刊举办的“包公故里杯·优秀小说奖颁奖典礼”。我猜想她是获奖者，但依然调侃她：“你在合肥是给自己领奖还是给人颁奖？”“我很想给人颁奖。但没资格。就只能领个奖。”微信中还是当年的那种调调。
同题匿名小说结束后，丁真搞了个沙龙。我看到她身边坐了一个孩子。她向我介绍这个孩子。她说：“王老师，他喜欢写作。”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她的母亲叫丁真时的情景。那个孩子在边上轻轻地叫我王老师。我后来读了这个孩子的小说，比丁真当年好多了。这是丁真说的：“现在的孩子真是了不得。”她将自己排除在外，当然她已经长大了，那时，她只是偶尔偏离了一下生活坐标。中国文字真的是有磁场的。我似乎回到了那个叫维纳斯的茶餐厅，用筷子去夹小马德莱娜甜饼。“王老师，应该用叉子。”丁真将一小块小马德莱娜甜饼浸到椴花泡的茶中。这些场景与文字来自于《追忆逝水年华》。我知道那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然而，丁真在写下最初的那篇《追忆逝水年华》后，一定读过那部巨著，她将自己安放在那些文字之间。于她而言，文字就像是身边的花草树林，她想的是如何用文字让万物发出原始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