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文学有格
文学需要被阅读
文学是大众的事业，它越是能够赢得大量的读者，就越是能将文学的功用发挥、张扬。古往今来，有许多作家作品得到大范围的民众认可。“旗亭画壁”，可以说是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三位诗人的流行歌曲大联唱。白居易的诗歌，广为流传，“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与元九书》）宋元的话本，本来就是茶楼酒肆中说书人的创作，元曲之关马郑白王，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推进到紧密无间的地步。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在问世不久，就被编写进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地传播到国人心中。田汉和聂耳创作的电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四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许多年间成为无数青少年的励志读物，成为当代文坛发行量最高的长篇小说之一。
文学的大众化，是文学追求的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文学要追求自身的拓展与提升，也会在许多时候对它的读者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音乐的耳朵”：“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来说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接受者而言，简洁明快的音乐可能容易接受，朗朗上口，一听就喜欢，曲式繁复的赋格、回旋曲、交响乐，就需要若干的专业训练。“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读就能领会，没有什么拦路虎；屈原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可能就需要一定的辨析力——不仅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还要对中国诗歌的比兴手法有所了解，才能够读得懂。
这就是宋玉所说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辨析。“下里巴人”得到广大应和者的赞赏，这不是坏事；“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含蕴着更多的思索。文学艺术的创造，需要作者的才华与时代的玉成，文学艺术的欣赏，也不是不学而能、无师自通的。古今文人不乏知音难觅之叹。清代爱新觉罗·永忠在《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诗中叹惋：“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但《红楼梦》并非容易入门，更何谈登堂入室。毛泽东多次向他人推荐《红楼梦》，而且要求要多次阅读：“你要读一读《红楼梦》，这本书，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陈思：《这本书，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显然地，毛泽东充分地估量到作为普通读者与《红楼梦》这部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水准作品之间的接受差距之大。只有努力地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和欣赏人类文明创造的艺术瑰宝。列宁酷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明确地觉察到这位伟大作家与期待中的理想读者之间的差距，并且发出号召：“甚至在俄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种使千百万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列·尼·托尔斯泰》）为普及托尔斯泰而斗争，这是多么浪漫而迷人的召唤！
辩证看待文学的“传统”与“创新”
这就是本文标题的命意所在，书山有路，文学有格。文学阅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为了更好地阅读，我们不仅需要具备释文解字的能力，还需要在生活与阅读的双向提升中，培训自己的文学修养，拓展自己的心灵世界。在碎片化、影像化、短平快的文化传播日渐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导趋向之时，文学的阅读怎样才能不负初心，怎样去获取和体验文学的沁人心灵的情感浸润与精神熏陶，怎样才能从文学中汲取宝贵的人生智慧与审美情怀呢？
首先要知晓文学的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李白杜甫何其伟大，千人念诵万口相传，但文学需要不断创新，要传承经典，也要勇于创造“今典”，描写新的时代生活，勾勒当代人的精神风貌。1980年代，围绕文学创新问题，就曾经一再地引起有意味的激烈争论。比如当时的一些“朦胧诗”，其中一些新颖的表现方式，让人们惊呼“读不懂”，时过境迁之后，先锋化为平常，冒犯成为新经典。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初，当时是现代派文学当道，因此遭受一些批评家的冷遇，认为“写法太老套”，他们完全无视路遥为表现伟大变革时代的勃勃雄心与煌煌成就。
说起来，还是要珍视杜甫的遗产，要理解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杜甫以文学创新为己任，“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夸奖李白的诗风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也不唯新是趋，“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好作品主义”，不必问古问今。
文学阅读要结合作品的文体特征
阅读作家作品的另一条原则，是从作品的文体特征出发。诗歌的文体特征是情感与节奏，以内在情感的起伏决定诗歌的韵律节律。戏剧的文体特征是其剧场性，精心设计的台词一定要能够在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现。小说是由细节构成的，细节决定成败。
鲁迅小说的细节，是在反复和循环中展开：《故乡》中“我”和闰土、水生和宏儿是在时间中的轮回；《祝福》中祥林嫂在鲁镇的去而复还；《狂人日记》中妹妹的被吃和“我”的将要被吃。莫言小说的精彩细节，许多时候和乡村的劳动相关，打铁、割麦、放牛、酿酒、剪窗花等等，构成其独特的劳动美学。
若干年前，参加一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其选题是研究武汉女作家池莉的。我在答辩环节发问说，池莉的小说有两个出现频率很高的细节，你是否可以答得出呢？池莉的小说写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一地鸡毛，怎样加以表现呢？第一，池莉善于表现人们餐桌上的菜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猫子孝敬未来的老丈人的消暑小菜，《生活秀》中来双扬赖以起家的鸭脖子，皆可为证。第二，池莉善于描写女性的手，而且彼此之间的辨析度颇高。就说《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作品一开始，就是来双扬坐在餐饮一条街的吉庆街口，叉着精致光鲜的双手，格外醒目。一个做餐饮业的女性，照理说是每天要和油盐酱醋浓汤赤酱打交道，一双手油里来火里去，有什么工夫去做美甲镶水钻呢？来双扬由此先声夺人，身手不凡。接下来，这双手在作品中有更为精彩的表现：来双扬会戴上手套保护双手，然后去和嫂子小金在街头打架以捍卫大哥的婚姻……而餐饮菜肴和手部动作，恰恰是世俗生活可感可触活色生香的写照。
因此，要做一个合格的读者，确实是需要训练自己的“音乐的耳朵”，才能够登堂入室，提高欣赏能力。那种东看一眼西看两行的“快读”或者“耳食”，或者根本没有接触作品就被各种有意图的炒作激发出来的情感冲动，都不能看作是成熟的阅读行为。
正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文学的政治敏感以及脱敏祛魅。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追随中国的百余年现代化进程，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救亡，从全国解放到土地变革，从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大潮，再到当下的“新山乡巨变”，文学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手，作家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都会受到政治性的影响。而且，许多作家都具有另一重“社会—政治身份”，即爱国者和革命者，他们对时代政治的参与感，强烈地表现在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学创作中。从“鲁郭茅巴老曹”，到周立波、赵树理、路遥等等，概莫能外。这就是文学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
但是，越过必要的边界，忘记文学的本性，将文学推向极端的政治化，将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纷纷贴上政治标签，往往会造成对作品的误读。
辩证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分析作家作品，需要我们同时掌握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尺度。巴尔扎克是一个“贵族迷”，许多年间都在为获得一个贵族头衔煞费苦心，为贵族阶层的没落大唱挽歌，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巴尔扎克忠实地表现了法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风貌，提供了包括许多经济学细节在内的时代百科全书，而且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歌颂为争取共和体制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列宁却高度地评价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充分地表现出俄国农民革命的全部优点和缺点，为正在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列宁不仅具有政治家的立场，同时还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为托尔斯泰的文学意义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出确切的定位：“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多么伟大的襟怀。
在当下的语境下，我们要把文学当作文学，尽量避免将文学进行简单的政治解读。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眼光。1980年代初期，现代派文艺曾被视为洪水猛兽。时至今日，这都成为笑谈。很多事情，把眼光拉长，我们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深刻。这也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尽量成为一个包容的读者，以建设性的态度地去看待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促进文学的真正繁荣。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