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志》：草木有本心，山水蕴精魂
作家老藤的长篇小说具有鲜明的辨识度，题材上，呼应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用文学的方式描绘“实然”与“应然”的现实场景；内容上，深植于东北地域自然生态与人文精神的厚土之中，在乡村与城市、文化与伦理、地方经验与现代视野的多重观照中透视近代东北百年来的发展与变迁；风格上，倾慕典雅、蕴藉、中正、平和的美学旨趣，传统文化的质素或以意象、或以趣味、或以言辞的形式，草蛇灰线般内生于文本之中，形成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的和谐之美。这些元素经由《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爱》《北障》《铜行里》的叙事组合，构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东北风土长卷。而新作《草木志》是作家老藤在这幅长卷上绘制的葳蕤青山、潺潺江水和形态各异的草木，为北中国苍茫辽阔的底色增添了盎然生机。将《草木志》置于老藤的长篇小说序列中即可发现，小说一方面延续了既往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元素，又在形式技巧上借鉴古典文学的传统，描绘了一幅充满自然生机与人文诗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动人图景。
《草木志》描写了在乡村振兴的政治背景下，东北边陲乡村墟里在驻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带领下，克服诸多阻碍和困难，化解村民矛盾，改善生态环境，引入外部资金，发展特色经济，走上恢复生态、文旅融合、脱贫奔小康之路的故事。乡村之于中国，不仅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更在于其中寄寓着深远的政治理想和精神乌托邦。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承担了在“山乡巨变”中解释中国、理解中国的使命，而新时代乡土小说的难题，也是乡村社会遭遇的难题，即在现代化、城市化的福利与病症一目了然的背景下，如何重建乡村的自主性。《草木志》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沿着驻村书记“我”和村主任哨花吹的所见、所知、所行，分头展开小说叙事，两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折射出作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何以乡村”“如何巨变”的深度思考。
村主任哨花吹是土生土长的墟里农民，能说会道，熟悉乡村生活的内里，深谙乡土伦理政治。哨花吹担任村主任后，在墟里经济发展上似乎没有什么作为，工作都是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沟沟坎坎的矛盾，但这一部分在小说中占据的篇幅并不比驻村书记的部分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哨花吹处理村里问题的方式，不是法制化的现代管理方式，而是沿袭传统的礼制。哨花吹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表明，传统乡土文化今天依然存在于乡村生活中，并具有统摄力量。哨花吹类似于传统文化中“乡贤”式的人物，既能在盘根错节的纠纷、争端、恩怨中，条分缕析地拎出关键所在，又能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维系乡土社会稳定有序的运转。但小说并非意图强化特定身份群体的重要性，而是借村主任“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特殊身份和贴近土地的近距离视角，剖析乡村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哨花吹提前化解了制约墟里发展的宗族矛盾，驻村书记“我”的文旅开发计划才得以推进实施。
如果说村主任是内生于乡村社会的“内视角”，那么驻村书记“我”则是一种与土地、与乡村拉开距离的“外视角”。“我”从省城来到墟里，不同于哨花吹与墟里融为一体的属性和立场，“我”把乡村视为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政治结构乃至全球化格局中的一环，思考乡土社会的命运。“我”带给墟里的是发展经济的方案，是重建乡村生态的观念，是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外视角的加入，既在叙事层面上与内视角构成对话、补充，又在思想层面上开阔、丰富了作品的维度空间，从而架构起文本“有意味”的叙事形式。小说结尾，墟里的文旅开发项目落地成功，吸引了更多城市的人走进乡村，走进自然，不仅打通了城乡的边界，也打开了交流的通道，实现了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生态文明与科技文明的联动发展的“山乡巨变”。
《草木志》在探索新时代东北乡村的发展走向与变革出路的同时，也在长篇小说文体形式上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小说借鉴古典文学比兴的技法，以植物作为比兴的载体，章节篇目以植物命名，每种植物的生物属性，对应着一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小说中驳杂、多样、共生的植物，既是对北方丰茂葳蕤的自然生态的写实，又在对植物的写实中，喻示了性情各异的人与斑斓多姿的生活，在虚实交错中恢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打开了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多重面向与叙事维度。
（作者系东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