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退的乡土与城市的“光晕”——评王玉珏《泱泱》
一、城乡夹缝中的旅者
《泱泱》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山东乡村、县城与首都北京，城乡之间由高铁、高速公路连接，作者抒写了三个带有自然人性弱点的青年奋斗者离开共同的乡土窦家村、摒弃其自然指向的生活方式，在泥沙俱下的陌生城市中谋求身份、寻觅位置的经历，他们在过程中遍尝欲望与失去的甘苦，而其运命也在因缘际会间几度突转，最终归宿未定。中心人物的设置不乏典型性，得益于大量生动一手经验的积累，作者分别勾勒出农村留守者、都市草根漂泊者与体制内工作者等不同面影。但他们的面孔绝非刻板，文字传递的更多是小人物可信的心理画像与细节汇聚的动人生活真实。
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迁在窦明翰、陈东城的心中留下刻痕，他们的价值排序无需再衡量乡村到城市这一单向度流动的合理性，而只是沿着这一路径谋划行动，挥别故土，奔赴未知。人物辗转于城乡之间，兼具乡土的背弃者与城市的外来者双重身份，在过程中体验双重的异质性，遭遇城市摧枯拉朽的离心力和无处不在的隐形壁垒，缺乏可参照的前代经验、融入的代价难以支付；与此同时，其与故乡的隔膜逐渐加深，随着水利工程改道带来的乡土消失，精神还乡的通路也已永久关闭、无法回返。人物的经验相比前代更为非典型，城乡之间的切换更为频繁，不适宜再用城乡之分结构其形象，然而其行为动机又与空间的等级秩序密切勾连，需要以此作为关照的视角。
这类新变可以纳入到脱域写作的范畴中进行体察，脱域在语境中形容的是社会关系‘摆脱’本土情境以及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轨迹中‘再形成’的过程。（伍倩：《脱域写作与新时期以来城乡题材小说的新变》）“脱域”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他将其描述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适用于探讨不再线性存在的时间和加速流动的空间的转换组合，对言说现代性的性质与讨论社会变迁都颇为合宜。而“脱域”这一概念也被广泛借用，亦可以被迁移到对我国新时期以来作品的探讨中去。
改革开放以降，加速变动的时代与结构性的社会变迁促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城市作为这类生产方式的象征，成为其摇篮与试炼场，而乡村则以更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所拥有的劳动力等资源被城市吸纳和整合，也逐渐在这一进程中依附城市，处于传导链条的末端。
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涉及农村和城市题材的文学书写不再截然分立，能够单独用城市文学或乡村文学的范畴来概括。作品的主人公在空间上流动于城乡之间，作品或表现其流动过程，或分别讲述其“在地”经验；在身份上多出身乡土，但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接触新的身份可能性，陷入谋求身份认同相关的难题；在心理上，多对城市抱有一厢情愿的想象，但也在流动过程中经历精神缺失与创伤性体验。
二、乡土到城市：单向度位移与精神无依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启示了空间的生成，他指出空间的社会性，“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空间为社会关系所支持，与之紧密交织。而社会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亦是不断生成的社会历史本身，推动新的空间的生产。与脱域相关的写作旨在表现人物在空间之间的流动与迁移，多层次的社会化进程造就了发展速度并不均等的多重空间，也创造出以相同模式复制、一一对照的空间等级秩序。不同的空间之间并非平行并置，而是形成以最发达的城市为中心的等级格局：乡土与县城对照，县城与省城对照，而省城又会看向首都，它们将己身的对应物视为理想的蓝本，而其不断对标并反顾自身的行为也建构起向上依附、节节爬升的阶梯。当空间的等级被确立后，由乡土到城市的单向度位移便变得容易预计，脱域的人物将会循着乡土、城镇、城市、中心城市的路径不断流动，虽然可能在过程中穿梭于地点之间，但将以一种不可逆的孤绝姿态最终汇入城市。
这一单向度流动具有与前不同的新表征，空间之间的随意穿梭的限制被尽可能地打破，进入城镇不再是踏入城市的前置条件，乡土中人能通过多种方式直接与首都连接。与此同时，空间的稳定性也不再生效，空间对于流动的允许和其能够用于分配的有限资源之间产生矛盾，也使其引入了更多的区分和鉴别方式。这样而言，城市并未变得更为开放，而是让排他性变得更为迂回和隐蔽。因此，进入空间除了“进入”这一行为本身以外，不再代表更多的意义，其身份合法性的证明前所未有地难以取得，人物的困局也愈发难解。只需一趟高铁，陈东城就能够带着妻子来到北京，但他让儿子在北京出生、成为“陈香山”的愿望却又是那样的难以实现。城市边缘群租的老旧职工宿舍也不愿意容纳一个外乡的孕妇，他们不得不在范红月怀孕八个多月被驱逐回村。是以陈东城无法通过在城市中确认自己的归属，正如城市并不愿意轻易发放稳定的工作、易得的住房，遑论户口与未来。陈东城所能做的，只是在能够身处城市空间的时间里，罗织自己和儿子与城市的缘分，自欺般地将城市想象为施与他温情的人化对象。当然，这种温情是否实际存在见仁见智，当陈东城与妻子离婚并放弃抚养权后，之前还在北京上小学的儿子怯怯地问他：“我还能再来北京吗？”他的无忌童言中隐含着陈东城自己也必定存有的困惑：在短暂的归属关系中止之后，我还会有任何被城市接纳的可能吗？
而不同空间之间的发展速度并不均等，相较飞速变迁的城市，乡土社会更为稳固。当脱域的人物穿越各个空间时，将会感受流速切换带来的眩晕，其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和衡量也将趋于混乱。在弗洛姆的理论中，现代化进程中自由的取得将带来孤独，也意味着统一感的失去，因而社会空间的快速流动会导致认同危机。就“像一个陌生人被抛入一个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泛滥的自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
窦明翰、陈东城和窦明亮的孤独和无归属感在他们的城市社交中充分体现。从表象关照，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出身乡土作为情感关系的判据，只与村庄或县城的“老乡”们发展友情，而与城市中人进行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算计精明如窦明翰，他来到北京之后选择的情感落脚点仍是陈东城的家，经常像走亲戚一样去串门。除陈东城夫妇之外，其余男男女女都与他从未谋面，将他们聚集在餐桌上的只有共同的乡土身份，而窦明翰天然熟悉这样的交往方式，也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混杂尴尬与莫名其妙的慰藉。然而，他努力的虚幻性却很快被揭开，事实上，出身的相似并不能置换成情感上的贴近，窦明翰已经获得了“窦秘书”的新身份，他鱼翅和茅台的表示反而强调了老乡之间的差异，他慢慢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外人”。而他早自在济南工作时就已觉察乡土出身所带来的融入障碍，他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体现在他眼中的“省二院”与姜枢眉随口提到的“二院”之间，对窦秘书官帽罗衣的认可也远不等于对窦家村窦明翰的接纳。或许正因如此，他很少再主动尝试，作品也未曾描写窦明翰在城市中的交友，他与城市中人的交往模式可以从他和领导儿子庞哥的相处中窥得，服从秩序与利益诉求构成了他们的大部分关系，在无数对饮的深夜饭局后，窦明翰得到的是庞哥语带轻蔑的提点，能做的也只是“确凿”“干脆”地表明忠心。
不同空间之间的规则泾渭分明，尽管脱域的人物们都下意识地延续此前在乡土社会中习得的情感交往模式，用类似的热情维系人情往来。他们也势必会发现这与城市的土壤相互排斥，维系情感交往的纽带实际上是乡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非乡里乡亲的身份，在空间转换后，只能降格为对原先形式的摹仿。而缺乏内容物的摹仿也让其不再具备昔日的凝聚力，同为老乡的窦明翰与鞠小棉短暂相伴的真情，在窦明翰留在北京的愿望面前成为了可交易的筹码，它们在城市通行规则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回避或难以在城市中建立新的情感联系成为脱域人物难以融入城市的一重注脚。
三、另一重“现实”：欲望符号消费与个体情感复归
从作品浩浩汤汤、江水泱泱的书名中可以见出，作者力图展现社会变迁裹挟下的小镇青年群像，对时代之关注溢于言表。但他并没有采用更为简单易行的全景式鸟瞰或画卷式谱写，没有从大处入手、整体概括现象，而是将之精确到对个体的关怀。在故事中，读者通过人物的感官去看、去听和感知，时代的厚重悲欢经过日常生活逻辑的几重过滤才影响到人物的选择，人物际遇的起伏也由具体可信的因由牵动，浑然自洽。作者的笔触老练、情节设置精当，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并不影响叙事节奏的进行，却能提供让读者共情的有效细节，使其随人物体验生活共通性的创痛、得到情感的涤荡。
作者的写作归属于现实主义的整体范畴，他平视现实、与之素面相对，追求还原生活的原生形态，熟悉的地名和生动的对话俯拾即是。但他也与作品中的人与事保持一定距离，不惮直接暴露理想主义隐遁后人物行动的卑琐阴暗，使其自食贪欲的苦果，但又在情感态度上并无强烈的好恶针砭，而是予以自然的陈列和生存维度上的宽容。当然，作者也拥有更为宏阔的表达意图，他重视表现心理真实，试图呈现精神失落的主人公的逐求与其后现代的生存状态。作者广泛吸纳现代主义写作元素和技法，让多条时间线交错并置、按照回忆的机制结构叙述顺序、使用多种象征标志作为串联空间的媒介。
在对窦明翰、陈东城与窦明亮行动动机的处理上，作者较为彻底地省略了对其前置背景的说明，窦明翰出人头地的野心并不源于儿时梦想，陈东城对北京的执念也显得缺乏因由。作者将主人公们与曾经怀抱理想走出农村的“高加林”“孙少平”们截然区别，他们的观念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高尚追求，而其欲望则被默认具有不言自明的价值。庞大的城市意志催生出京官、北京户口等可供消费的符号，编织其与社会地位和心理优越感之间僵硬的对应链条，也人为制造出了消费的欲望。
窦明翰与陈东城们习得这些消费符号的含义，也接手了其中承载的欲望，他们被鼓励通过消费与城市建立联系，也逐渐将融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对符号的消费和占有之上。窦明翰心心念念争取留京指标，乐于用窦秘书的头衔置换他自己的姓名。而陈东城将有尊严的“好日子”转化为田老板房子二十七楼的夜色，甚至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用钱换算成都市的厕所：“四点四六平方米，二十分之一个北京，以后就永远是他的了”，也极端地希望通过在这里结束生命，而“照样在这里住下去”。事实上，被盲动的欲望驱使的他们，也变得近于符号化，他们的生命厚度被自愿压缩，失去了健全人的正常生活。窦明翰和陈东城在出场之际就坦白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将向上爬升作为行动最强烈的动机，并把生活的其他都作为达成交易的潜在筹码。窦明翰的婚姻即是他计算的成果，他用隐忍攀上了副院长和主任的独生女，陈东城更是在有家庭的情况下，争着为单身女老板的儿子当“爸爸”。窦明翰和陈东城过于强烈的野心也让他们一度逾越了道德和良知的界限，窦明翰在领导的授意下“吃空饷”、挪用公款，陈东城则为了北京的生活狠心抛弃了弱势的妻子与亲生儿子。
作者对人物细致微妙的刻画还不止于此，那些自诩薄情的主人公，其实有着丰富的性格侧面和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性。这些正成为其痛苦的来源，他们也时时经受着“脱域”导致的精神挣扎。作者将笔触落到一个个瞬间的节点之上，表现其一念之间的挣扎与抉择，聚焦在人物心灵的风暴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譬如作品中唯一偏向正面的主人公窦明亮，反而在抉择中表现出比其他二人更为极端的恶意，他在交通灯变绿后向右拐弯，用绕路拖延时间，师傅如影随形的殷切注视已经成为他头顶的阴霾，虽然他没有断送老人的性命，但也使他落得偏瘫的后果。作者也长于表现隐秘而微的人类情感，他不回避探讨缠绕难解、无法区分对错的亲情与爱情关系。每位主人公的主要情感关系都被他包含在作品中，让读者得见薄情人动情的时刻，其中窦明翰眼高于顶的妻子与他拿不上台面母亲的对谈算是出人意料的编排，女性之间达成的共识与相互支持令人动容。
在逐渐深入发展的情感关系中，窦明翰和陈东城看似稳固统一的价值系统出现了崩坏，他们做出了明显吃亏的算计，也展露出之前的自己理当鄙夷的软弱。六十万拆迁款的一半本是陈东城在田老板面前自尊的遮羞布，也是他购买二十分之一个北京的身份凭据。但在他告别妻子范红月时，在某种仪式感的作用下，他把卡递给了她，似乎只换得了自己的心安。而陈东城搭上田老板的关系本是希望换取在北京的体面生活，然而都市幻觉性的声色体验和三口之家的温暖错觉让他逐渐陷入温柔之乡，也对她产生了爱一般的强烈感情。与她告别时，陈东城不计代价地想要等待她回来，也为此荒废了他苦心经营的事业，甚至自杀未遂。这可以理解对陈东城抛妻弃子后人财两空的讽刺，然而此时盘桓在他脑中的不是算盘落空的受挫，而是满腔情感失去支点带来的空虚与孤单。他曾贪恋城市给他的温情，失去传递温情的具体对象则让他信仰破灭，重新与城市的残酷赤裸相见。作者在情感的维度对已然扭曲人物的面目有所还原，这或许是他将情感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因而可以作为表现人物的根本要素；亦可以看作脱域的人物徘徊于空间规则与素朴人性的两端，他们在理智驱动行事之余，所难免流露出的挣扎与留恋。
四、没有“答案”：悬置的结局和作为进行时的“脱域”
故事结尾，作者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基调，用忠实的呈现代替了评价。主人公们在独属于个人的时间里，做着未必适合写入作品结局的事情，被下放基层的窦明翰本要度过一个无需奔忙的寂寞除夕夜，而即将与他走到婚姻尽头的妻子却意外出现在了县城的火车站；失去一切的陈东城计划好了后事，摆脱了一切牵绊，但其自杀的计划却被找回家的宠物狗打断；终于交上好运、将糖厂做出规模的窦明亮被夏主任喊来北京说事，他买好了前去的高铁票，可是还不知道迎接他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被作者突兀地中止在仍流动着故事性的时刻，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但其预示的未来仍然混沌。作者似乎有意回避给出最终的答案，脱域的人物或偏执或悲情的逐求是否获得成功、得到审判还未可知，或者说在故事时间里永不可知。而时间线的错置也增强了这种结局的悬置，作品最后处在窦明亮的时间线中，他的此时此刻实际上是其他二人的过去：三个人又短暂地同时回归了乡土，窦明翰被取消职务后谎称在休假，陈东城要去民政局与范红月办离婚，可谓是另外两人的至暗时刻。但这也正是窦明亮的现在，亦是他们拥有未来后能够翻页的过去，因此在事情尚未发生之际，永远包蕴着最丰厚的可能性，未来也在这一意义上恒久可期。
而作者的态度也耐人寻味，作品中主人公与城市的碰撞往往惨烈，他们的血泪被吞没在城市的阴影中，然而主人公们却无一抱有回返的念头，即便暂时落脚乡土也是为了完成未尽的事项。但乡土与他们的告别堪称温情，作者笔下的乡土宽厚温情，用自己的消逝化为了陈东城们的最后一份“馈赠”，无声消逝的窦家村压缩成一个人六十万的拆迁款，是陈东城能真切地攥在手上、在冰冷城市中立足的积累。难怪陈东城“心里涌动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说不清道不明的，说不上激动，更谈不上伤感，就是有点奇怪，这块土地，他从来没在上面耕耘过一天，却一次性给了他这么一大笔丰厚的馈赠。感觉像欠了谁的什么一样，却又不知道欠了谁的欠了什么。”陈东城无处追寻自己的亏欠，而这一悬念中或许也深藏了作者的“原乡”情结，村民与村庄轻描淡写的告别令人伤情，拥有不逊于悲悼的深沉情感力量。作者眼见现实的面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已然无可阻拦，人物断绝返乡念想的行为也昭示了“脱域”现象具有的普遍性。然而在人物甚至是作者的精神底色中，角色转变后的乡土仍然愿意给予沉默的关怀与慰藉，为其抹平阶段性之阵痛与漫长断裂的创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