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伤逝与存在的困境——丁真小说论
丁真的小说带有先锋小说的余绪，作为“80后”的小说家和曾经的文艺女青年，在丁真的青春成长期，先锋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热度尚未消歇，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苏童、残雪等人的作品依然风靡并作为文学青年的时尚谈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虽然先锋文学独领风骚的日子被接下来的文学浪潮所取代，但其叙事策略和观念认知则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创作理念，并构成了 “80后”作家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结构，成为无法绕过或告别的精神遗产与写作指南。
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性的诡谲莫辨让“80后”的丁真重新发现了先锋小说的玄妙法门。在自由洒脱与特立独行的文本实验背后，先锋小说以其独有的清醒和睿智揭示现实的荒诞滞涩，在痛楚迷惘中以文学的形式追问存在的真相。当丁真决定拿起笔抒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时，她近乎本能地将先锋文学的写作法则奉为圭臬。打开她的小说集，从作品的题目到内容形式俯拾皆是“有意味”的，《地狱的供词》《编号952333》《蹲在废墟上》《冉冉的梦境生活》《TA的床》《Elf》《一毫升》《山里的墙》等作品的命名透射出新奇、陌生与非理性的特质。在这些作品中，丁真执着于对梦境、潜意识、畸变心理、疼痛、自残等行为的精细描写。在《冉冉的梦境生活》中，冉冉梦到什么，现实中便会发生什么，现实与梦境混杂交融，难分彼此。冉冉在梦中梦到自己的朋友会在婚礼前遭遇车祸身亡，但她并不认为这个荒诞的梦会在现实生活中落地生根。谁知新娘子在婚礼前夜因太兴奋而睡不着，与朋友去酒吧喝酒，在酒后回家时被撞身亡。梦的应验让冉冉不再无视这种特殊的警示，当她梦到朋友绵羊会遭遇电梯事故而失去性命时，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冉冉将这一噩梦告知了绵羊，遗憾的是，绵羊并未因此躲过灾祸，无论她如何规避，依然在巨大的惊恐中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大厦的电梯中。此后，冉冉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的女人，仿佛灾祸的发生是冉冉一手造成的。即便如此，冉冉的梦还在继续，她反复梦到暗恋她的文明会和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在一起，不出意料的是，“再见到文明的时候，他真的和一个穿着很红很红衣服的头发直直长长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的女人走在一起了。”然而，与梦境有出入的是，文明当初离开这座城市时并不是和红衣女人一起离开的，他是在回来苦寻冉冉大半年无果后才与红衣女人在一起的。阴差阳错中，注定了文明与冉冉的错过。《鲸鱼与岛》写了一个具有明显臆想性质的精神事件，小说中的“他”是个孤独而落伍的老年男子，在家中，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与他过多地互动和交流，她们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和喜好：“老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年代感极强的电视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唏嘘着似曾相识的过往经历，遇到饭点，就拆几包零食充饥。女儿在房间里，不开灯，看着手机里那些流量明星上蹿下跳地在综艺节目里跑来跑去。”可见，在家庭生活中，他是不被重视和需要的多余人；而在社会中，他时时处处感受到融入的困难，他以局外人的默然和疏离无声无息地活着，他不会点咖啡，也无法理解咖啡店小伙子寄希望于中奖既而躺平的生活方式，他当然也不理解自己的女儿。在时代的隆隆车轮下，他所熟悉和认同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规则被飞速地甩出历史的轨道，与此同时，传统伦理中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认知的茫然和自我建构的艰难。小说中，这个寂寞的老人在幻觉中骑着一头颜色不讨喜的鲸鱼驶往梦想中的岛屿，他在岛上巡视，并沉浸在完全拥有一个岛屿的欢乐中，然后他听到了鲸鱼的低鸣，在鲸鱼声音的指引下，他来到海滩，为了温暖鲸鱼，他耗费全身的力气终于给鲸鱼盖上了毛毯。小说的结尾，老人死在了堤坝上，等到管理员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心里“紧紧攥着毛毯的一角，一条深褐色、很脏的毛毯一角”。老人眼中的鲸鱼，他的骑鲸畅游和给鲸鱼盖上毛毯的举动似乎不过是他的臆想，事实也许是，在巨大的孤寂中，老人患上了精神疾病，并最终死于这种臆想。这篇小说带有神秘主义和奇幻的色彩，现实的边界被打破，小说的想象空间则无限增大与拓展。
如果说《鲸鱼与岛》对老人的精神疾患停留在暗示的层面，那么在《三德刀》这篇小说中，丁真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直截了当地坦诚自己是强迫症患者的事实——“我不否认我有强迫症，我喜欢有序、对称地去生活。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强迫症，无非有些人隐性，有些人轻微，有些人严重而已。强迫症现象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每天出门去，走到家楼下总感觉楼上房门没锁，紧接着返回家察看，发现房门已锁，遂放心，再次出门去——这，也是强迫症现象的一种。也正因为强迫症是如此普遍，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怪胎。” 异化与焦虑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症，丁真的小说中有诸多疾病叙事和非理性的场景，这种精神疾病与“变形”的书写折射着现代人的某种生活实景，在隔膜和不安的情感结构下，荒诞成了现实，误解造成悲剧，人与人的相亲相爱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作者以略带魔幻的笔法表达对噩梦、病态和不安心绪的感知，在对精神现实的深入挖掘和持续关注中彰显对生死之谜与混沌人生的哲学参悟。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丁真的小说在行文中有大量的留白，思维与语言跳跃性明显，结尾往往是开放的、充满悬念的。海明威曾提出著名的冰山理论，他认为作家只负责描写水面上的冰山，至于潜隐于水面下巨大的冰山主体，则需要读者发挥艺术的想象力去加以完成。无论丁真是否认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她在创作实践中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念。例如，《TA的床》这篇小说讲述了“她”与“他”从相爱相亲到逐渐离心离德的情感之殇。严格地说，在他们的感情生活中，“她”没有改变，自始至终都深爱着“他”，变化的是“他”，“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腻烦：“时间久了，再好的东西，也会腻的。”这个对话进一步烛照了欲望本性与爱情信仰的激烈对撞。喜新厌旧的本性让“他”不再专情，他们的感情失去了纯粹和激情，陷入一地鸡毛式的纷争与吵闹，这让“她”异常痛苦和无助。小说的结尾，“她”和“他”又一次玩起了热恋时的“纸巾游戏”，所谓“纸巾游戏” 即是把沾湿的纸巾平铺在恋人的脸上，像女人做面膜一样。然而这一次，酒醉的“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她”的厌弃及对婚外情人的难以舍弃。“她”在痛苦与愤恨中，“伸手去抽第四张纸巾，在抽的时候，她的手轻微地颤抖了一下。然而，也仅仅只是颤抖了这一小下，轻微到无法察觉。也许，在第四张纸巾之后，他就会安静，听话地、永远属于她，不和她吵，不和她闹，不顶嘴、不反驳，不惹她生气了，也许，他还需要第五，第六，第七张……” “他”遭受着类似于“加官晋爵”的古代刑罚，这种刑罚看似温柔实则残酷，因为它会拉长死亡的时长，让受刑的人一点一点地窒息，最终，受刑人将在巨大的恐惧和漫长的挣扎中无望死去。看起来，“他”的性命危在旦夕。但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他”虽然醉了，但并不是完全丧失了意识，“他”还能与“她”交流，如果“他”不是一心求死的话，“他”完全可以揭掉脸上的纸巾，避免窒息而亡的结局。但是，当读者急于知晓答案时，作者却故意宕开一笔，转而交代“她”为了给“他”制造惊喜，乘坐航班到陌生的城市去看“他”的相会前史。该小说在悬置人物结局的同时也打乱了事件的时间顺序，让阅读不是那么顺畅地进行，而是需要停下来甚或重复阅读才能发现作者埋藏的“草蛇灰线”，进而体察到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机心。在《像垃圾一样生存下来》的小说中，丁真没有交代金玲为什么从父母疼爱的乖乖女突变为叛逆的问题少女。金玲的突变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的“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差点和一个男生去私奔”，此后，金玲的私生活开始混乱，她的身体也因此遭受妇科疾病的困扰，饶是如此，她依然不肯悔改，并不断地祈求哥哥金生给她汇钱，犹如蚂蟥般吸附在哥哥身上。可以肯定的是，金玲性情的巨变和行为的反差背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丁真显然不打算揭示这一秘密，而是故意留白和省略，从而引发读者对作品进行想象性的补充，并赋予作品现代或后现代的气质禀赋。在流动化的时代，确定性问题被悬置了，而不确定性则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除此之外，丁真的小说也较为偏爱在结尾时情节发生巨大的反转，比如《炮制杀手》《整墙面书架》《编号952333》《麦当劳的新地》《带我去看海》《航海者》等小说都具有类似欧·亨利式的结尾，人物命运的陡然逆转或意想不到的结局令读者印象深刻并带来情绪上的起伏，进而体会到文学作品带来的智性之美。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庞大的茫然，丁真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如耳鸣、自残、恶心、暴饮暴食、失眠、强迫症、自闭、狂躁、抑郁、谵妄等。这些疾病是人类不良的心理状态的隐喻，同时也表明了人物在社会现实中所遭遇的伤害和无法纾解的创伤，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也是时代病患者。比如《冉冉的梦境生活》里，冉冉患有头痛病和失眠症，小艾则因失恋而发疯；《到这里转个弯》中的熙澈是个极端自恋的自大狂，他到处施展魅力，希望无论男女都会爱上他；《岛》中的“我”是标准的宅女并患有社交恐惧症，日常生活中，她将自我与社会、人群隔离开来，“渐渐变成了一座岛，一座有着淡淡倦怠，还有些迷恋阴郁的岛。”《平行线》中的“我”发胖、失眠、暴饮暴食和耳鸣，主编的严苛和即将失业的恐惧让“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然而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痛苦，除了默默承受，“我”别无选择。丁真对都市男女的异化境地洞烛幽微，经由疾病，作家引领着读者深入到人性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在体察个体迷惘创伤的基础上，发出与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呢喃。
史铁生认为小说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作家主体与外界的交往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形式。”形式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问题，在深层的意义上，文学形式是作家世界观与人性观的外显。在文本形式上，丁真也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将“写什么”与“怎么写”艺术地缝合在一起。《麦当劳的新地》分别从小白、许仙、小青三位人物的独白展开叙事，围绕购买麦当劳的新地冰激凌这一微小事件，通过不相融合的声音和互为补充的诉说，将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出来，这篇小说也因之具有复调小说的意味。《买故事的人》则是一个看与被看、故事中套着故事的复杂文本。小说中的陶明灿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中长大，他孤僻、忧郁、暴躁并惧怕父亲，与此同时，他与母亲、妻子、孩子、邻居的关系也疏远和敌对，“他和家人不对头，和其他人也不对头”。父亲因糖尿病瘫痪在床后，陶明灿并未消除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他和母亲一样，内心期盼着父亲的死去并获得心灵的解脱。然而，可悲的是，尽管厌恶父亲，他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用暴力的方式毒打自己的母亲，母亲被他“打断了两根肋骨”，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宣称陶明灿的“身体里各部位都开始烂了。医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没办法治了”。《买故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余华的《现实一种》具有相似性，具有血缘亲情的家人没有爱与体恤，只有至死方休的仇恨与暴力，而且这种仇恨与暴力往往会被移植或繁殖，成为代代相传的恐怖梦魇。与之不同的是，丁真的《买故事的人》没有如余华一样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讲述这个故事的，是陶明灿邻居家的侄儿，这个男孩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能够知晓陶家的一切，他只保证他所讲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而购买这个故事的人，则是陶明灿的姐姐——那个因忍受不了父亲伤害而逃出家庭多年的不幸者。故事的最后，她怀着巨大的悲伤和负罪感回到了家中，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似乎，姐姐的到来带来了关爱，而这个家庭的暴力遗传也会终止。又或者，这一切不过是读者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残破的家庭在未来的日子里会遭遇什么。《地狱的供词》采用的是亡灵叙事，叙事者兔子生前是中文系的大学生，然而当他加入以梦想为帮主的游戏帮派后，便将学业抛之脑后，终日沉迷于暴力的网络游戏中。为了赢得游戏装备、怪兽和金钱，他们与另外两个网瘾少年因虚拟游戏发生了冲突，兔子本打算息事宁人，然而梦想在莫菲的鼓动下与两个少年发生了肢体打斗，过去拉架的兔子被刺身亡。懵懂中的兔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他沉浸在英雄的自豪中，前女友莫菲的哭泣和泪水让他更加得意。从医院醒来后，兔子去川菜馆寻找昔日的好友们，然而他们都不理睬他，直到在电视上看到网吧血案的新闻，他才知晓自己已经死亡并成为亡魂的事实。兔子是一个饶舌而虚荣的人物，类似于王朔笔下的“痞子少年”，他匆匆走完了尘世的岁月，就像一块在烈日下暴晒的冰块一样融化和挥发。《过了一夜，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这篇小说以每节标题的形式结撰全篇，全文从（1）开始起笔，终止于（124）节，该篇作品挣脱了小说的规范束缚，拆除了传统的藩篱，以文艺形式创新为旨趣，给读者带来新异的阅读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丁真的小说集中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述了人类灵魂的内部风景，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忽视故事的讲述和对日常经验的观察与描摹。作者策略性地避免了先锋文学对客观现实的排斥和迷宫式的叙事策略，而是以介入的方式描摹现实，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当下时代普通人物的生命样态及其存在困境，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人生、触摸人类内心经验的崭新视角。
作为女性作家，丁真对女性的境遇与婚恋生活投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其出版的《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烈焰成池》《红花香，白花亦香》等小说集中，以婚姻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占据了大多数。丁真早期的爱情小说尚带有青春文学的气质——都市中的红男绿女、乐声嘈杂的酒吧、开着豪车在夜晚的街头兜风、旅途上的偶然邂逅与动心、非爱不可的单纯与偏执。在这些小说中，丁真近乎顽固地重复着情爱世界的多角关系结构，以此诉说爱情的脆弱与人性的幽微。在《红花香，白花亦香》这篇小说中，周作是一位四十开外已经发福的中年男人，他早已成婚，且有一对龙凤胎儿女。但才子和成功人士的加持让周作魅力不减。周作的妻子胡媚儿性感张扬，是一位“比封神榜里的妲己还妖媚”的女性，刚刚步入职场的裴双双则清纯可爱，“谁都无法跳过双双白嫩到如婴儿般吹弹可破的皮肤和一双生动的似乎能讲故事的眼睛”。在周作处心积虑的追求下，裴双双虽明知上司周作的家庭情况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同时拥有两个女性让周作感到自豪和幸福，在他眼中，妻子胡媚儿如妖娆热烈的红花，情人裴双双则如清新淡雅的白花，他既爱红花也爱白花，鱼和熊掌他都要。我们可以轻易地辨识出这篇小说在题目、结构、立意和人物塑造上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诸多相似性，除了向经典致敬的意图外，更可能的是丁真发现了佟振保与周作的一脉相承性，他们的贪婪、自私与虚伪从未改变，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感关系和错综纠葛也始终存在，从未消歇。
毋庸置疑，丁真的众多爱情小说都借重了这种暧昧的多角关系，比如《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里的莫小陌，他和大学时代的好友单小耽、急于嫁出去的大龄女青年田小甜以及包养他的富婆王某都有复杂的情感纠葛；《蹲在废墟上》中的主人公周晓曼深爱着黑道人物王建一，王建一虽然喜欢她却并不打算娶她，反而将其介绍给自己的表弟王建仁，周晓曼在伤心痛苦之余居然听从了王建一的安排，心甘情愿地与王建仁组建了家庭。此后，她周旋在丈夫王建仁、爱慕对象王建一和仰慕者王浩三个男人身边，过着醉生梦死而又苦涩难言的生活；《周森森的某日》里的周森森一方面带着疑似患上重疾的妻子去求医看病，一方面与单位中新来的女大学生郑悦暧昧聊天。在妻子身边，周森森是深情而体贴的爱人，在暧昧对象面前，他则是成熟稳重而又温情脉脉的魅力男人。某种程度上，丁真的爱情小说形成了固定的叙事结构，混乱、复杂、难以抵御的诱惑和随时冒出的欲望让爱情与婚姻遭受考验，面对这种考验，小说中的男女基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很快就会缴械投降，毫不犹豫地丢弃道德伦理，并向欲望俯首称臣。在此，丁真撕裂了爱情的浪漫幻想，解构了白首不相离的爱情童话。
在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时代，丁真的婚恋小说突出的是功利的欲望和权力的威压。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不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历史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人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去感受和体验他们的生活，去回应其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并将此塑造为一种情感结构。而这一情感结构又会在此时期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因为文艺作品是由那一时代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惯例所塑造的，承载着一代人所独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境遇。如果说丁真的婚恋小说展现了男女婚恋关系的混乱、病态的敏感、欲望的畸变，以及诱惑的无所不在，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丁真笔下，男女两性关系和日常婚恋生活的描刻，并没有局限在个人的隐私和情欲的勘探层面，而是借此揭示出一个微缩的权力格局，并从女性视角捕捉女性主体意识有名无实的尴尬情状。
《带我去看海》中的“我”是一个都市丽人，有体面的工作，良好的出身，“我”的未婚夫“他”则出身贫寒，“他”是家族中唯一一个经过个体打拼进入城市的佼佼者。在通俗文学和影视剧中，这样的“凤凰男”通常在未婚妻及未来岳父岳母面前是谨小慎微的。然而，在长达8年的恋爱中，“我”因惧怕“他”的离开，总是竭尽所能地讨好和迎合“他”，“当他有好事，我就得不断表扬，当他遇挫折，我就得不断鼓励，直到偷偷看到他露出笑容才舒一口气”，在日常生活中，“他”敏感而自负，稍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即对“我”施以语言的暴力，“我”也曾痛定思痛，认识到自我的丧失，并决定“不能再迷失了。我告诉自己，无论怎样，我也有自己高傲的人格啊！怎么能被你这么刻薄地一再数落”！看起来，我们的女主人公终于觉醒，决定不再受男友的操纵，结束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但是，“我”的觉醒，不过是短暂的刹那，无须“他”的悔悟和认错，“我”无奈地承认不能接受失去“他”的痛苦，当“他”短暂离别又回来后，“我”继续与“他”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卑微和讨好。“我”的妥协当然不是个例，在《薄荷》这篇小说中，屡遭男友背叛的薄荷对此曾做出过深刻的剖析：“起初，我把这叫做背叛。我以为心塞后会是愤怒、揪心、伤痛、放弃、遗忘。但我只走了第一步，就选择了自欺欺人、无力妥协、原谅忘怀。”与她们相较，《一毫升》中的记者丽娜更为可悲，自从嫁给王天超后，她放弃了事业上的追求，将全部精力用来服侍丈夫和照顾女儿，家庭的重负和生活的忙乱让她变成了“传说中的黄脸婆”，只因为丈夫王天超“觉得她不美，至少是不够美”，为了让“自己也没怎么帅”的王天超满意，丽娜毅然决然地走进美容机构接受一次次地医美整形。对王天超而言，妻子的知识女性身份和任劳任怨照顾家庭的行为并不具备特殊的魅力与光环，美貌与驯顺才是女性的核心价值，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并激发他的情欲。
《带我去看海》中的 “我”、《薄荷》中的薄荷、《一毫升》中的丽娜都是追求浪漫激情之爱的女性，当然她们还是相信爱情和渴望被爱的女性的缩影与代表，正是因为对爱的坚守和不舍，她们才会被男性利用和伤害，她们的妥协与卑微，并没有令男性悔改和醒悟，也没有让她们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宿命。
我们或许可以从《兔子》这篇小说中进一步体悟女性的糟糕处境，小说中的王新一和罗媚是相恋10年的情侣，他们在大学中相遇并陷入热恋，为了延续爱情，王新一毕业后自愿来到罗媚的家乡工作，罗媚漂亮聪慧，贤惠能干，除了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在同居生活中，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男友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她包揽了烧菜做饭和洗碗刷碟的活计，“从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娇娇女”被改造成“黄脸婆”。恋爱6年后，步入而立之年的罗媚想要和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王新一却犹豫再三和推脱抗拒，究其原因，除了厌烦罗媚的说教和强势，根本原因是他已经不爱她了。相处越久，“我越喜欢看罗媚生气痛苦暴怒抓狂的表情，她越生气，我就越想笑出声来。”一次争吵后，王新一终于恶狠狠地说出了“分手”二字，罗媚震惊之余只会哭泣和示弱，王新一在心里一边鄙夷着女友的笨拙，一边又对罗媚施以情欲的挑逗。他的分裂、促狭和猥琐由此显露无余。丁真在这篇小说中再次书写了一个残酷而无情的施虐/受虐的故事，自然，施虐的一方依然是男性，受虐的一方仍旧是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兔子》可谓现代版的《伤逝》，不同的是，现代女性罗媚并没有子君的勇毅和决绝，罗媚有工作有知识有颜值，但她却无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灵魂。时间仿佛倒退到十九世纪末，此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女性安然待在封闭的闺阁之中，在男权社会的牢笼中蒙昧而浑噩地活着。一切不过是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悲哀的是，这种倒退和颓靡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语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本能和一种常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疑虑、不安与不满的深刻根源。
在丁真看来，女性的悲剧与受虐除了父权制的形塑与传统的阴魂不散外，女性自身固有的嫉妒、软弱、妥协、偏执和猜忌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譬如《编号952333》中的“她”对美容院的年轻女孩小麦释放出的友好是带着俯视和施舍意味的，“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是带有些嫉妒的敌意，就像她们永远不会主动找比自己长得好看的或者是比自己有钱的同性一起去逛街一样。” 只有在确信对方不如自己时，才会成为“好朋友”，但是这种友谊又是不牢靠的，极易消失甚或反目成仇。此外，《2000年》中的张惠、玉秋与美丽；《麦当劳的新地》中的小白与小青；《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中的单小耽与田小甜等都是在女性情谊的帷幕下互相嫉妒和敌视。正是有感于女性的这种局限与匮乏，丁真在《窗》这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发出了对女性的召唤：“我们必须有底气。我们必须抱紧成团。我们都是女人。”由此，丁真的小说在视野和格局上豁然开朗，她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男权的积习，也试图为女性漫长的性别觉醒提供方法上的助力。尽管这种方法在原子化的时代过于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但是只要女性不麻木、不妥协，就有变革的契机与可能。
丁真的新作《卑微的盒子》可谓被污名化的女性与庞大社会和人群的激烈对撞，该小说的故事内容征用了当下时代一些热点社会现象和具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在叙事策略上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甚至是戏剧性，并将光怪陆离的世相百态给予细致的深描和演绎。小说开篇一如既往地惊悚和抓人眼球：“我已经够老了，老到拿不了刀，杀不了人。但我还是想杀掉一个人，准确地说，我只是想杀人。数量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一个就够，几个也行。”因为拥有美貌和才华，“我”成了这个封闭海岛上引人注目的美女诗人。结婚生子后，“我”在咖啡店认识了中年男子L先生，当“我”发现L先生流露出的特殊情谊后，“我”委婉地表示拒绝，然而他依然不肯放弃。当L先生的妻子发现了他的秘密后，他立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并用语言和行动羞辱“我”。虽然丈夫对“我”表示信任，但“我”却失去了和他平等对话的权利，婆婆对“我”也颇为不满，她认为女人应该回家带孩子，并将儿子患病的原因归结于“我”工作过于卖力导致的不幸。就在“我”即将升职的关键时期，“我”与单位的领导遭遇了网络暴力，经过恶意剪辑，“我”与领导成了一对偷情而不知羞耻的男女，“我”并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但这一陷害和栽赃让我失去了升职的可能。在巨大的恨意和屈辱下，“我”决定引L先生现身并杀死他。小说结尾，“我”并没有见到L先生。一如既往地，丁真在这篇小说中埋伏了许多秘密，诸如，陷害“我”和领导偷情的人到底是谁？L先生到底有没有来到“我”所指定的交易地点？如果他没有来过，那他发我的照片如何解释？“我”在电梯上遭遇不测了吗？如果没有，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在叙述的大量留白中，我们对真相一无所知。也许表现即本质，这些留白和缺失意味着无主名时代的混沌和无解。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主人公开始了抗争，她发现了权力运作的规则和女性的喑哑情状，并不再单纯地从两性关系中揭示问题，而是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层面上寻找本源上的病灶。
丁真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她将写作视为一种探索内心永恒困境的生存方式，她对社会时代、婚恋情感、女性境遇有着巨大的迷惘与强烈的好奇，在有意味的形式追求下，在令人不安的困境和惊惶中，揭示幽微的人性与道德的弥散，并以先锋精神和启示录的责任担负达到对时代历史和市井人生的穿透与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