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发达史——王安忆《五湖四海》导读
一九八〇年初皖南小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张建设来到中国农业银行供销合作总社。他风闻政府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许人民小额贷款，在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自立营生。张建设出身船户，父母双亡，岸上无立锥之地。他四处漂泊，不甘安于现状。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他开了一扇门，得以将小船换为机动船，从此打开一片天地。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动荡之后，迎来新时期。安徽地区首当其冲，一九八〇年前后的“大包干”即发生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瞬即影响各地。
时势造英雄，张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脱胎换骨。他的崛起充满寓言意义。江淮之间的水道湖泊纵横穿叉，他长年穿梭其中，似乎也摸索出了四通八达的门道：“吃水上饭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气势。”借着国家新政策，他一步一步发家致富。从小船到大船，从单干到船队，当水上运输模式式微，他上岸了，往日的船户转以拆船为业，再转战房地产业。当江淮二三线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沿长江而下，来到上海，甚至到了江口的崇明岛。走向海外创业，指日可待。
《五湖四海》篇幅不大，却有史诗气魄。王安忆借着张建设一个人的冒险，写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又何尝没有回首自身来时之路的感喟？小说所描写的皖北地区正是她作为上海知青“志愿下乡”的所在。那些年里众多知青远离家乡，参与农村生产建设。青年王安忆的经验如此刻骨铭心，以致有了日后的《隐居的时代》。她感慨知青来去四面八方的聚散浮沉，殊不知同辈的在地人张建设却在另一条命运的轨道上力争上游。
张建设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九五八年，国家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目标。那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多快好省，公而忘私。这场运动来去有如暴风骤雨，耗尽了张建设父母那一代的心力。
张建设的成长艰苦备尝，然而努力不懈。他的勇气与运气不无旧小说“发迹变泰”英雄的特征，也有着“红色经典”典型人物的痕迹；他仿佛是新时期《创业史》的代言人。但王安忆别有用心。她写张建设如何“建设”自己，一步一步，几乎水到渠成。张建设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改变生活现状，过上好日子。当日子开始富裕后，他几乎本能地开始累积资产。“没有目标，只有计划。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基本的一项，就是地。”
张建设从水上到路上的的迁移，构成《五湖四海》主要辩证。水上生活居无定所，却承诺了相对从容的生活空间。然而一九八〇年那天早上，张建设“整整衣裤，提一个人造小包”来到城里合作社申请贷款时，他的命运轨道便开始了转变。“离开水道，天地变得宽广，似乎没有边际，陡然间，人被解放了，同时，也生出渺茫，不晓得前面什么等着。可是，一步一步走过去，自然看得见，他信的就是这个。”放眼看去，小城街道纵横复杂，人车杂沓，说不尽的喧嚣活泼。这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要不了多久，陆地城里景观丕变，高速公路、商业大楼将席卷江南景观。张建设自己也投入重新打造陆地的大潮中。
王安忆描写张建设“登陆”后，遍尝投资风险与利益，其中奥妙不啻是门高深学问。凭着眼界和机警，他稳扎稳打，总能化险为夷。王安忆笔触平实客观。要紧的是，小说已经为一个新时代“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出现埋下伏笔。
这个“经济人”是理性的动物，目标在于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十九世纪约翰·史都华·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指出它的特征：“经济人”的活动不以国家社会福祉为前提，“而专注于财富追寻，并以达成目标的效率为判准”[1]。“经济人”的能量不在胼手胝足的劳作，而在精打细算，制造利己的资本循环。换句话说，他善于创造并利用“剩余价值”，从实在的劳动关系里生出虚拟的交易价值，将之无限扩大，也因此获得利益。在这层意义上，张建设出身劳动阶级，却有着交易投资的天赋。他审时观事，为自己也为家人创造利润——即幸福。
张建设“倒没有改写历史的远大目标，他向来还是拜世道所赐，八十年代开初，所有物权都在重新定性定量，事实上就是再次分配，变通的管道很多，左右逢源”。这是万物苏醒的年代，一股不可遏抑的新伦理、新经济狂潮已经蠢蠢欲动。到了一九九二年后，市场开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终于成为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现象。
然而张建设的发达史是否有其局限？从水上到陆地，他虽然生财有道，价值观仍根植于传统产业。他对土地的执着不啻重演“有土斯有财”的逻辑，殊不知后资本主义早已迈入虚拟模式，越过实物交易，成为数字与时机的游戏。作为叙事者，王安忆在小说的后半段隐隐点出主人翁未来命运的不可测。
同样重要的是，王安忆一再提醒读者，张建设的进化史还留有尚未完全蜕变的痕迹。张建设干练精明，却没有样板资本家想当然耳的气息。他是个平凡人，明白苦日子的滋味，对家人朋友有情有义，对往日生活每每流露乡愁。他将事业开发到崇明岛，一方面完成由江河入大海的憧憬，一方面竟出自对故乡的怀念：
崇明那地方，就好像去过似的，地土风水人情，都很相近，不看大的，只看小处，有一种草头饼，你知道是什么？苜蓿，他们叫红花草，用来肥田的，捣成浆，和进麦面，揉紧了，拍扁，上笼隔水蒸，吃过吗？都吃过，叫名不同，籽籽松，荒年里的口粮！草木同种同族，地方呢，他们的“堡”，南堡，北堡，固堡，我们叫“铺”，头铺，三铺，十里铺，汉字却是一个，“堡”！我们省有“三河”，他们有“三江”，这样就明白了，因为水的缘故，我们这些人，就认水！东南西北，江河湖海，水流到处，就是我们的家！
《五湖四海》如果只写了张建设一个人的发达史，未免仅止于寓言小说格局。事实不然。小说另有一个主人公——张建设的妻子修国妹。小说其实是从修国妹的角度开始的。修国妹同样生长于船户，与张建设的姻缘一拍即合。她与丈夫生儿养女，共同打拼，终于家成业就。然而修国妹在张建设创业期的描述里并不居显眼地位。随着小说发展，她的视角重新主导叙事方向。也从这里，王安忆发展出系列情节副线，包括修的父母、弟弟、妹妹，张的弟弟和友人在开放大潮中的浮沉经历，还有张建设一双儿女的成长……
这些情节副线，坦白说，充实了小说的写实氛围，却没有对张建设的商场征战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相对的，过多的生活细节、家长里短，反而让叙事的节奏显得拖沓起来。张建设、修国妹安排儿女接受良好教育，结果平平无奇。他们的弟妹家人同样得到眷顾，却既无野心，也无作为，甚至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由此延伸出的人际网络从农村到官场，“内卷”的、“躺平”的，就算投射出当代社会众生相，也只能说乏善可陈。
王安忆一向注重写作与理念，这里必有值得思考之处。在王安忆笔下，张的世界是个进阶版的《平凡的世界》——不，平庸的世界。环绕他周遭的一切有如顺水推舟，“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张建设、修国妹和一众人物的幸与不幸，都随着历史风潮与时俱进而已。五湖四海的日子过去了，上了岸，“他们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面对一个新世界，已经放弃了解。安居的生活其实让人颓唐，现在收敛起来，变得谨慎了。”
恰与表面五光十色相反，这新世界的底色平庸的令人吃惊。而王安忆越是将市场经济康庄大道写得平淡无奇，越是投射了欲望与现实、应然与偶然、机缘与历史之间的落差。因此而生的、“原来不过如此”的失落感，不仅带有正宗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也带有王安忆那个世代挥之不去的左翼乡愁。平庸的世界也是（自我）异化的世界，然而，过去的时代真那么值得回味么？
王安忆透过修国妹表达这种“历史的不安”。修国妹和丈夫胼手胝足创造事业，拥有一切世俗艳羡的收获。然而人到中年，她总是若有所失，不仅与儿女和家人的关系似亲实疏，甚至觉得张建设也生分起来。她期待找出生活的道理，却力不从心。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推动的手在哪里？”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或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你或者回答说，隐匿于肉眼不可见处，世界由多重纬度组成，所以才是高密度嘛！”
这些省思超过修国妹的人物设定，而是叙事者王安忆的借题发挥。她的喃喃自语有如电影的画外音，或自由间接叙事体（free indirect style），为平庸的世界带来弦外之音。小说于是来到修国妹一次高速驾驶经验：
河道是未经过提炼的原形，高速公路是形而上。前者是感官世界，后者是理性思维。即便如修国妹的具体的人生，在速度里也体会到一种抽象的快意。她熟练地变道，进出匝口。农田和房屋升起来，又沉下去，天际线忽近到眼前，很快又推远到目力所及之外，只剩一抹烟灰，迷蒙中，仿佛海市蜃楼，依次呈现小小的弧度，是桥，一座，两座，三座。越来越近，看得见桥洞，桥洞里汩汩的，好像要挤破似的，她终于明白她要去的地方，车滑向匝道，卷扬机的轰鸣替代了高速路面车轮胎的摩擦声，车窗顿时蒙上一层颗粒，听得见色拉拉的击打。她看见河流，罩在暮色般的粉尘中。车沿河滩缓缓行驶，前后窗变成铅色，视力反而尖锐了。她看见巨大的吊件在上方移动。
这一场景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茅盾《子夜》第一章里吴荪甫的父亲初次乘坐汽车从乡村进入上海市的经典场面。不同的是，时代女性修国妹开着自己的车反其道而行，而且充满了自觉的冲动。她来到曾经熟悉的河道尽头。“忽然之间，路的尽头，呈现白亮亮的一条，是河！”沿着河道，“昔日的地形从覆盖物底下升起来，升起来”。熟悉的气味，亲切的喧嚷，一切仿如昨日。
但这可能是真的么？惊鸿一瞥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吧！在另一场景里，修国妹驾车误入一个新的建筑工地，越陷越深，几乎难以脱身，也就不难理解王安忆的用意所在了。
修国妹与张建设相濡以沫却又若即若离。他们各自发展成不同生活场域以及面对现实的态度。对王安忆而言，与其说她有意描写夫妻关系的消长，不如说借此演绎了自己对于水上与岸上、河流与物流的辩证。这场辩证却是相互纠缠，难有定论。与此同时，王安忆更进一步思考历史与命运的奇妙关联。如果前者按照某种（革命）信念与逻辑迤逦展开，后者则指向那无从预料的、不可言说的生命流变。也因此，小说如何结尾特别耐人寻味。“张建设算得上思想超前，结果，还是被历史抄了近道。”欲知后事如何，读者必须自行分解。
《五湖四海》一仍王安忆以往风格，书写她的“纪实与虚构”，始于唯物的世路人情，终于思考她个人的——几乎是形上的——存在与本质的生命课题。小说结局如此迅猛，传递王安忆直面现实混沌或真相的讯号。一九五〇年代末一对水上儿女因缘际会，参与了时代的裂变。改革开放初期像做梦似的。一夜间，沿河滩十数里地都归了自家；又一夜间，滩上排满废旧船；再一夜间，卷扬机开来了，焊割的电火闪得半天亮；旱坞、水泥路、一间跟一间工棚，接连冒出地面；随之而来的是人，空手的、带工具的、单个的、携家带口的……
这还只是开始。“放眼望去，哪里不是日新月异？昨天这样，明天就是那样，他们还不算什么，一路下去，皖南、苏北、苏南、浙北、浙西、浦东……”修国妹与张建设从邂逅到日后的发展，一切的欢乐与忧伤，不正是历史与命运的碰撞结果？革命了，改革了，开放了，上岸了，下海了……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再回首却已百年身。
注释：
[1]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74), essay 5, paragraphs 38 and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