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学批评
我的批评观
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学批评
李 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派文学批评崛起，取得丰硕成果。我自己正是在学院建制与培养方案的规定下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初步了解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的。但身处“学术”与“思想”分野的漫长余波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批评实践中的撕裂感，亦即“经典的”与“社会的”、“知识的”与“生活的”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这种隔膜同样横亘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
与此同时，当代文学与文化正在经历巨变，称之为“数码文明转型”并非妄语。时代新变总会引起切己困惑，激发年轻学人的求知欲与表达欲。有志于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君，许多正是被这样的“当代性”吸引着，我也不例外。在学院知识生产与时代思想命题之间，我的批评修习之路渐渐指向明晰。与更多关注经典作家作品与生产机制的文学史研究不同，也与及时介入当代文学生产现场的批评写作不同，我的批评实践更多关注那些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产生较大影响并引起观念纷争的作品。也就是说，相比起“生产”，“接受”与“影响”更能刺激我的好奇心。作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布、发酵、再生产与再诠释，往往交织出万花筒般的观念图景，折射出多层次的现实状况。这一视角，也使得我在读到王汎森论“察势观风”与葛兆光论“一般思想”时，不能不心有戚戚，难以忘怀。往复交互的“风”对于实证化、线性化的历史观发出挑战，而“一般思想”则指向精英与经典之外的实际生活世界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生活世界里的察势观风者，正是我理想中的批评家形象。
这里不妨引入我关注的“疗愈”话题，这源于自己感受到的强烈的时代风潮，在系统性的倦怠与失落之下，文艺的疗愈功能被凸显与消费。各类文艺作品与大众文化产品都及时调整定位，迎合“时代精神”的需求。在儒家修养、革命信仰、人道理想之后，另一种“身心灵”主体论述正在蔓延开来，影响着无数当代国人的价值观念。为了探讨这样的话题，我必须选择当下的对象作为抓手，相关的网络漫画、影视作品自然也就进入视野。这些对象当然谈不上经典，但它们联动着经典、普遍而又真实的问题。
我始终倍加珍视自己的“感受力”，不断培植沉入其中的感知力。于我而言，这是再多的知识与理论都无法取代的。至于具体的批评过程，则涉及历史与现实、知识与思想、理论与经验、沉入与超脱的多重关系，其中的分寸与奥妙，不能不假以时日慢慢摸索。学院训练固然重要，大众声音也不必盲目追随，自我好恶更需时时反省：在多重力量织就的大网里，我始终犹疑，始终漂泊，不迷信任何一个确定的锚点。
如果说，以往我更偏向于借思想文化直抵中国社会状况，纠缠辗转于政治经济决定论，那么随着阅历的增长，我现在更好奇的是文学如何借助自身力量抵达普通人。文学已然敞开为一个极为丰富且能动的领域。比如在已经完稿的专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中，我有意并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与2016年以降两个时段，运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建立文学研究者具有的文艺与科技交互的人文学视角，正面思考来自文学的创造。在艰辛的人文探索中，文学批评始终是我抵达他人与社会的途径，也是努力真实地活在此时此刻，并尝试担负起某种伦理与道德责任的宝器。在此意义上，我对批评的理解是颇为古老的，它应当朝向普通人与日常生活，并竭力探察良善生活的契机。人生海海，大道多歧，批评是我们诉说愿望与守卫尊严的方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编辑部来了个年轻人
——李静小记
鲁太光
01
李静是我的师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妹，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妹——我们都是韩毓海老师的研究生，按照流行的说法，属于一个师门。
但在李静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之前，我跟她却不熟，甚至可以说不认识，现在想起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韩老师没有什么门户意识，他认为学问的天地很大，不要搞成圈子、门派、江湖，就鼓励学生到不同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在观点的争鸣、知识的博弈、思想的淬炼中磨砺自己。我记得很清楚，2001年我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时，他多次向我推荐李零老师的课，弄得我一头雾水：我一个学当代文学的，还要去听古代文学的课？我的愚钝让我错过了听李老师课的机会，直到后来读了李老师的文章才理解了韩老师的苦心。大概因为有放学生到无穷的远方与无数人中去的想法，韩老师很少组织师门聚会之类的活动，这样我跟“同门”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二是我比李静高几届。我硕士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2009年又考上韩老师的博士，“回炉”再造。李静不一样，她自谦是“小镇做题家”，但其实她的起点很高，本科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真正的万里挑一，而且优中选优，本科起点直博，是真正的高材生。算起来，我读博士的后两年（2012、2013年），她开始直博，应该有一定的交集。但那时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读书，加上2010年又有了孩子，每回去学校都像打仗似的，匆匆忙忙到教室，慌慌张张听课，一下课就火急火燎的，不是往单位跑，就是往家里赶，跟同学们接触极少。说实话，我那时候真不知道有个师妹叫李静，以后还会成为同事。或许，她可能对我有点印象：这个行色匆匆的师兄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跟李静真正熟悉起来，是2018年上半年她博士毕业找工作时。这就说到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祝东力老师了。我是2016年从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工作的，祝老师那个时候是所长，后来又兼任《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编。那个时候，编辑部人手极缺，加上祝老师、崔柯、杨娟，技术编辑丁爱霞，连兵带将，一共四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祝老师就约我做特约编辑。即便如此，依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我印象很深，2017年终述职时，祝老师说自从接了刊物主编，自己压力山大，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牙也掉了。我当时还“笑话”祝老师小题大做，不能举重若轻。后来我接了祝老师的班，才知道其中的厉害，编辑学术刊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好真是太难了。我接手时已然兵强马壮，但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不少，幸亏牙没掉。
所以，那时候，物色人才，招个好编辑，是祝老师的一大心事。当时，院里有规定，应届毕业生进院工作，必须到行政岗锻炼两年。为了解决这个障碍，祝老师反复找院领导汇报、沟通，争取了一个用人指标，而且不用到行政岗锻炼，直接做编辑。李静之前给编辑部投过稿，质量很高，顺利刊用，她也参加过所里主办的几次学术活动，给人的印象很好。李静参加院里组织的应届毕业生招聘考试，报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的编辑岗，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确定入职。
没想到，这时候又出了岔子。院里领导更迭，班子会上讨论应届毕业生入职事宜时，没人提醒新领导这个岗位的“前史”，决定李静还是要按惯例到行政岗锻炼两年。祝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坏了，跑到我办公室说，要是真到了行政岗，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呀！说着说着脸都红了。我记得当时是下午四五点钟，他十点左右就要乘航班出国，他是真急坏了。我建议他去找新领导汇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尽力争取。祝老师连忙联系新领导，新领导正在原单位办公室收拾东西，让他过去谈。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我在办公室心神不宁地等。半个多小时后，祝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问题解决了，李静还是到编辑部。
就这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来了个年轻人。
介绍李静的文章，花这么大篇幅说祝老师，有点跑题，但其实也没跑多远，我绕这个弯子其实是想说李静是所里和编辑部急需的人才。
果然，李静入职后，编辑部一下子多了一名生力军，运行顺畅多了。从那个时候起，说起刊物时，祝老师再也不说头发白了牙掉了的话，反而脸上多了笑模样，轻松了不少。后来祝老师跟我说起这事来，有句口头禅，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这句口头禅是“一个顶好几个”。既然“一个顶好几个”，祝老师就量才使用，既压担子又悉心指点，李静成长很快。祝老师升任院领导后，工作更繁多了，就把写“卷首语”的任务交给了李静，此前一直他自己写，把这看作刊物的“文眼”。后来，这个安排一直延续了下来，“卷首语”也成了刊物的一个亮点。
短短几年时间，李静也从一名年轻的编辑成长为年轻的副主编。
02
从2018年7月进入编辑部工作到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李静慢慢成了院里的熟面孔，加上这些年院里老同志退的多，新人进的也多，新旧更替频率有点快，李静承担了院里的一些急重任务，做起来有条不紊、善始善终，完成质量很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被一些新进院的更年轻的学者称为“老师”，她渐渐还有了点“准老人”的样子。由于工作关系，她跟所里、编辑部同事接触更多，我对她的了解自然也越来越多。认真说起来，我对她的整体印象就一个字：清。
这个“清”首先是清爽。我们是研究文学的，文学里特别讲究人物出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第一印象好不好是这个人物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静的“出场”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当初见到她，就觉得她相貌清爽，衣着清爽，言谈清爽，举止清爽，一看就是个利落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到位，没有丝毫冗余感。如果说，当初因为不那么熟悉，她可能有些刻意，可这么些年下来，大家都熟了，我发现她仍跟当初一模一样，这说明清爽是她的本色。
李静不仅注意衣装言行清爽，还注意工作环境清爽。在期刊工作的人都知道，编辑部的一个特点就是刊物多，书多，近乎仓库，稍不留神，人就容易被书、刊给淹没了。我读到一些新老编辑的回忆文章或访谈，多数都谈到这个现象，谈到人被书、刊包围，进出还要突围。
这么看的话，我们编辑部就有点不像编辑部了。我们编辑部空间不大，也就三四十平方米，里边摆了五张办公桌，文件柜、书架等一应俱全。但我们五位编辑却从来没被书、刊包围，成为它们的附庸甚至俘虏。其实她们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勤快，编辑部东西一多，立马就整理、清理。进门第一张办公桌就是李静的，不管什么时候进去，一眼看见，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洋溢着书香气，感觉很惬意。
人如其名。李静不仅清爽，而且清静。我们院科研岗、编辑岗不坐班，除非特殊情况，基本上一礼拜集中一次。大家长时间不见，见了面难免聊几句，有时候聊得高兴，就会叽叽喳喳地说上一阵子。如果有其他部门的人加入，那就更开心了，有时候还会发出开心的笑声。但我发现，李静很少参与这样的“闲聊”，大家见了面，笑微微地打个招呼后，就坐到办公桌前，有稿子就打开电脑编稿子，没稿子就打开书看书。有人来找她谈事，她会笑微微地认真对待，但事情一处理完，就继续回到桌前，要么编稿，要么看书。让人看了，心里安静。
其次就是清楚。这首先体现在文字上，不只是论文，而是一切文字。李静的学术文章清楚，这我早就知道。但我也见过一些学术文章写得不错的人，一写其他文字就面目模糊，很不像样。说起来不堪，我就见识过连请假条都不会写的学者。李静到编辑部工作后，特别是前几年，因为年轻，一些公共事务，比如开学术会议，难免要她处理一些琐事，比如写会议通知、新闻通稿，编排会议议程。这样的文字，看起来好写，但写好很难，因为要把会议主题、时代背景、人员信息等水乳交融，还要分类归纳，分明条理，最后要找一条主线串起来，文字太学术了不行，不学术也不行，要“雅俗共赏”。所以，我有时候不是从学术文章中看一个人的文字能力，而是从“小作文”中看。交给李静的“小作文”每次都写得很好，不仅信息清楚，而且眉清目秀。
在编辑工作中，李静就更清楚了。分配给她看的稿子，返回及时，意见中肯。不管建议刊发与否，她的意见往往提纲挈领，直指要害。其实，很多时候，“清楚”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立场。如果立场站在刊物、学术这边，那么判断起来就容易得多，态度自然也清楚。
李静的清楚还表现在善于发现问题上。有的稿子，不怎么出色，但也不很差，中不溜秋的，在可用与不可用之间。这种情况很考验编辑。我发现处理这样的稿子，李静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全面考察，排除隐患。有一次面对一篇这样的稿子，我举棋不定，就征求她意见。结果她看后建议退稿，因为这篇文章在学术规范上有一些隐患，如果刊发，可能会触“雷”。编辑刊物，真的需要清楚的眼光和头脑。
03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李静的评论。
在这个方面，李静的特质就是清醒。
李静很勤奋，我前边说她“清静”，很少闲谈，就是想说她勤奋。我们现在“看”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成功，而很少或简直就不看别人的付出，这样心态容易出问题，老想为什么别人成功了自己却没有。鲁迅成名后，有人称赞他是天才，他说自己哪里是什么天才，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罢了。这提醒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因为勤奋，这五年，李静收获颇丰，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评论，而且出版了专著《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另一本《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因为勤奋，这五年，李静也获得不少荣誉。在院里，多次被评为优秀。她的论文《当代“诗意生活”的生产原理——解读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度优秀论文奖，评论《当代喜剧节目的“现实性”及其潜能》获中国文联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她还被聘请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
勤奋能保证作品数量，但不一定能保证作品质量。李静之所以能得到编辑部同事肯定，得到学术界认可，跟她的勤奋有关，但更跟她的能力有关，即她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学术自觉上，即她的著作、论文、评论中有一种清醒的意识。
现在，文学研究看起来很兴旺，著作很多，论文很多，评论很多。有些读的时候觉得还不错，溜光水滑的，甚至还流光溢彩。可时间久了，稍微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又觉得没什么收获，难免有些失落。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学术自觉，忘记了学术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是为了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的。就文学研究而言，是为了找出人类精神、思想、情感中的病灶并加以疗救，进而改造生产关系，调整社会关系，使人能够像人一样生活。这样的研究不能脱离物质生产领域的勘察，但又一定得回归精神领域。我以为，正是因为丧失了这样的学术自觉，现在的许多文章就是知识的搬运和堆积，以至于不同作者的文章看起来都一个样，像近亲繁殖。
就目前的成果来看，李静的研究不乏学术自觉。我这几天细细读了她即将出版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这看起来是一本科幻文艺研究专著，实际上不止如此，这是本以点带面的著作，以重要科幻作品、科学议题为切入点，探究现代科学话语在中国不同时段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在结果中，又更看重对后果的探究。扩大点，可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现代实践和话语在中国的发生及后果。
正因为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使这本书中的一些论述极其精警，颇富启发，对此，钱理群老师已经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有多处引述，我就不再画蛇添足了。我的一个感觉是，李静在研究中一直十分注意人的位置，特别是普通人的位置。正是从这一出发点，使她能够勘破种种高大上话语的迷思，找出其上的斑点、暗面及演变中的变形、变异，以及这些斑点、暗面、变形、变异给人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压抑与伤害。就当下来说，这样的“清醒”之作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多，因而可贵。
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让物质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一直是个现代难题。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社会、重钱轻人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一个症候就是文科贬值——在一些人眼中，“文科都是服务业”，归根结底靠“舔”。这样的言论能够公开说出来，一方面揭示了所谓“文科”的窘境；另一方面印证了物质至上的“成功学”有多么成功——相当程度上，这还是文科的杰作。不过，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清醒的学术意识、严肃的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看，李静的研究、评论刚刚起步。我愿为她加油。
2023年12月16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2期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