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民：一朵文学小花绽放西海固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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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小花的这本散文集，50余篇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写到了亲情、乡情，书写了人间之爱与扶贫互助，以朴实无华的文笔，记录了时代的众生相与心灵世界的广大与宽阔。”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读完《樱桃树下的思念》后的寄语。
“单小花，人如其名，真像一朵虽出身阡陌，却顽强生长的善良的小花。如果说她的第一本书《苔花如米》启示我们，如米小般的苔花，虽不引人瞩目，可只要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就要努力绽放，那她的这本《樱桃树下的思念》则是她文学之路上绽放的又一朵鲜花，而且更香远四溢，更大更好看！”这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为单小花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所作序言末尾的一句话。
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我是先读序言，再读后记。
“不止对我，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够写出来，或者说出来的苦，也就不算苦了。而面对真正的苦难，只能咬紧牙关尽可能笑着去面对”，“生活给我很多坎坷，我是农民却没有土地，我以打工为生，却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但幸运的是，这世界有风雨也有阳光……”，单小花在后记里表达了自己一直走在文学之路上的感谢，感激，感恩，还有她的初心与坚守，她说：“我也会继续努力用笔耕耘，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单小花的后记文字里，我读出一个感触，即一名农民作家，一名女性作家，在杂乱打理生计的同时，还执着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勾勒自己的精神图景，这的确是显见而实属不易的事儿。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话题，一个亟待引起关注和研究的文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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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西海固作家中，我认识最早的一个人，就是单小花了。当然，那时她还不是作家。
大约是1985年的一天，在老家高同小学上一年级的姐姐放学回家了，还带着她的一名同学。因为我的父母在地里务庄稼还没有回来，我的姐姐和她的同学从大门外场院的草垛上撕出一抱麦草，在厨房的土灶上，煮熟了一锅洋芋。等我的父母回家时，母亲问姐姐的同学：“四女子，你娘好着吗？”姐姐的同学答：“好着哩，好着哩。”母亲说：“给你娘带个话，让闲了浪娘家来”。姐姐的同学把我母亲喊作奶奶，我才知道这个叫四女子的姐姐的同学比我还小了一个辈分。后来，我的父母就让我跟着姐姐和四女子一起上村小，但她们都比我高一个年级。
二年级还没有读完，我的姐姐就失学了，成了父母料理庄稼和家务的得力帮手。而四女子继续读书。我在村小读完二年级后，转学到西吉城关回小，留级继续从二年级读起。在那个年代，乡下的教育教学质量确实离城里学校差得远，不留级肯定学习跟不上。四年级的时候，四女子也从我们村小留级转到城关回小，并且转到了我们班。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她自我介绍：“我叫单小花……”。
多年以后，谁也不会想到，城关回小我们一个班里，竟有好几名同学在坚持文学创作，包括后来出过《雪落无声》《门槛》两本小说集的马强，包括经常写诗和散文的市作协会员刘富荣等，大概是因为当时受到我们小学班主任王志雄老师也是一名作家的启蒙和熏陶吧。那时的单小花品学兼优，当了我们班的班长，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她是一名大学生好苗子。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单小花连初中都没读完就失学了。和我的姐姐一样，并和我的姐姐一起，秋田成熟时节，就把乡下的玉米棒子掰上一背篼，背到县城，在熙熙攘攘的西市场的门口摆个摊点。和所有摆摊人不同的是，她们遇到同学或一些熟人，就悄悄地躲起来，实在躲不过了，她们就会脸红，连话都不会说了。
后来单小花的生活和人生际遇，都写进他的文学作品里。对单小花，我一直感叹，中国少了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幸亏多了一名作家。当命运给你关上一扇门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打开一扇窗。但是，贴着地面匍匐前行的追梦者，会有洞开新的世界的能力。
文学点亮心灯。
通读完收集在《樱桃树下的思念》集子里所有作品，感叹之余，我也同时为单小花骄傲。
《樱桃树下的思念》中每一篇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单小花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因为怀着对文学的敬畏和痴迷之心，她将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精心打磨，虚心求教，所以公开出版后的散文集，给读者呈现了一名农民作家、一名女作家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文学追求。
这部散文集的书名由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石舒清题写，不仅装帧精美，还给我们呈现了浓郁泥土气息和山花芬芳的独特美学面貌。
让我们一起走进单小花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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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亲情的篇什在散文集中占了重要分量。《樱桃树下的思念》是单小花的思母之作，是献给母亲的心灵呓语和赞颂词，是整部散文集的首篇，也是散文集书名，可见这篇作品在作者本人心里的分量。
母亲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母题。天下所有的母亲，都需要作家不吝笔墨，深情讴歌。
“母亲说带上娘家土的树苗肯活”，“母亲说，雨水比缸里的水有营养”。《樱桃树下的思念》单篇中这样写母亲的语言，兼具诗性、神性和人性之美，乡土味、人情味和亲情味很浓。
以写母亲开启讲述亲情故事模式。
散文集好多单篇中，作者还写下了他的父亲、哥哥、姐姐等诸多亲人，其中的一些亲人去世了，但作者为亲人立了“传”，让亲人在文字里“活”了起来，籍以表达永久的思念和纪念。因为我与单小花同村缘故，她的兄弟姐妹共七人、她的很多亲人的现实生活我也较为熟悉。当“现实人物”和“文学人物”相重叠的时候，我作为读者，对于单小花笔下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儿，读来别有一种“熟悉的陌生”和“陌生的熟悉”感觉。
我原以为我熟悉故乡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但通过单小花的文字，我为自己的“眼盲”和“心盲”而羞愧。我忽略了故乡人物身上可贵的一些群体性品质特征。在我们老家，父老乡亲们生存状态是坚韧而隐忍的，精神境界是毫不利己的，和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植物一样。
比如，单小花所写的《榆钱》：“榆树和榆钱多像勤劳、善良、质朴，不怕苦，不怕累，不屈不挠的家乡人民啊！”“榆树和榆钱更像生活在西海固大山沟里的农村妇女，亦像母亲——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命运之神将她们安排在哪里，她们就在哪里顽强拼搏，生根发芽，繁衍后代，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只把美好留给了儿女，留给人间。”
那些耐旱的乡土树种，在故乡大地站立和生长，与父老乡亲相互陪伴，度过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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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女性作家细腻温婉的书写有所不同，单小花的文字是粗粝的，而这种粗粝更加接近西北农村前世今生与黄土地内里，更加接近大西海固地域文化特征和人文品格特征。
比如，单小花笔下的村庄。“早年的老家很贫困，”“从前的西吉，很多山地陡得很，连驴都站不稳”（《忆大哥》）。“这里山陡得牛羊都趴不住，沟深得一眼望不到底。常年干旱缺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一庄人吃一眼泉水，每天天蒙蒙亮就得去山沟里挑水，去得迟了就得等，往往等两三个小时，也就能舀上两桶泥浆，挑回去澄清了才能用。”（《吃水需记挖井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农村人常给儿女定娃娃亲，不管娃娃愿不愿意，他们老早地自作主张，定夺了娃娃的终身大事”（《那年花开》）。
“最后实在是没变卖钱的东西了，他就向有钱人借高利贷，真是拼了命也要供孩子上大学。”（《忆大哥》），她写道大哥家里供养出了三名大学生，这成为村庄的未来和希望。她写出了农民苦苦供学生读书的状态和精神，劲头与盼头。
单小花文字里有春天的希望。“拉牛、倒粪、背豌豆籽、打胡墼，来来去去，上上下下，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可心里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我们将美好的希望寄托给春天，寄托给田地”（《豌豆角的记忆》）。正如关仁山在《关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思考》中的一段话：农民群体似乎始终与苦难、贫穷、坎坷相伴随，但是，贫穷和苦难没有让农民绝望，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农民内心的勇敢和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大自然。
单小花在《忆大哥》中写道：“冬天，他将一个装过柴油的圆柱形空桶，搬到架子车上，套上牛，拉着大嫂一起到县城，到了县城某公厕，他让大嫂看车，自己就将油桶靠近公厕，拿起铁锹，俯下身子，将池子里的粪便淘出来装进桶里，装满后，再套上牛拉到地里用土埋瓷实，等第二年开春发酵后就成了最好的农家肥。整整一个冬天，大哥将整个地里撒了一遍肥。第二年，风调雨顺，平地更容易蓄水，大哥家的庄稼得到大丰收，左邻右舍看到后很是热眼，就主动上门找大哥推地。而后，乡亲们也学着大哥的样子去城里淘粪喂地。”
读到这一个段落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单小花《樱桃树下的思念》是一本厚重的书，有一种阅读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记事》《夹边沟记事》的书墨体验，也有看电视剧《山海情》般的文化体验。
曾经看过一部名为《老农民》的电视剧，麦香岭农民到城里淘粪的镜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总是联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里一些老乡淘粪的陈年旧事。
在单小花粗粝的笔锋下，一个曾经作为“淘粪大队”的村庄，一个县城厕所被乡下人淘得空空的一段历史被真实记录下来。
那时候淘粪如淘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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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首难写的诗，但真性情就是好文章。正如甘肃诗人牛庆国所写：“故乡的诗，难写/写深了，怕碰着疼痛/写浅了，又怕被一风吹走……只能写写这里的人了/谁都和你沾亲带故，好说/可你只是个诗人/谁的事你都帮不上忙……”。
上海诗人徐俊国也在一首诗里写道：“亲人们都以为/家族中出了一个写诗的人是很光荣的事/岂不知我暗地里写下的/不是在苦水中苟延残喘的庄稼/就是忽然累死在田埂上的老黄牛/我甚至写下了让亲人尊严全失的贫穷/被开发商追打，掉进粪坑的耻辱/一次次晾晒整座村庄的伤疤/靠出卖亲人的疼痛赚取稿费和声名/每一年春节回老家/我哪敢领受亲人们褒奖的目光/只能使劲弯下头颅/每走一步都像在鞠躬，在认罪”。
作家创作，就是要真实，接地气，不掩饰，不矫揉造作。在这方面，单小花做到了，这难能可贵。
固原市作协副主席、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在他的木兰书院“农人文苑”农民作家创作基地，收藏了大量单小花等西吉农民作家作品手稿。近年来，史静波一直近距离即时动态跟踪研究农民作家作品，在这一领域他的观点常常显得前沿而精准。
史静波这样说：是这些农民写作者的文字告诉我，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掏心窝子说话。不需要编造，不需要雕饰。而要掏心窝子说话，首先得掏心窝子活着。没有生命蓬勃向上的生活，就没有生命力旺盛的作品。现在一些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鼓弄词句荒腔走板不知所云，根本上是因为贫乏腐朽的生活导致了文字上的贫困。
之所以引述牛庆国、徐俊国、史静波等作家诗人的这些文字，我感觉用这些文字来表达我对单小花一些散文的阅读感受，最贴切不过了。所以，我也常常为自己的才疏学浅而汗颜。真的需要静下心来读书学习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万人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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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家所在的西海固农村，曾被认定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好在时光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乡村振兴中，农村又迎来了春天，农民的生活品质，有时候也很让城里人羡慕。现在的西海固，成了宜居宜业之地，也成为人类精神生存的高地。
这些，单小花都写在她的文字里。
“我们村在高同五队麻地沟，队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大岔垴经过鸦儿湾流到高同，再由高同和燕麦沟经过我们村，然后由我们村流到葫芦河去。”（《忆大哥》），单小花所写的麻地沟“村”，不是行政村意义上的“村”，是一个隶属于高同的自然村。现在的麻地沟以及整个高同村，打了一座坝，这样一道山水景观，成了西吉县城的后花园。“真是今非昔比啊，农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二姑家的村庄》）。
就像很多本土作家一样，单小花写故乡，抒情味儿浓烈纯醇。“那天阳光明媚，我从家里出来，迈过滨河路，穿过葫芦河桥，就到了去我娘家的路上。一条干净的柏油马路直通娘家，路边花红草绿，空气清新。欣赏着路边的风景，我的心情也明朗起来。看着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在路上川大，女人都开上小车了”（《吃水需记挖井人》）。
故乡是作家书写不尽的主题。单小花在她的文字里表达了一名农民作家、一名女性作家别样的乡土情结和娘家情结。
本土女性作家中，马金莲的“扇子湾”，单小花的“麻地沟”，都是她们心中的娘家，她们通过对娘家乡土社会的书写，表达了对脚下土地的深情、热爱与致敬。
亲历者记录了乡村历史，山乡人写下了山乡巨变，
一名农民作家，写下了自己村庄和“娘家”的发展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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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小花也写下了自己坎坎坷坷的生活。“为了填补家中贫困的窟窿，我干了男人的活又干女人的活，挖药材、捡破烂、抱砖头、卖甜醅、卖玉米、打零工等等，我当了妈妈又当爸爸，每天总是早起晚睡，紧紧张张，忙忙碌碌，风里来雨里去，大事小事一人扛，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吃水需记挖井人》）。
与年少失学初摆地摊时的羞羞涩涩，成长的摔打和坚硬如冷铁的生活，把一个女人锻造成了钢铁，甚至是刀枪不入。但生活的磨难，长期的承重又让一个女人跌跌撞撞，甚至脆弱到不堪一击。
“有一天，我在打工的半路上晕倒了”（《吃水需记挖井人》），单小花在多篇散文中，多次写道自己晕倒的情景，也多次写道自己住院治疗的情景。小学同学马秀琴等看望慰问病中的单小花，并喊她老班长，单小花说：“我这一病，给你们几个添麻烦了。今后再不要叫我班长，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如今活得不如人得很，你们喊我班长，只能让我更加羞愧难当”（《同学情深》）。
一次又一次的晕倒，一次又一次的住院，但起来后不能躺平，还要被生活逼着生活奔波，这大概是很多农民和打工者的生存常态。
这让我联想到单小花的小学同学，我的姐姐，长年累月，务农摆摊，积劳成疾。我的姐姐从小到大很少出门，最长时间和最远的两次出门，两次到大城市，就是到银川和西安，但不是休闲旅游，而是住大医院，看大病，花大钱。好多时候，提起单小花，我不由总会联想到和单小花、和我的姐姐一样的，从村庄里长大和出嫁的劳动妇女，她们是人民中的人民，有时候想想，她们为个人和普通家庭奔波与劳作的同时，有我们以普通视角看不到的为社会、为他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阎连科《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的时代》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文学中已经没有任何苦难，也没有任何人生的经历问题，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咖啡馆中间产生的，痛苦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谈，苦难也可以到咖啡馆去谈，即便人生的生生死死也可以在咖啡馆中去谈。”
相比于在都市擅长风花雪月题材的女性作家创作，单小花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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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郑小琼一样写熟悉的物事，单小花还以亲历者视角，为读者讲述打工者的故事。
她在《行走在大山深处的日子》里写道：“有天晚上收到经常给我们带工的马华大姐发来的信息，她说挣钱的机会来了，今年的工价比往年高，想去的话明天早上六点半老地方见……第二天五点多我穿着过冬的棉衣，拿着准备好的干粮，扛着铁锨叫上邻居来到劳务场……”。
她原汁原味的文字，给我们讲述了打工女人的不容易。“马华被脚下的雪滑倒了，连人带树掉进了被野草罩着的一个坑里。我急忙喊来了其他人，将马华和松树苗从坑里拽了上来。黑刺将马华的裤腿子扯了个长长的口子，线裤都露出来了，手心和手背都被刺破了，血流了出来……第二天，我们一伙儿继续到火石寨干活，依然是平工。今天不是栽树而是挖树坑，挖树坑要比栽树苦得多。”
单小花文字里，给读者还原了她们的工地现场，以及在工地上的饮食，和吃苦受罪。“包工头一再强调，说今年的树坑不同往年，得挖个半圆形，长八十厘米，宽六十厘米，深四十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两米，挖好的坑上面要拍个土埂，土埂周围要用铁锨拍得瓷瓷实实、亮亮堂堂，不标准的必须返工……饭菜茶水都是凉的，天气也冷，下肚后，冷得人直打寒战。”
单小花的文字既写了打工者的苦，也写了打工者的乐。劳动者的快乐是简单的，是发自内心的，是非常感染人的。
比如，比起火石寨和月亮山坚硬的土地，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干活，就会让她们很高兴，这简单的知足感，着实会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读者有所触动。比如，她们用一天的时间将一座大山上的树坑全部挖好后，每人挣到了二百多块钱，她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让读者与文字中的打工者一起高兴。
散文集中，打工主题的散文，还有《马小燕打工记》《巧巧》等，读来都很触动人心。在辛苦的打工生活中，她们也有文化娱乐，漫花儿最能给她们提神打气：
想起远路上的阿哥哟，
提起笔杆子做文章。
清眼泪流在了白纸上，
哭麻了一对大眼睛。
一身白肉想干了，
大白脸成黄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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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小小的草，深深地扎根在大山里。我是一朵，蒲公英般的花朵，有时候开放，有时候漂泊。
当我读到《蒲公英的微笑》的时候，感觉单小花是在写自己，也写自己不会泯灭的人生梦想。“蒲公英生长在路边的石缝里，没人关注，也无人照顾，生长环境差。可环境再恶劣，它也没有放弃成长，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都朝着天热情绽放，开出属于自己的那朵小花……它们在风中绽放的样子，仿佛是在对我微笑，告诉我，要笑对生活。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但我们却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条件多么恶劣，你对生活微笑，生活就会对你微笑……”
小草根，大能量。
固原市作家协会2023年度表彰了一批“最美文学人”，单小花是其中之一。由我执笔，给她写下这样的获奖词：如果说西海固大地上每一株小草都带着文学的露珠，那么每一道不起眼的山沟，总会走出那么几名作家诗人，她从麻地沟出发，不断走向文学高原，攀登文学高峰。当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握着单小花手的时候，她一定感受到：这遍地生长文学庄稼的土地上，文学是多么有力量，诗歌多么有希望。
史静波在她的《文学的力量》一文中，这样评价以单小花为代表的西吉农民作家及其创作：我曾经自以为熟知我的家乡、熟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但当我越来越多聆听他们的故事，才知道我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是多么浅薄，并深深感到羞愧。当我们在一起座谈文学的时候，讲述者常常会泣不成声—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感恩。他们的文学故事是和他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在讲述文学的时候，其实在讲述生命。和那些以文为娱的作家们不同的是，文学在他们心中，是严肃的、神圣的，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最后可以依赖的力量。
陕西师范大学马晓乾博士这样赞誉：春花群里小花多，朵朵都能凌寒开。只要动笔书心曲，人世处处放光彩。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才有意外收获，贵在坚持，一种多么可贵的意志力，行知合一，在写作中找到人生意义，故乡的作家单小花，是我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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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源于土地的文字。作为一名农民作家，单小花本身就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不需要扎根的，她的文学触须本身就在火热的生活中。
比如，从2013年开始，国家施行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农民的单小花家也是扶贫对象。她在《洋芋啊洋芋》中写道：“第二年春天，一辆辆大卡车拉着薄膜与洋芋种子排成一字长龙，从我们村口开进来……我和其他村民们听到喊声，人人笑逐颜开，有的开着蹦蹦车，有的开着拖拉机，有的拉着农用车……”。她以亲身经历记下了那段时间，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在西海固一个小山村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场景。
作为作家的单小花，曾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安徽、浙江和湖南等地采风，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和火热实践，通过湖南采风感悟，她写下了《十八洞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段：“回去后，我要把十八洞人民苦干、实干的务实精神传递给我的父老乡亲，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力量。”
单小花还写下了《金镇长二三事》等散文，讲好家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彰显了一名农民作家的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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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文学是人类最美好的生存方式之一。
对于单小花来说，她常常用文字救赎灵魂，用文学治愈心灵。“可在我饱受磨难的日子里，是文学拯救了我，如果没有文学的支撑，也许我早就被残酷的生活压垮了，人也早就崩溃了”（《铁凝主席来看我》）。
对于单小花来说，2016年5月13日，是一个让她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到她租住的房子。铁凝一进屋就静静地凝视着墙壁上“文学点亮心灯”的题字，若有所思地环顾着房子，眉宇间透露着丝丝酸楚与疼惜。铁凝拉着单小花的手，坐到床边，对单小花说：“你的屋子很小，但是心很大。文学让你走出了小村子和这间出租屋，使你内心明亮，面对苦难你没有倒下，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单小花在《我的文学之路》一文中写道：“铁凝看着我桌子上的书和笔记，知道我在不到四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创作，她很感动。在大家的关心下，我申请到了一套公租房，住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我和孩子们永生铭记的感动”
单小花的文字不仅记下了她与中国作家的领军人物的交往和友谊，她还在《春风样的人》《走进鲁院》等散文中写下了与马金莲、马文菊、马慧娟等作家间的友谊与故事，写下了与全国众多作家间的相互鼓励。
人间有情谊，文友之间惺惺相惜，这是固原本土文学的一个良好传统。“我抬眼细看了一眼金莲妹妹，她的脸色很不好，嘴唇上干了一层白痂。起初，我以为她穿得少受凉了，当知道金莲妹妹是拖着个病身子来看我的，我深知感冒的难受，心像被针戳了一下。”单小花在《恩情永铭记》中，写下马金莲与老作家火仲舫等老师看望她，并为她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场景。
在单小花文字里，会让读者顿悟，固原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学之乡”和“诗歌之乡”。
2022年的单小花很有收获感。这年她当选为西吉县作协副主席，这年她的单篇散文作品《樱桃树下的思念》喜获宁夏第十届文学艺术奖优秀作品奖。这让单小花有了很大的自信。“文学不仅给了我精神的力量，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农民不仅能拿着锄头种地，也能拿起笔杆写出好作品。文学点亮了我的心灯，我也希望能以一盏灯点燃万家灯火，一起照亮我们新时代新农民的文学之梦”（《我的文学之路》）。
我们都是文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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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亩洋芋花儿赛着牡丹。
我们的故乡，是薯乡，是文乡。单小花在洋芋地里书写着一个农民的“诗和远方”。
“别看洋芋其貌不扬，可在那些艰难岁月，洋芋却是我的“救命粮”，一次又一次帮我度过饥荒。”（《洋芋啊洋芋》）“，便一勺一勺地喂给我，我就靠吃洋芋糊糊活了下来”（《洋芋啊洋芋》）
她以童年的记忆和视角，在《洋芋啊洋芋》中写道：“我胳膊上挎着个小篮子，低头弯腰，紧盯着地面，像小鹰搜索猎物一般把冻洋芋一个个捡到篮子里带回家。”不像现在的孩子，生活富裕了，在我们这一代和上代出身农家的人的经历里，都捡过“冻洋芋”。厚重的生活，成为单小花和本土作家用之不竭的创作“富矿”。
“秋天挖洋芋是农人最高兴的事，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洋芋啊洋芋》），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我记起诗人王怀凌的诗歌《挖洋芋的女人》，感觉写的就是单小花挖洋芋的情景，在西海固的一个山梁上，模糊的性别和面容，身后是白花花的儿女。
故乡有三宝：洋芋土豆马铃薯。没有人能够怀疑，洋芋土豆马铃薯带给西北人生活的美好。“垒锅锅灶时，下面大，上面小。先从底端向上垒，跟摞粮食一样，要将茬口把握好，一层挨着一层，边向上垒边收口，垒在最顶端只剩一个小小的豁口时，拿一块大一点的土坷垃将顶口封住。垒成的锅锅灶形状就像一座小塔，也像一座小山。”在《锅锅灶》中，既有作者小塔小山一般的知足感和幸福感，也有我们每个人的乡愁。这段文字足以消解读者所有的焦虑与精神内耗。
就像西吉的“土豆豆”变成“金豆豆”一样，在长年累月的务农打工、勤奋执着练笔与书写中，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单小花，文字中透出烤洋芋味的醇香，一名种过洋芋的农民作家，不断地成长起来。
与单小花从同一个村走出来，同为单小花“娘家人”的农民诗人和青年摄影家李成山、李金山“举贤不避亲”。表兄李成山与单小花同为农民作家，他们有着一样的幸运，都与中国作协主要领导人铁凝、张宏森有着面对面交流。他们相互鼓励坚持写作，常常一起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一起逐渐成为西吉、固原乃至宁夏农民作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并一同上镜中央电视台三农频道，为全国观众讲述中国马铃薯之乡、首个“文学之乡”农民作家生动故事。李成山认为，单小花的作品细腻耐读，毫无用词藻饰矫作，聚集了朴实无华的底色，地地道道的农人形象，字里行间散发着乡村气息和泥土味道。
李金山为单小花拍摄了大量文学创作照片，用镜头记录一名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状态。在李金山看来，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真是神奇了，就像洋芋一样的农民作家，就像单小花一样的文学创作者，赋予了西海固高原别样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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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固原本土作家除过100余人次已经出版过文学专著外，目前固原作协在册的近300名会员中，又创作完成，拟择机出版的文稿有43部，其中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集18部、诗歌集18部、报告文学1部。这些文学固原的最新成果，这些待字闺中文学作品集中，农民作家及其他新文艺群体作家作品集多达16部之多，占比高达37%。
之所以算农民作家及其他新文艺群体作家作品集数量，我是想佐证一个被文学界争鸣的一个观点，即以单小花等为代表的农民作家群，或者说新文艺群体作家及其创作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如果套用当下比较流行的“素人写作”文学概念，单小花的写作也称之为“素人写作”。
李菁在《被文学照亮的烟火人间－-2023年国内非虚构文学阅读观察》一文中认为“素人写作：是自我的治愈，也是观察社会的入口”。并且这样定义：“素人写作”指非文学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书写自己或其他人的人生故事。他们的职业、成长经历各不相同，却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拿起笔，记录下日常的点滴和甘苦。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素人作者无意于全面分析和思考社会，更多的是讲述不易被看见的个体故事。这些文字折射社会百态，流露真情实感，凸显了文学的“在场性”，也让读者有更强的代入感。素人作者通过写作获得慰藉，也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和感悟。
“素人写作”的状态，让单小花既得到了鲜花与掌声，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每一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既有鲜明的特点和出彩，也有其短板，这是每一名写作者都不可回避的，单小花也不例外。不必以“专业”标准来要求农民作家作品必须兼具思想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不必以“专业”标准对她们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
就像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中不加掩饰的真实表达，单小花对我说，自己因底子差，每写一篇都感到很吃力，不过，比以前写得有所进步。
对于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文学苦行者，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挑战，都是一次修复，都是一次提升，没有一位作家愿意重复自己，特别是对短板的重蹈覆辙。
她们正在进行文学的突破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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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诉各位尊敬的读者的是，我的这篇文字就是为了给所有的读者推介一本值得阅读的农民作家书籍。希望这本书成为你的案头书。
这本书的书名是--《樱桃树下的思念》。
这本书的作者是--单小花。
请允许我再引述散文集封二上的名家推介文字，因为，这些文字里面有着别样的“文学情谊”--
石舒清--“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记得单小花曾经引用过这诗，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感触，我也常常以此自励自勉。在祝贺单小花新作出版的同时，我还想与小花分享的一句话是：“记难忘人事，写真情实感。”
马金莲--小花姐的文字也许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但绝不缺乏紧贴生活肌理的痛感和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马慧娟--关于土地，关于生活，关于文学，我想，单小花的文字已经有了足够的表达。期待她的文学之路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陈年喜--西海固位于西北一隅，但《樱桃树下的思念》依然写出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情感中心、生活中心，以及黄尘古道下的世态人心。
王计兵--致单小花：花开是一种态度。
榆木--单小花坚持用女性意识的笔抒写自己独特的生命内涵，用文学的真诚的语言找到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爱的共相，给予平凡生活以不平凡的感受力，为众多困守在生活中的“我”点燃了一盏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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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作家单小花的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还是一部可以放心让孩子们读的作品。近日，有一位朋友让我给他上初中的孩子推荐几本课外书，我毫不犹豫将单小花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马骏散文集《青白石阶》、曹斌诗集《我在山野等风吹过》作了推荐。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其实，《樱桃树下的思念》等作品更需要推荐给学者、机关工作者、“纯文学”作家，相比于《樱桃树下的思念》，那些凌空蹈虚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显得多么轻飘。
我不想刻意拔高对本土农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我只是非常感兴趣探讨农民文学创作的意义，梳理农民文字中反映的与脚下这片祖辈躬身劳作的土地的关系， 深究西海固高原及其代言者内里的皈依，明晰文学地标与精神坐标辨识度。
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命名10周年座谈会上，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马青山说：“有个词叫贫不薄文，意思是虽然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但并不意味着在文化方面落后。”
而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郭文斌认为，就文学的自觉性、神圣性、群众性、普遍性来讲，西吉文学创作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
郭文斌老师在他的近作《文学之乡：用写作赞美岁月和大地》中这样结尾：谁能说，他们的文字，多少年后，不会像《诗经》那样流传呢。多少年后，当人们捧读这部“新诗经”时，将会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如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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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小花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为例，文笔中没有宏大叙事，“诗作底蕴苦作床，质朴天地写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为时代立言，为历史作证，为人民生活添彩”的意义。
近年来，我与很多农民作家打交道，我经常告诉他们，把自己身上发生和发生在身边的记下来，就是好文章。坚持叙事纪实，基本没有必要塑造主人公，自己就是主人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为独一无二的自己“立传”，说不上就会有一部平民版“格萨尔王传”惊艳文学史。
要写单小花及其散文读后感，你就不能只写单小花，还要写她的侄女单玉萍，还要写单小花女儿雷芸儿。为什么要写，因为她们都在进行文学写作，有人走出来了，有人还在往出来走的路上。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现象。
青年导演尤文虎有一句经典之语：“如果你是一个导演，那就不停地拍；如果你是一个作家，请你不停地写”。但愿单小花和她的侄女单玉萍、她的女儿雷芸儿等，始终恪守“勤奋执着，坚韧跋涉，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固原作家精神，坚持文学创作，“吹尽黄沙始到金”。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们都将会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学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