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

发布时间：2024-04-07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摘要：

东北文学的重要写作传统之一是表述东北地方意识和现代经验的兴衰沉浮。从长时段、大历史和大观念视角看，东北地方意识是指东北如何在中国、东北亚和国际秩序中谋求核心位置，并由此产生的独特现代经验。因此，东北文学讲述的既是东北地方故事，也是东北亚和世界秩序建构的故事，更是东北地方意识如何在复杂区域和国家关系网中不断调整自我和他者认同策略的故事。“新东北文学”既要继承这种写作传统，又要重建其中包含的“文学与历史”的写作逻辑，讲述关于“大历史——小地方——微生活”“东北——中国——世界”和“东北人——人——人性”的新东北故事。

关键词：

“新东北文学”；东北地方意识；写作传统；新东北故事

近年来，东北文学再次崛起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且，生长出强劲的跨界态势和破圈动能，总是挑起影视剧和新媒体介入的欲望。或者说，东北文学蕴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生成一个极具召唤力的场域。学界为此提出“东北文艺复兴”［1］“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2］“新的美学原则”［3］等概念，进行理论表述和建构。这无疑是对东北文学新样态、新审美和新精神的一次有效巡检，但仍有进一步调整和讨论的空间。能否确立更为恰切的概念，补充和修正以往概念的缺失，对东北文学进行更为精准的描述？当然，提出新概念并非否定以往概念，而是在概念对话中，多维度地呈现东北文学的动态发展。因此，本文对“新东北文学”［4］概念进行辨析，并尝试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释：

东北文学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写作对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写作传统？

“新东北文学”如何处理这一写作对象和写作传统？

在此过程中，“新东北文学”讲述了哪些新东北故事？

在此基础上，“新东北文学”呈现出哪些审美特征？

当然，任何抽象概念都无法囊括文学现场的全部形态，概念之间也不存在优劣等级之分。我们只能从概念的有效性角度，讨论它的可行性，避免静态、僵固和霸权式分析。

一、东北文学与东北问题

学界针对当下东北文学创作，提出的相关概念和论述重心，虽有差异，但也形成一个共识：1990年代东北国企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震荡，是当下东北文学发生的主要动因和主体叙事内容。将此作为提出相关概念的依据，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学理的准确性，但也因此造成一种认知定势：当下东北文学只是甚至只能讲述下岗工人的苦难故事。或者说，当下东北文学被焊死在东北国企改革事件圈定的叙事边界中。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界忽略了东北国企改革背后隐藏的一个“东北问题”，即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兴衰沉浮，以及由此牵扯出来的东北与南方、东北与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东北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东北问题”，我们需要借助“长时段”“大历史”“大观念”［5］的视角。

东北起源于远古，虽有神话和传说讲述，但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真正出现在史书中，始于殷周。“所谓肃慎朝鲜者，地当东北，而时代则并起于殷周之世。”［6］这表明，东北和中国从殷商时代起，就是一个共同体，但不具有同等地位。东北被看作蛮夷和边疆之地。这既是地理位置使然，也是“华夷观念”“夷夏之别”思想的衍生物。同时，也生成一个问题：东北地方意识与封建王朝中央意识的融合和冲突。东北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都曾入主中原，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的过程，即塑造、被塑造和再塑造的过程。政权更迭既代表着冲突，但也意味着融合。例如，“满族兴起的第一个结果，是把汉族的农耕、城池和工艺吸引到满洲内部，这比明朝的发展还要深入。”［7］因此，从“夷夏互动”的角度理解，“东北”是在地方意识和中央意识构筑的动态关系网中，生成的一个地理空间、政治势力、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样态。我们由此可以得知，“东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如何确立东北地方意识的中心地位。

这种认知仍然适用于理解现代东北。1931年，史学家何炳松在谈论“东北问题”时认为，“我们东三省之所以成为远东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源于我国国力的衰弱，我国因为国力衰弱，所以当一八九五年所谓‘甲午战争’中为日本战败时不得不放弃朝鲜，因此使日本得以进窥东三省。我国因为国力衰弱，所以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时不得不为俄国的甘言在圣彼得堡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以抵制日本，而以东三省所谓中东铁路的兴筑权让给俄国为代价。”［8］从何炳松的论断中可以得知，近代东北问题与东北亚政治格局密切相关。东北与东北亚国家之间不断进行殖民与反殖民的博弈，东北地方意识因此得以强化。或者说，近代东北在东北亚区域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即使成为日本和俄国攫取在华利益的工具，也时刻处于被他者关注的核心地位，更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聚焦点。在此意义上，近代东北是东北地方意识与东北亚区域意识和世界意识相互博弈的产物。所以，“这一边疆的历史是东亚区域史和全球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我们能够意识到，边疆和周边社会的互动，同时是内向的吸收和外向的扩散，正是这种多边互动（交往、融合、对立、冲突），不断改变着该区域，既让它成为20世纪前期东亚最为‘现代’的地区之一，也让它在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重塑过程中逐步衰退。”［9］

实际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缺乏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军阀分治成为常态，出现“湘人治湘”“粤人治粤”“川人治川”“浙人治浙”“大广西主义”“大云南主义”“北洋主义”等主张，［10］东北地方意识也借此兴起。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期间，不断强化东北自治。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教育规划等方面，东北自成体系。［11］地方意识的膨胀，必然带来地方意识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北伐战争前后，东北地方意识和南方地方意识相互抵牾。南/北、新/旧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例如，李倬章认为“新文化”破坏了北方文化的优美传统，是南方知识分子为对抗北方采取的计谋；［12］《国闻周报》刊发的不署名文章《中国时局与日本》却持相反观点，认为北伐战争是南方代表的新思想和北方代表的旧思想之战，“无论何人，要不能不承认‘南方’是能统率民众支配民众之新势力”；而周作人对此持中立态度，认为北伐战争不是南北区域之战，也不是南北思想之争，“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13］可见，北伐战争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南北双方都企图谋求中心地位，并形成相互压制的态势，但也反向凸显了东北地方意识。

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南北双方进入短暂统一状态，但东北地方意识并未因此湮灭，而是展示出更为积极的姿态。1929年5月，张学良为了修正外界对东北的负面认知，展现东北现代化成果，主动邀请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考察东北。［14］在招待宴会上，张学良直接表明意图：“诸君为国内名记者，言论力量，足以转移风气，今者天下嚣嚣，思想庞杂，鄙人极盼于诚字外，再抱一稳字，庶可纠正一般青年之盲从心理。盖现在之青年，即他年国家之中坚分子，关系国家兴衰，至深且巨。诸君登高一呼，万山皆应，纠正之责，舍诸君莫属也。”［15］张学良邀请考察团的真正目的是，借此契机证实，一方面东北承受了日本和俄国的殖民压力，另一方面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复杂国际关系中，东北的现代化发展仍取得重要实绩，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因此，考察团被安排考察了东北三省的现代工业、农业、教育、传媒、电讯、交通和商业。考察团对此感到由衷钦佩，尤其被东北军工业和商业之发达所震撼。［16］可见，张学良借上海考察团之行，重塑了东北现代形象。这无疑是东北地方意识最直接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陷入殖民危机，但也因此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东北民众遭受的殖民苦难和抗争精神支撑了外界对东北的认同。东北地方意识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不断蔓延。尤其是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东北利用自身的反殖民经验，成功激活了民族抗战热情。东北地方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交织，但仔细辨识就会发现，其中混杂着东北与国共两党、东北与日本和苏联、东北与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编织此关系网的重要节点就是东北地方意识。［17］抗战结束之初，东北再次成为中国政局极为重要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战略”，国民党急于控制东北，美国提出“门口开放”政策，苏联也出于国防利益觊觎东北。在中苏、中美、国共所谓三国四方的博弈中，东北被推到中心位置。［18］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基地。东北的现代化水平借此得到实质提升，奠定了“共和国长子”的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到198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东北无疑是中国的中心。19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东北经济急速衰落。党中央多次制定“振兴东北”战略，但却无济于事。东北地方意识虽然由此受到否定，甚至是批判，但从未消隐，而是以自嘲的方式，顽强存在。

从长时段、大历史和大观念视角看，“东北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东北如何在中国、东北亚大区域和国际秩序中构筑自己的中心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兴衰沉浮。在此意义上，东北文学史就是表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兴衰沉浮史，以及由此编织而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东北与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东北与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东北古代流人文学呈现的东北是苦寒之地、流放之地、禁封之地和蛮夷之地，在中华版图中处于边缘位置；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则借反殖民战争和民族主义情感，凸显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东北文学也因此崛起；1950年代的东北工业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心地位；1990年代东北影视剧流行的重要原因是，东北从中心跌落到边缘之后，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也由严肃的政治经济命题，转变为大众娱乐话题，并携带着明显的自嘲意味；21世纪“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源于东北中心地位的滑落，以及“为父正名”和“为东北正名”的意愿。从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中，可以判定东北文学存在表述“东北问题”的传统。那么，在新时代语境中，东北文学如何继承和延伸这种写作传统？这是提出“新东北文学”概念的一个底层逻辑。或者说，“新东北文学”是在继承东北文学写作传统基础上的新变。

二、东北文学与表述东北问题的传统

上文宏观分析了“东北问题”及其写作传统，但仍需回到具体文本中理解。1936年，萧军发表短篇小说《樱花》，讲述了东北沦陷时期“我”和女儿丽丽、黛黛流亡上海的故事。故事情节及其蕴含的现代民族意识并无新奇之处，但展现出来的东北认同困境却耐人寻味。小说有一段“我”和上海老妈妈的对话：

“您找谁？”

“我找李……”开门的却是一个老妈妈。

“这儿姓高；不姓李……”老妈妈看着这缺乏血色、面部有点臃肿的人……髭须是那样不规则的生着啊！口音是异乡的……她带着疑心地问：

“您是关东人罢？就是日本子改了‘满洲国’那地方？”

“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关东的……这里为什么不姓李了呢？”［19］

很显然，上海老妈妈对“我”来自“满洲国”和“关东人”的身份感到不适，甚至有些轻蔑。为何会出现这种认同误区？从表层看，上海老妈妈对东北的认知逻辑与东北被日本侵占和成立伪满政府相关。东北因此成为中国的“另类”，东北人也随之受到排挤，但“我”却强调自己是“生在关东”的中国人。在“我”的意识中，东北和上海同属中国，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但这种观念却无法被上海老妈妈认同。“我”与另外一位上海人的对话也体现出相同的认同误区：

“此地格姑娘交关多————依从啥地方来格？”“东三省……”

“东三省！阿是把勒东洋人抢去格地方？依就是东三省人？阿曾吃着过东洋人格生活？”

爸爸蒙到了侮辱了！他第一次蒙到了同胞的侮辱。他解释着：“我，也是中国人，是生在东三省的……”［20］

如果说上海老妈妈对东北的认知误区带有个人色彩，那么，在同一时段和地点，出现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就需要重新辨识背后的原因。这涉及到东北形象的近代接受问题。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政府为了维护东北地区稳定，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东北经济因此发展缓慢，即使解封之后也未见起色，反倒成为流放地。［21］加之，东北聚集了大量少数民族。因而，外界形成了东北是苦寒之地、流放之地、蛮夷之地的刻板印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维护东北边疆安全，废弃东北封禁政策，大量移民进驻东北。由于清政府无法有效解决中国内外困境，致使国力不断衰弱，东北也陷入殖民危机。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排满”运动，并将“反满与国民、自由、平等等民主革命的观念联系起来”。［22］“排满”运动与“夏夷之辩”“人种学说”“单一民族国家论”相关，存在明显的片面性，［23］但社会舆论并未仔细探究缘由，而是直接将东北丑化为“外化之地”。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曾主张，将东北出卖和租借给国外势力。［24］尤其是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之后，西方殖民势力出于侵占东北目的，不断丑化东北。以“满洲国”来指代东北，就是其直接体现。“满蒙”“北满”“南满”等称谓全部都是一种殖民话术，“成为十九世纪俄、日帝国主义实现其野心的一个方便的媒介”，“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开路，最后，一九三二年，终于建立了日本的傀儡国家‘满洲国’”。［25］为了配合殖民宣传，近代日本文学有意把东北人描述为乞丐、小偷、妓女、苦力。夏目漱石、水上勉、牧野彰夫、石堂清伦等作家为此不遗余力。［26］为了指明“满洲国”称谓的殖民性质，孟森、郑天挺、冯家升、宁承恩、金毓黻、傅斯年等中国学者对“满洲”进行了仔细考据。最终证实，“满洲”历来指称的是满族部落及其生活区域，从未用来指代国家。在小说中，上海人对“满洲”身份的轻蔑，既是东北独特历史使然，也是民族意识的现实反应，还是南北文化纷争的对应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对黛黛的告诫：“到天津就先教给黛黛不准再说：‘满洲国’、‘满洲国’的。这要叫人耻笑。要说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告诉黛黛：东三省是日本兵用刺刀大炮强夺去的”。［27］值得思考的是，“我”是借助东北的殖民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悯情怀，来避免受到歧视。或者说，“我”是通过隐瞒而非否认“满洲国”身份，来回应外界质疑。

这在《大连丸上》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当“我”在游轮上，遇到警察核实身份时，“我”回答：“女人是我的妻子——到青岛是回家。”“怎么？你是山东人吗？你的口音……”“不，我是‘满洲’人——”［28］

这种在隐瞒和肯定之间，不断游移的身份认同策略，再现了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复杂状况。一方面，东北地方意识要极力抵制日本殖民文化塑造，但日本殖民思想已全面渗透到东北社会的各个层面。或者说，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本身就夹杂了日本因素。所以，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在自我认同之前，需要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否定。这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入侵东北，打破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秩序，关涉到中国与日本、苏联、美国等国的复杂关系，并成为左右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时，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认同还需要考虑国共两党在抗日策略上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局势变动；而且，还要面对南/北、新/旧纷争的历史传统。可以说，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认同是考察中国南北关系、东北亚区域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有效视角。在此意义上，“东北作家群”讲述的既是东北殖民抗争的故事，也是东北亚和世界秩序重建的故事，更是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如何在复杂的区域和国家关系网中，不断调整自我和他者认同策略的故事，并形成一种写作传统。

前文已提及，东北文学如何继承和延伸了这种写作传统，但论述得还不够细致。因此，本文再以“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为例，对此深入阐述。学界在讨论“新东北作家群”文学时，认为在他们讲述的下岗故事中隐藏了“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29］而且，指明这种乡愁源于工人在失去阶级身份之后，对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他者认同、话语权利、文化资本、价值伦理和生活方式的怀念。这种判断本身不会引起异议，但过于强调“乡愁”的普遍性，而忽略了“乡愁”的地方性。或者说，没能发现“乡愁”与东北地方意识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工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代表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中国工人有其特殊性，很大一部分是由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组成。因此，中国工人“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会中断其传统惯习、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元素被早期的产业工人带入到现代大机器生产意义上的工厂,从而形成了这一阶级的历史独特性与复杂性。”［30］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身份塑造和认同是现代和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论述“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时，要充分考虑乡愁中的传统因素。更为准确地说，是东北工人阶级乡愁中的东北地方传统因素。

那么，东北传统因素在生产“乡愁”过程中，如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工业建设与东北密不可分。东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初步建成重工业生产体系，具有中国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东北工人阶级展现出来的优越感，不仅是国家意识的塑造，更是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使然，并集中体现在东北单位制文化上。一般意义上，单位是现代科层制的产物，主要依靠制度和法规维持高效运转。中国单位虽具有现代属性，但也包含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都市里的村庄，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31］。家族、地域、血缘和邻里关系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他人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并以差序格局的方式来构造自己同他人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远近亲疏不一的关系距离”，［32］并导致组织形式的“本位主义”和日常生活形式的“圈子主义”。例如，单位中的师徒关系就带有明显的“乡土气息”。现代师徒制属于企业传授技能的制度性安排，在西方现代企业发展早期普遍存在。随着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完善，逐渐从企业退出。在小农经济时期，中国师徒制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学徒通过学习技能在社会立足同时，也充当低廉或免费劳动力，以此提高师傅的生存竞争力。因此，师傅的职责不限于传授技能，还要负责学徒的道德教育。维系师徒关系主要依靠伦理，而非简单的经济交换，尤其是传统家长制起到主导作用。虽然近代以来，政府和企业对传统师徒制，进行了现代改造［33］，但传统因素却依旧保持或显或隐的影响力。

双雪涛在小说《飞行家》中，描述了高立宽和李正道的师徒关系。高立宽是印刷厂的高级技工，印刷技术超群。李正道穷苦出身，为了谋生而闯关东，几经辗转进入印刷厂，拜高立宽为师。可见，李正道与高立宽建立师徒关系，最初是为了生计，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高立宽除了传授给李正道印刷技能，还让李正道给自己烤兔子吃，陪自己喝酒，酒酣之际还殴打李正道。很显然，这是传统父子关系在师徒关系中的横移。当李正道暗中顶替高立宽进入市委干部学习班之后，一路高升，成为副厂长。至此，师徒关系破裂。原因是师徒地位和身份的颠倒。李正道已是管理阶层，而高立宽仍为工人且无法接受这种变化。或者说，现代科层制和传统师徒制的冲突，决定了高立宽和李正道的关系。李正道自杀之后，高立宽不再怨恨李正道，但对其没有跟自己商量，就自杀感到不满，觉得李正道没有把自己当作朋友。实际上，在高立宽的意识中，师徒关系早已转变为朋友关系。这种关系变化透露出极为关键的信息。朋友关系已越出现代科层制对师徒关系的限定，地域、社区和圈层等关系嵌入其中，并由此产生溢出师徒关系的道义、血性、正直等情感。这正是乡村社会强调“情感与道义联系”的体现。［34］高立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正道的儿子李明奇，也正是源于此。那么，这种传统因素与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有何关系？

我们可以从东北的“匪文化”来理解这一问题。东北历来被认为是蛮荒、苦寒之地，经济落后、政治失序、军阀混战和殖民入侵等因素导致匪盗盛行。“中国东北土匪建立的村庄，可能比世界上任何歹徒建立的都要多，尽管对正常的定居和开拓来说是一种有效的防卫”［35］。而且，东北土匪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意识。本文无意为东北土匪的暴行开脱，只是想说明东北土匪的产生有其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原因。我们对其批判和否定时，不要刻意忽略他们在某些时候，展现出来的忠诚、道义、正直的精神特征。当然，不是每个土匪都具有这种品质，而是与地方传统、匪首德性、匪帮性质和匪徒个性相关。例如，“老北风”“三江好”“野马”“驼龙”“大来好”［36］等东北土匪都曾为抗日做出贡献，被称为“义匪”。东北人对他们的认同，主要集中在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报仇雪耻等行为上，尤其是土匪遵循的“友、义、信”等江湖观念被东北人推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东北民间会出现“土匪到，百姓送吃又送喝；官兵到，十字路头指岔路”［37］的谚语。同时，由于东北社会有着深厚的流亡文化和移民文化传统，东北人大都秉持强烈的边地意识和游民思想，并由此生成了反主流秩序、主动抗争、结成帮派等观念。这恰切地契合了东北土匪的精神特征，也导致东北人对土匪的浪漫想象，以及东北文学对土匪的高度关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遥远的风沙》等小说集中塑造了一批东北土匪形象。

由此可见，东北的匪文化已深入东北人的精神世界，构成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重要维度，并滋生出带有明显江湖气息的道义、正直、血性等伦理观念，规定了东北人的思想和行为。即使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也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传统，构成东北人自我形塑的知识，影响了东北人的日常选择。在此意义上，东北工人的师徒关系一方面显现出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另一方面带有东北浓厚的匪文化精神特征。因此，《飞行家》讲述的既是东北工人的师徒故事，也是关于东北江湖道义的传说，只是换了一副更具时代感的故事外壳。同理，“新东北作家群”文学重点叙述的工人阶级精神遗产，包括夫妻的相濡以沫、邻里的相互扶持、朋友的重情重义，甚至包括蛮性、暴力、冲动等非理性因素，都可以在此意识和经验中找到对应物。因此，“工人阶级的乡愁”不仅简单地指下岗工人怀念曾有的辉煌，更是指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作为一种精神对象和遗产，在“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中，以“工人阶级的乡愁”为载体被重新建构起来。可见，“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认知和反思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并将其嵌入“新东北故事”。那么，新东北文学又讲述了哪些新东北故事？或者说，哪些故事是真正的新东北故事？

三、“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故事”

从东北文学创作实践来看，东北文学讲述的故事基本集中在东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上。我们也由此产生疑问：新东北文学讲述的东北故事，是否也只能与东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在此肌体上生长出来的内容相关？答案仍需在东北文学实践中寻找。尤其是，近期引起关注，但用“东北文学与东北重大历史事件”关系框架，无法有效解释，甚至会产生误读的作家。

杨知寒是近期热度非常高的东北作家。她的小说集《一团坚冰》和《黄昏后》已经成为学界集中讨论的对象。她的小说基本都在讲述东北故事。她在访谈中，直接表达了这种写作缘由：“我的家乡是东北，我熟悉的环境是东北，我接触到的素材和人，在东北，让我更顺手去书写东北的故事，没有其他。”［38］从叙事表层看，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凶杀悬案等当下东北文学流行的叙事元素都在小说中复现，但讲述的却是别样的东北故事。或者说，杨知寒对何为“东北故事”，有了全新理解。

普遍来看，很大一部分东北作家把东北国企改革作为主要叙事对象，呈现父辈下岗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况，但叙事效果和叙事意愿却总是产生偏离。他们的叙事意愿是想借此修正外界对东北的负面和否定性判断。因为，这显然是遵循了经济决定文化的功利性逻辑，是为了迎合经济发达地区对东北的废墟化想象。与此相伴的必然是，东北话语权的旁落，既丧失了辩解权，也失去了重塑权。其中，又贮备了足以掀翻人们对普遍道德和正义理解的势能。因此，就出现一系列以“为父正名”的名义，来为东北正名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又囊括了东北衰落的诸多细节，反而进一步证实了东北的前现代特征，支撑小说共情力的也是小资式的悲悯。也就是说，他们企图重建东北现代形象，但实际上却加固了外界对东北认知的猎奇思维和经济逻辑。造成这种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东北故事”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们把叙事目光焊死在东北国企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震荡上，执拗地认为，这就是东北故事的全部。而且，在对此事件的不断重复中，埋下了终结“东北故事”的风险。当然，这种叙事选择本身没有问题。这是作家的人生经验和文学观念所决定的，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叙述东北下岗工人的历史荣耀和现实悲苦，毫无意义。因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对此事件的呈现更为真实可靠。东北文学需要的是以此事件为视角和载体，建构“东北故事”蕴含的思想价值。他们也为此做出过尝试，努力挖掘“东北故事”背后的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并将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前文已论述了这种叙事趋向，但问题关键是，如何推进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呈现出人类普遍性。很显然，他们在此问题上止步不前。他们讲述是“东北故事”，但也只是“东北故事”。他们更为注重故事的地方性，却忽略了故事的人类性和世界性。

显然，杨知寒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东北故事”的地方性如何转换为人类性和世界性，有了深入思考。这仍需回到具体文本中，才能看清这种转换轨迹和逻辑。小说《连环收缴》讲述了东北连环复仇故事，以此勾连起迟桂香、燕来臣、燕好、迟敏、刘岚、迟玉、燕凤等人的复杂人生和隐秘关系。从故事表层看，工厂、下岗、凶杀、悬案、严打等建构“东北故事”必备的叙事元素，都被编织进小说情节。这与当下一些东北作家的叙事高度相似，但仔细辨识就会发现实质差异。他们讲述凶杀、悬案是为了指证东北国企改革导致的阶层分化、隔阂和冲突。杨知寒却无意于此，更非执着于“为父正名”或“为东北正名”，而是从中发现了绵绵无绝的仇恨。叙事者借小说人物迟敏之口表达了这种观念：

迟敏意识到，真正的仇恨，从不在人眼皮底下。像他和刘岚打生死仗，她骂他八辈祖宗，把搪瓷缸对他眉骨上砸，或像他拧住刘岚手腕，推她到地上，皮鞋底踩在她头顶，都不算。那只能是愤怒。仇恨则像门生意，有长久蛰伏的苦熬和绝不只以牙还牙的事半功倍，它因计划的周密而连环收缴，注定一箭多杀。［39］

那么，这种仇恨与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有何关联？更确切地说是，东北国企改革与这种情绪感受能否卯榫在一起？东北国企改革最显在的后果是，东北工人陷入生活危机。大部分东北文学讲述的也是与此相关的故事，而东北工人因此遭受的精神危机却被有意被隐藏起来。偶尔表达一下个体愤怒和挽歌式的悼念，也是浅尝辄止。这关涉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释放与压制的复杂情态。或者说，东北文学时刻都在警惕生活危机转换为普遍仇恨，进而走向政治抗争的危险。这就涉及到如何审视和处理个体仇恨问题。大部分东北作家把个体仇恨作为改革阵痛引发的一种精神困境，并企图通过将个体失序描述为一种普遍状况，来消解这种情绪的影响。同时，提倡工人的高贵德性来反证个体仇恨的不恰当性。因此，我们在他们的叙事中，感知到的是个体愤怒而非个体仇恨，以及如何被诗性记忆所掩埋的过程，精神救赎问题也由此搁置起来。杨知寒虽然无意点燃个体仇恨，但也不愿放弃对此问题的思考，从而将其引向人性本身。因为，“人性始终是我们想了解，但了解不全面的话题，这样写作者才有事情做”。［40］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小说《连环收缴》讲述了一个东北复仇故事，但主动切断了与东北历史事件和道德伦理的关联，重建了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与普遍人性的通道，呈现出人性最丑陋但也最真实的一面。如此，东北地方性就生长出普遍性和世界性。

杨知寒除了对仇恨有着深刻理解，也对孤独和绝望有着独特感知。在小说《贝瑞卡》中，孤独和绝望肆意流窜，爬满了小说故事的每个枝蔓；支撑小说《虎坟》叙事进程的，依然是漫长无尽的孤独；小说《出徒》中的冷漠和孤独“像是渗进海绵里的水，看着像干了，挤就还有，就算不挤，它始终在海绵里沤着，随着日子长久，发酵出可怕的味道”。［41］虽然杨知执着于此，但绝非偏执性的贪恋，而是从中寻找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势能，“正如‘坚冰’与‘火种’两种意象构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小说又无处不埋藏着‘火种’”。［42］而且，这种叙事趋向和意愿不断蔓延。在小说《美味佳肴》《百花杀》《黄昏后》《爱人》《描碑》《三手夏利》《寻金之旅》中，家庭关系、同事关系、亲属关系彻底被孤独和绝望包裹起来，但叙事者又会刻意打开一丝缝隙，偶尔放进一簇光亮，虽然微弱，但足以温暖整个世界。

谈波是学界很少谈论的东北作家，但他的小说里却有着别样的东北故事。小说《零下十度蟹子湾》讲述了蟹子湾村发生的凶杀案。李雅和刘森是情侣，在蟹子湾村给金浩打工。金浩抓住刘森是逃窜犯的把柄，故意拖欠工资。李雅为了讨要工资，不惜以身体为交换条件，祈求“锅底子”出海捕鱼，但“锅底子”为了私利出卖李雅。李雅被迫杀了金浩。小说叙述的是凶杀案，但故事情节平铺直叙、毫无悬念。小说叙事目的也不是寻找真凶，而是不断渲染凶案原因。老板金浩背信弃义，李雅时刻维护道义。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以死亡终结。可见，小说明里写凶案，暗里写人生道义、江湖规矩。一些东北作家也讲述关于道义的东北故事，但更为强调道义的工人阶级属性。如此，就为道义划定了刚性边界，道义是东北和工人阶级的。而谈波讲述的道义既是东北的，更是人类的，突破了地方和阶级边界，更具思想价值。小说《大连彪子》在叙事中，涉及一场银行抢劫案。按照一些东北作家的惯常叙事思维，银行抢劫案一定是1990年代东北社会状况的隐喻，更为关注它的历史象征性，但谈波却主动丢弃攀附在抢劫案上的疣赘。在小说中，抢劫案只是勾起回忆的一个引信，引爆的也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彻骨的孤独和悲凉。一群历经风尘的朋友，可以随意拾起少年往事，但已看不清彼此的内心。这种孤独和悲凉在东北故事中生成，但它指向的却是普遍人性。它是个人和日常的，显得如此轻飘，却又比历史和阶级的，更为厚重，让人难以承受。因为，它驮着无比沉重的思想负担。对谈波而言，“所谓往事，可能与时代的宏大变迁并无太多关联，却会寄寓在某些具体的物件、场景和气息中。而真正让人难以释怀的，甚至都不是这些具体的事物，而只是它们与人之间能够互相证明的偶然和庆幸。”［43］与此类似，小说《捉住那只发情的猫》讲述了一场爆炸案，但没有强行与改革阵痛勾连，而是借此牵扯出杀手、大学生、诗人、二道贩子、村民、农民工、香港教授等诸多人物。他们相互交织，彼此混杂，却又秩序井然，毫无违和感。因为，他们只是凡夫俗子，注定无法逃脱人生的无常。在人性的修罗场中，早已看清命运的真相，但依然守护自己的浪漫。可以说，谈波的小说既在东北文学的延长线上，又溢出了它所设定的叙事范式。小说《长春炮子》《四个小混混》《保尔》《猪悟花怜惜鼓王白》莫不如此。东北的民间道义和江湖规矩在谈波的小说中，幻化为人性的“善之花”。因为，谈波始终想在布满了现代规则的世界中，找回一些早已丢失的美德，并坚信“失去了的那些早晚都得回来。”［44］

东北作家蓝石的小说是我们理解“新东北故事”的另外一个重要样本。小说《你去过冬天的北戴河吗》讲述了“我”每年冬天去北戴河“猫冬”的故事。小说平铺直叙，略显平淡，但却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我”去北戴河的韩国城喝酒时，经常会遇到一群从事特殊职业的东北女孩。按照惯常理解，这群女孩的悲苦人生象征着东北衰落和计划经济终结。19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下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也是按照“冲击——回应”［45］模式，讲述失足女的“诉苦”故事，但谈波却对此有意忽略和压制。小说直接阉割了悲情叙事，刻意凸显她们的“放浪形骸”和大开大合的性格。她们抽烟、喝酒，与陌生人搭讪，没有任何扭捏之态。这无疑是对以往叙事意愿和模式的颠覆。“东北的倒掉”和“人生的幻灭”似乎在小说中消失殆尽。实际上，当小说脱去历史的外衣，撑起人性的雨伞，循着她们内心隐秘花园的小径，才能揭开她们的绝望和希望。也只有如此，在她们的觥筹交错中，才能听到历史的惊雷延绵不绝，才能懂得“放浪形骸”和大开大合是她们抚平历史创伤的唯一方式，“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没有过值得珍藏的记忆。”［46］可见，蓝石的“东北故事”是站在遗忘历史的边界上，捕捉历史的回响。除此之外，蓝石在小说中，不断讲述东北的道义、正直、重情、直率等地方精神品行。小说《朋友一场》讲述了朋友间因钱而生的一场误会。“我”和高一峰、郝强是多年好友。宋艳是高一峰的初恋。宋艳为了孩子上学，托高一峰找关系。“我”得知此事后，联系郝强帮忙。宋艳为此给了郝强五万元人情费，但事情未能如愿，郝强也失联。高一峰、宋艳和“我”为此，相互猜忌、算计，但郝强再次出现，归还人情费。小说叙事一波三折，郝强也经历了从朋友到骗子再到陌生人的认同转换。叙事者暗示郝强在此过程中，经历了诸多不易，但他却独自承受，依旧保持对朋友的热情。正是这种豪爽潇洒、正直道义的精神品行，戳破其他人的伪善。在故事结尾时，郝强把“我”拉黑，主动失联。这证明真正杀死道义的是对道义本身的怀疑。正如蓝石所言：“写‘朋友’，其实写的是平凡人物的情与义，写的是家乡沈阳的平民文化，写的是传统社会规范对人的影响和约束。”［47］可见，蓝石是在对情义的反复浇灌中，埋下了“新东北故事”的根系，并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通过对杨知寒、谈波、蓝石三位东北作家的个案分析，可以得知，“东北文学与东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范式已不再有效，由此生成的“东北故事”隐含失去思想力和共情力的危险。

东北文学需要另辟蹊径，退回到最为普遍的人性层面，讲述“新东北故事”。但这绝非意味着，“新东北故事”的祛历史化和祛东北化，而是把历史意识和地方意识，投放到读者更为熟悉和容易感知的日常经验中。由此，构成“大历史——小地方——微生活”“东北——中国——世界”和“东北人——人——人性”之间的交叉循环。当然，个案分析无法囊括新东北故事的全部样态，更无法精准提纯出新东北故事的普遍特征。例如，徐前进的《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象与抽象》，伊险峰、杨樱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这类“非虚构写作”，以及赵松的《伊春》呈现出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或是小杜的《人间漂流》，齐邦媛的《巨河流》等域外视角塑造的东北形象，就溢出了本文论述的“新东北故事”的边界，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否定“新东北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粗浅地勾勒一下“新东北文学”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一、“新东北文学”的底层写作逻辑是表述“东北问题”。“东北问题”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构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这涉及到东北与南方、东北与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东北与世界的动态关系。因此，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就被嵌入世界秩序的调整和重组序列，呈现出既是东北的，也是中国和世界的特征。这种复杂关系就隐藏在东北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此意义上，东北文学就是在表述东北重大历史事件中，发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兴衰沉浮。因而，东北文学搭建了“文学与东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框架和范式，并形成一种写作传统。东北文学史上出现的流人文学、移民文学、抗战文学、工业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大厂文学、下岗文学都是源此而生。如此，“新东北文学”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和突破这种写作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叙事特征和审美形态。也就是说，“新东北文学”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时空出现的东北文学，也不是概指某一作家群体和某种特定类型的东北文学，而是指在百年东北文学史上，不断寻求叙事和审美突破，探索更为精准和恰切地理解和表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文学。因此，“新东北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文学精神和写作状态。

二、“新东北文学”不是强调断裂和颠覆。从新出现的文学样本来看，东北作家从未放弃对“东北问题”的思考。“新东北文学”的“新”是重新辨识“冲击——回应”叙事模式，不再把叙事焦点直接锚定在“文学与东北重大历史事件”关系上。准确地说，东北国企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震荡不再是“新东北文学”创作的动因和主体内容。他们更为关注在此过程中，生成的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如何塑造了个体精神世界，进而发现一种精神救赎的势能。因此，东北的日常生活和凡夫俗子从历史的迷雾的中走出，讲述别样的“东北故事”，承担起“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48］

三、“新东北文学”不仅是一种区域文学形态，还应具有世界文学意义，更应成为一种思想文化样本。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中，提出东北文学“跨”区域、民族、国界的特征。［49］这为我们理解“新东北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除此之外，“新东北文学”的“跨”还应该跨越文学边界，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以表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的动态演变为载体，为读者提供认识南方与北方、现代与传统、地方与中央、中心与边缘的融合冲突。或者说，“新东北文学”应是在思想文化冲突中生成的，关于人类文明的文学形态。

四、“新东北文学”的审美特征应表现出显在的东北性，但要拒绝猎奇式的肤浅炫耀。“新东北文学”想要充分表述东北地方意识和经验，需要选择能够与“‘荒寒’‘悲凉’‘沉郁’‘强悍’美学特征的贴近、接续和延展”［50］的审美元素，诸如东北的方言俗语、传统习俗、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等，但要时刻警惕对此过度沉迷，造成的审美猎奇化、简单化和同质化倾向。有些东北作家滥用东北方言，甚至认为粗鄙、低俗、生硬是东北方言的全部，并对此刻意渲染，割断了方言与地方意识的脐带，使用东北方言变成猎奇式的表演；另外一些东北作家则盯着东北民俗，将小说变成东北风俗知识的展览，叙事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还有些东北作家强调叙事节奏和频率的高速反转，喜欢设置描述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的情节。这种叙事技巧用在推理小说上，不会出现任何争议，但如果成为讲述东北故事的唯一技巧，必然使东北文学在凶杀、悬案故事的缠绕中终结；更有甚者，将东北文学圈定在历史怀旧中，“最后一个”的形象、虚无的诗意氛围、感伤的情调等成为东北文学的叙事标配。这隐藏了将“东北文学”变成“东北悼词”的巨大陷阱。

五、“新东北文学”应该秉持长时段、大历史、大观念的思想。东北现代历史证明，在中国内部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具有如此强烈的中心意识，并由此生成极为独特的地方经验。这其中又掺杂了地方意识、民族情感、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话语的相互纠葛。“新东北文学”与之对应的必然是“以其多元，以其颠簸，投射斯土斯人的复杂经验”［51］，并为中国文学提供如何表述历史、社会和个体的样板。很显然，当下东北文学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实践中体现得还不够充分，也缺乏高超的叙事技巧，更没有出现真正的经典作品。这让人感到担忧，但并不妨碍当下东北文学展现出来的未来可能性，也不能消减我们对东北文学的热爱。因为，东北文学始终是这片白山黑水的守望者，也只能是东北文学来守望。

本文对“新东北文学”概念进行辨析，只能对以往东北文学相关概念关注的内容，进行有限度的修正；对被忽视的盲点，进行细小填补；对一些新出现的文本，进行片面总结。“新东北文学”的提法本身就预设了自己行将被淘汰的宿命。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永远保持“新”的特质。“新东北文学”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提法，但却召唤着东北文学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1）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6期。

（2）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4）张学昕教授曾在《“新东北文学”写作及其可能性》（《文艺报》2022年10月17日）一文中论及“新东北文学”，但仍然主要集中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的文学创作上，与“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

（5）［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6）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4页。

（7）［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8）何炳松：《东三省的国际关系》，东方文库续编：《东北问题》（一册），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页。

（9）宋念申：《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10）蒋永敬：《孙中山与联治（代序）》，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1）［美］薛龙：《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徐有威、杨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12）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13）周作人：《南北》，《谈虎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14）杨慧：《“南北”畛域/统一中的“东北”——以赵君豪〈东北屐痕记〉和严独鹤〈北游杂纪〉为视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6期。杨慧：《“固旧式”与“新气象”：1929年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的东北“发现”——以赵君豪〈东北屐痕记〉和严独鹤〈北游杂纪〉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杨慧：《“新‘东北’”“榷‘中央’”与“辟‘满洲’”：再论1929年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的东北之行——以赵君豪〈东北屐痕记〉和严独鹤〈北游杂纪〉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15）赵君豪：《东北屐痕记》，《游尘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8页。

（16）赵君豪：《东北屐痕记》，《游尘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第72页。

（17）杨白彤编：《东北问题》，《各方舆论抗议及对东北问题主张》，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社1944年版，第112—129页。

（18）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0—326页

（19）萧军：《樱花》，《萧军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20）萧军：《樱花》，《萧军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21）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出版社1990年版。

（22）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3）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4）董学升：《近代国人的东北认知变迁研究（1860—1932）》，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第63—68页。

（25）［英］加文·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毕万闻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6）刘伟：《殖民体验与他者镜像——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东北人形象》，《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