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河》：流域文明书写的新探索
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大辽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3年12月推荐书目），是一部立足辽河流域，多方位描摹流域文明、历史变迁和现实省思的探索之作。小说使用多线并进的方式结构故事和推进叙事，并通过历史演义与现实观照相互交织的方式，来呈现创作追求和思想主题，显示出作者较为高超的题材把握和全视角的叙事能力。
在历史叙事层面，作者选取辽河流域中不同的八个地点作为叙事基点来统摄整个辽河流域。这些地点既包括辽河源头的东、西辽河，也包括辽河干流的中游、下游和其他支流。每一个叙事基点的选择，几乎都暗含了某种文明类型或者文明变迁。同时，这八个叙事基点又分别对应了八个历史时段，作者在基于史实考辨基础上展开想象性叙事，尽最大可能进行历史还原，使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世俗人情和传统风貌。小说将地域、时代、故事三者巧妙结合，既相互勾连，又各具形态，使简约顺畅的叙事具有深邃性和厚重性，契合流域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延展与变迁。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没有确切的名字，均是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三姐、四哥等身份出场。这种以族属血亲的方式来命名故事的主要人物，不仅使所有叙事具有穿越时空、超越当下的艺术功效，而且深刻地凸显了作者努力营造中华一家亲的创作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大辽河》历史叙事部分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历史流转和变迁过程中，曾经有数十个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先后建立起多个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这些地方政权的建立与更迭过程中，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南北方文化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不断在各章叙事当中予以呈现。二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生命意识。作者关注如何让文明和文化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不断释放与传承。八个故事都是关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为了维护这日常生活所可能争取到的生存权利。作者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还原历史情境和不同时代的风俗、传统，既包括伦理纲常和尊卑秩序，也包括生活仪式和爱恨情仇。不管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作者都为他们赋予无差别的人间烟火气。作者认识到，正是这样的平民生活和人间烟火，为流域文明的沉淀、传承、交流提供了基本的载体。三是小说始终为叙事赋予动态势能。如果从一个基点出发去描述某个流域文明，那么很难处理好叙事上动与静的关系，或者说写静容易写动难。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八个基点的选择还是历史故事年代的确定，作者都有充分的考量，并与自然条件下流域地理变迁相结合。时代变化、文明发展与流域地理变迁相互依存，使整个叙事充满了向前奔涌的势能，给读者带来一种非常新鲜的阅读体验。当然，《大辽河》也写流域文明之“静”。小说中始终有一个关于“龙凤玉佩”若隐若现的线索，结尾处作者通过这枚玉佩将我们带到红山文化当中，带到辽河流域文明的源头之中。“龙凤玉佩”这一静态文化符号在历史叙事中从远古至今的流转、穿越，为《大辽河》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文化认同的基础。
现实层面的叙事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经历。作者或者将现实叙事置于各个历史故事之前，或者置于其后，在每一章中形成两种话语方式，并使之成为隐性的相互交织与补充的对话关系。这是《大辽河》提供的另一种新鲜经验。从文学史上看，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文献的旁征博引和实地田野调查补充的叙事模式并不鲜见，而《大辽河》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流域文明的文献征引和历史地理的实地考察充满了学术气息与哲学思辨意味。作者不断地从现实境况向历史回溯，在总体性上为历史叙事提供背景，同时也站在当下的立场对历史进程展开反思，在更为现代的层面完成与远古文明的相互凝望。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大辽河》是流域文明书写的一次新探索，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和历史体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创作路径和姿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作品的有效叙事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作者：周景雷，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