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一闪念”，磨砺九春秋
我准备写作《罗贯中传》，似乎出于“偶一闪念”；迄今想来，我对于这一写作所面临的难度一直准备不足。但不知不觉中，错杂、浩瀚、纵横的9年时间过去了，这部书的写作也终于到了尾声。何谓“偶一闪念”？这么说吧，我来写作这部书，似乎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因为我之前一直专注在散文、诗歌、小说领域，接触过一些与罗贯中有关的写作任务，但也仅限于地方文化中出于乡谊的成分（因为《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除此以外，我虽然喜读传记，稍微写一点非虚构性质的文字，但向来没有以此为重。所以，在2013年夏，因为哲夫的推荐而开始介入这项工程时，我常有恍兮惚兮之感。但这一因无知而无畏的“闪念”，从此构造了我的生活。
自2013年夏天的尾声完成写作大纲，并与作家出版社签订正式协议以来，这部书的写作迄今已然跨越了9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从太原市文联《都市》杂志社调到了山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写作；去北京读完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在接受本书写作任务的最初3年间，我将工作重心放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上：通过各种途径购藏了与《罗贯中传》写作有关的、出于古今中外各类著者之手的数百本图书；阅读、解析并顺藤摸瓜地走访了山东、河南、四川、重庆、陕西、北京、江苏、浙江、河北、福建及山西清徐、祁县等全国十多个或与罗贯中生平相关、或与罗贯中研究不无牵涉的省市区县。这些工作陆续完成后，我终于在2016年5月18日开始动笔创作，到7月31日完成了近8万字，形成了本书将近半数的篇章。
但在2016年的后半年，由于读研备考之事，此书的写作便暂时被搁置下来。
等到研究生录取事宜尘埃落定，我在2017年3月31日再度拾笔续写时，却发现由于中断形成了新的思考，全书业已完成的章节也感觉面目全非，于是在整体结构和细部方面重新梳理，用了大概一个半月进行恢复，才真正进入第二轮写作状态。这次写作从5月18日一直持续到8月26日。2017年9月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之前，《罗贯中传》的基本文本规模达到了16万字，但仍未最后定稿。而在此前与此后，我参加过两回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组织的专家会议，参加过一次中国传记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基于国内罗贯中传记写作的一片蛮荒局面，在会议中求教于各方专家，虽获益良多，但对于如何彻底完成此书的写作，却愈来愈觉得艰难，需要加倍慎重。此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首先是罗贯中生平文献的过度匮乏，但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因素，即本书传主最重要的著作《三国志演义》，是否同出于《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杂剧家罗贯中之手，学界一直未有确论。在这种分歧面前，传主的面目自然无法变得清晰起来。
从2017年9月到2020年6月完成研究生学业的3年间，由于拿不出根本性的说法，而我头脑中的疑惑之处渐渐增多，所以《罗贯中传》的终稿一直难以出笼。前述分歧带给此传写作最大的麻烦在于，传主的生平链条无法在矛盾重重的面目中首尾贯穿，且极易发生时空错位，赓续大体无法，更难以按照传记的基本要求行文。因此，在2020年秋天，当我最终决定将此书结稿，对多年来关注和支持此传写作的众多师友，尤其对组织此书写作的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的几位师长、对已经签订协议多年的作家出版社完成最后的许诺之时，我发现我面对的不是需要稍做修改的16万字，而是在时间流逝、思考不断蔓延的作用力下，突显出更多自我质疑和否定的16万字。
自2020年腊月一直到2021年暮春时节最后数月的突击修改，我便是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度过的。直到2021年4月30日，我最终提交18万字的文稿时，也没有出现如释重负的感觉。经过多年的传记写作，我原有的超强的自信心退去大半，一种从未有过的无知和无力感盘桓心头，良久不去。唯一或可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多年坚持，这件在9年中我都没有觉得会确切落地生根的事，居然成功了。我确信我所执笔的这部《罗贯中传》不会是这位小说大家最后的一部传，因为此前我已隐约从各个渠道了解，愿为罗贯中作传的人并非没有，而是各位大家出于谨慎和谦虚，不愿自居人先罢了。
2021年年末，书稿审读意见陆续返回后，结合审读专家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修改，终于到2022年年中，于炎夏带来的暑热中正式将书稿完成。但由于上文所谈，今天我所能呈现的，固然也谈不上是一部扎实严密的《罗贯中传》，它充其量，只是遵循了学界的基本研究，并以我迄今仍觉粗浅的判断力而拿出的一部粗线条的、不乏推测性结论、虽有旁征博引但距离真正的传记尚有诸多差距的作品罢了。
至于本传字里行间，关于罗贯中生平行事段落不免各种缺漏，而笔者却将着眼之要点，放到了罗氏在精神层面的觉悟和灵魂之细节，在此只能祈请读者知之、谅之。因为关于传主原始的记录，实不至于支撑本传铺排行文，故本书在开展之际，常涉笔于元末与三国时代大势，对传主本人来说，似旁及过多，此为无奈之举，亦望读者知之、谅之。
罗贯中一生著述，以《三国演义》为其核心，因此本书提纲挈领，以一个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对应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此可谓笔者撰写此书的起点，也是全书最终的归结。另，对罗氏曾参与创作《水浒传》一事及其余“可能性的著作”，本传只是略为述及，并未详加叙说。其因，一出于笔者笔力未逮，二由于《水浒传》之著者，本丛书另已有传，三因《水浒传》之事，更为扑朔迷离，笔者论来论去，会显得本传更加不像一部传记，大违编者要求，也远离读者阅读趣味。
为保守传记真实之底线，本传对于晚近各地出现的罗贯中传说，今人所提之模棱两可、难证其实的新史料，只做极有限的采录。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行文尽可能删繁就简的前提下，为了厘清错综舛乱的材料之间的关系，使全书的叙述显得可信，本书在以有限的记载为据，叙述罗氏生平之余，尚在必要之处采取了辩证之法，尽量节制地加入了一点作者的议论。这并非是笔者要故意破坏本书的体例，而实在是由于不愿姑妄言之、草率结论罢了。至于评判此书的绘制，是否尽得罗氏本相之精髓，却不属于笔者之责，只能劳烦读者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