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文学的和声
1本书具备一种多线条多层面交流的特性,比如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同一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不同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外国文学阅读者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身在幕前者和身处幕后者(评委)之间的交流,因而形成一种交流的和声与丰富性,使人在这样的多重交流中获得种种新鲜认知,这一特点是首先要说出来的。
2 置于每篇访谈前面的“采访手记”,匠心自用,不可或缺。它们就像一个个显明的路标或者言简意赅的导览手册,在大量必要功课的基础上,撮其大要,告知你接下来受访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专长和个性。比如对于潘向黎,采访手记里是这样介绍的:“潘向黎的身上自有着一种古典美,旗袍对于她是最合适的……可她同时又是现代的,说话做事另一番生动活泼,走到哪里,哪里的氛围便热闹起来。”这简直是小说一样的描述,寥寥几笔,所描述者的形象、性情就宛若眼前。关于作家马晓丽的介绍是这样的:“马晓丽年轻时曾经在部队炊事班当过班长,每次做糊饭,她都会带着全班站在饭堂前面给大家做检讨,而现在,马晓丽是美食家,她亲手制作的各种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常常令朋友们惊艳不已。”“马晓丽习惯于自我‘枪毙’,她的电脑里,一直雪藏着不少被自己毙掉的作品。”介绍作家周晓枫:“晓枫热爱生活,喜欢电影,喜欢旅行,喜欢美食,她的穿着总是大胆时尚,多么艳俗的大红大绿在她身上也很妥帖……她的笔触是细微的、敏锐的,她的呈现却是广阔的、厚重的;她的表现是热情的、喋喋不休的,她的内心却是羞怯的、恐惧的。”在介绍诗人路也时,作者自己先设问说:“路也是谁?”接着一路慨然答来:“诗人、作家、教授,自称‘路霞客’,从小是个‘摇街走’,连吃饭也不愿待在家里。”“长大了,她果然还是喜欢到处跑,喜欢看各种地图册……居然喜欢探访作家的故居和墓地,即便是偏僻阴森的地方她也不怵。”《堂吉诃德》的译者董燕生家里就挂着堂吉诃德的挂像,说这老先生“字典里不设‘防护墙’,想到十分非要说到十二分,有时候把话说得越尖酸刻薄,越觉得过瘾……实际上,他心地善良,又充满幻想”,等等。舒晋瑜在她的采访手记里,就是这样介绍她要采访的人物的,使人看完采访手记,就会有对受访人做更深了解的兴趣,这无疑是舒晋瑜访谈的一个优胜之处和独到之处。
3 在访谈中,舒晋瑜也会不时引用一些其他人对采访对象的描摹概括,因为搁到了合适的位置,就使得这些引用部分以少总多,有点睛之效。
比如邱华栋对徐坤的描述:“一直是短发,戴一副不断变换样式的眼镜,仔细看,她的短发讲究,总需要及时修理,打扮得利落而入时。”“她酒量大,酒品好,任何时候都是体面地坐在那里,比男子更有气魄。”
陈世旭对葛水平的描述:“一身装束满是乡村元素,就像个活动的民俗博物馆。”
路也的朋友对路也的描述:“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一边跑一边漏油……我想,这不就是路也吗?”
迟子建描述潘向黎:“有一种清爽的妖娆。”
所有这些描述,都给人一种见人见骨、一见难忘的印象。
因为引用得当,这些文字甚至显现出了比在原文中更多的光彩。曾经读过张承志写文天祥的随笔《水路越梅关》,其中引用的文天祥的诗词,就让我大感兴趣,但是专门买了文天祥的诗集来读时,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把别人的诗文加以利用,从而使之焕发出别样光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能力。我甚至动了心思,想把类似这样在高度概括中精准描摹人物的文字辑录到一起,形成一篇特别的文章。
4 访谈录的题目,应该也是舒晋瑜一手拟定的。这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很多题目都准确深入地说出了受访者为人为文的主要特点,就好像题目是访谈的“文眼”一样,对整个访谈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不只这本书,舒晋瑜的多本访谈录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给文章起标题方面善抓七寸。比如和史铁生的访谈题目是《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这样一个题目真是再恰切不过,让人觉得辛酸的同时,又平添一种力量。
和红柯的访谈题目:《走出大漠很慢,生长期很长》;邓一光,《在绝望的故事中找出不绝望的人》;池莉,《通过写作,变成接近天使的物质》;刘恒,《文学一旦丧失锋芒,也将同时失去诱惑》;王跃文,《文学应该是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
结合每个作家的具体创作,这样的题目可谓量身定做,同时对他人形成一种有效的参照性和启发性。
我的访谈题目是《留心日常生活里的漩涡和浪花》,在我看来是不二之选。它几乎概括出了我一生的写作主张和写作追求。
5 从前几本访谈录看,一些受访者在匆匆言说之后,业已辞别人世。年高者不说了,就连正当盛年的雷达、史铁生、李鸣生、红柯等人,也杳然西去,让人痛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同时也感到,舒晋瑜的辛苦访谈因此显露出一种特别意义。曾经来过,留言为凭,也算是虚茫人生的一丝痕迹和慰藉。
6 对于几位翻译家的访谈,我好像有着特别的兴趣。印象里不少作家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要好好感谢各位翻译家带给我们的福惠。我们阅读的翻译文学,都是他们千里万里乘风破浪,给我们运渡过来的。说到托尔斯泰,就要感谢草婴;说到契诃夫,就要感谢汝龙;说到福克纳,就要感谢李文俊。这是应有之义。《倾谈录》中涉及到的翻译家,都很有个性,像董燕生谈及杨绛翻译《堂吉诃德》,说杨绛省略了一些不该省略的。当被问及“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情况如何”时,董先生的答复也是有些过于直接了,他张口就说:“没有任何反响。”但翻译家黄燎宇对中国当代文学就没有董燕生这么悲观,虽然他也承认“我们的主流作家在德国整体而言受到冷遇”。但黄燎宇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还是很高的,尤其对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评说不以为然。这样一些观点和信息,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而且各位翻译家在翻译方面的认知都很有启发性,值得一再领会和玩味,如董燕生提到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翻译作品的看法,这看法是:“译文就像是编织和刺绣的反面”,这大概是翻译家们都不爱听的话,但也只有他们,对这话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吧。
7 整部《倾谈录》中,最乐于读的,倒是关于评委们的访谈。什么道理呢?也许是想看看幕后的故事吧。
《倾谈录》访谈到的几个评委,都特别遗憾地提到了自己中意的哪些作品最终落选。董强是第八届鲁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副主任,饶是副主任,他个人喜欢的《赫贝特诗集》也没能最后胜出。还有一些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丁晓原说,原本第七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委里没有他,因为有规定,同一评委不能多次参加同一门类,但评委会主任张胜友考虑到丁晓原更熟悉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向相关领导申请后,将丁晓原增补为第七届评委。张胜友是术后带病参加评奖工作的,两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是一段让人嗟叹的往事。谢大光是第四届鲁奖中篇小说组评委,他说到这样一个细节:“印象最深的是,崔道怡声嘶力竭地往上推葛水平的《喊山》,他穿着红色的衬衫,极力推荐,以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如果不评上,我这个评委不当了!’”类似这样一些细节,读来真是摇动人心,难以忘怀。对一个作者来说,碰到这样一位有资历、有坚持的评委,该是何等幸运。
这样一些幕后细节,都是从《倾谈录》中得到的,因此不能不感慨《倾谈录》的秉笔直书和有闻必录,这可能正是它特别的价值所在。甚至想,可以就历届评委的深度采访出一本专著,一定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然说到底,文学的真正价值唯在文学本身。
一个设想:许多年后,《倾谈录》中的一些作家也许会湮没无闻,但《倾谈录》却流传了下来。会否有人指着我的名字说:“这人是个做啥的啊?”
(作者系宁夏文联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