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移与抒情：《河山传》里的世情、天地和众生

发布时间：2024-04-07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一

此“河山”非彼河山。河是洗河，山是罗山。洗河出自农村，是进城务工人员，是创业的“城一代”，是跟班、助理、管家、筹备中的项目经理；罗山久居城市，是事业大成的老板，是社会贤达，是“主人”、老总、商会会长、政协委员、数个公司的董事长。人事兴衰倏忽，转眼四十年矣！其间阴阳交替、寒暑易代，造化运转不息，人事迁转无定，演出了多少兴衰、起落、成败、得丧、荣辱、进退甚或死生的生命故事，遂成这一部表层风轻云淡，内里波澜万丈的《河山传》。

洗河在基层，其行象水，多阴多柔，四十年间随物赋形，与时推移，终究也得以圆满；罗山在上端，其状如山，一味刚猛，四十年间左冲右突，努力精进，孰料却不幸殒命，壮志未酬，身死名灭，化烟化灰，教人慨叹：“这个不想活了的骆晓婷从高楼的二十八层掉下来死了，却也砸死了活得正好的罗山。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1]照世俗的眼光看去，罗山的死间接成就了洗河。鸽子嫁给了罗山唯一的儿子罗洋，管家洗河和佣人梅青夫妇二人，名正言顺地成了花房子的主人。洗河的故事起笔于1978年，与罗山交集后得后者提携，生活有了此前断无从料及的巨大变化。然而相较于事业有成的罗山，洗河生命的进境要逊色很多。罗山数十年间苦心经营，可谓殚精竭虑，也曾临深履薄，时常遭遇险境，然皆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事业始终精进，地位一再提升，可谓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他费尽心力获得路井村的开发权，正踌踌满志，要开辟事业的大境界，孰料人事吊诡，天不假年，生命戛然而止，一切转头成空，叫人不由得生出如读《水浒传》由“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之感：

读一百二十回之《水浒全传》，从生命力充沛，义气磅礴的英雄之个别活现，到梁山泊之聚义，到狂飙式之席卷掠夺，而至招安，而至破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迤逦排闼而下，到最后两回结局，戛然而止，众弦俱寂，给人不胜突兀迅疾，猝不及防之感；其势有如突然堕下峭谷悬崖，了无声息，使人在顾盼之余，不期然而益加徘徊怅惘，中情骚荡，难以喻之于怀，刹时间，果真有从惊天动地而归于寂天寞地的悲慨。[2]

不独罗山，兰久奎在全书临近结尾处亦因感知世情之变而生退隐之意，那“半半诗”便是如此心志的表征。还有那个最早提点洗河诸人，四十年间始终关切身在城乡之间如洗河样的年轻人的命运的作家文丑良，一度也可谓时来运转，从乡下到了城里，因为花房子作赋而声名大振，不料却被呈红辱没着、作践着、利用着，落得个千夫所指、狼狈不堪的下场。再如洗河，从起根发苗到茁壮成长，皆离不开罗山的赏识和提携，眼看要成为经理，参与到罗山路井村的大项目里彻底改变命运；又怎生料及罗山猝然离世，此志亦成云烟，后来虽因缘际会，成了罗洋的岳父、罗山遗留公司的顾问，却未必是他心仪的结局。洗河胸中的无奈、悲伤，甚或怅惘，也未必弱于兰久奎等人。此情此境，仍如论者所言，“宇宙是一大化，再坚执的意志，在大化中也必返于虚寂”。相形之下，“只有钱塘江的潮起潮落”，“蓼尔洼的绿水青山”，方能“道尽英雄过处的寂天寞地”。是为“中国最典型的悲剧意识的呈现”[3]。如是生命中的大哀，《废都》早有呈现，《暂坐》情境亦庶几近之，那是与时间壁立千仞的森然相对之生之有涯有尽之叹，可谓中国古典小说“境界之再生”。《河山传》多少也有意于此，却并未局限于此。

二

传统小说的作者，时常感怀身世，情不能已，而藉小说的写作做“自我的抒解”，也自然生发“人间的关怀”。其作“直接取材于人间，亦将造成的后果还诸人间”。在此过程中，作者“往往有种自觉的责任感——关怀着道德、政治、宗教、风俗及历史、战争对于人间的作用与影响”。他们胸怀浩荡，“心念时常追逐着人事的踪迹，并替这些人类的行为在宇宙时空的流转里”，觅得“一定的位置，赋予‘典型’的意义”。[4]《河山传》中人事、情境、意义亦庶几近之。而以“世情”二字总括全书，意在说明此书虽以某种意义上的编年体为纵向结构，笔墨的重心却与同以编年体为结构的《平凡的世界》并不相同。后者写1975-1985十年间的历史、现实、日常生活及人性人情之变，务于详实、准确，所述具体问题，可以与现实实在境况逐一对应；《河山传》起自1978年，终结于2020年，若干重要事件虽不乏原型，却仅求大略，得其神似可也，或曰以神写形，琐末细节不必深究，世态人情约略勾画。其要在“直指当下人间、凡俗庶民俯仰其中的生命舞台，既非遥遥远古，亦非殊方异域”，而“描摹世态百象、人情万端的丰富内涵”。[5]此属“世情”一词要义所在，亦为《河山传》着力用心之处。然世情小说笔墨重心虽在描摹世情，却自有对生活世界作“全幅的观照”的用心。其“大多以婚姻、家庭为情节描述轴心，扩及点染世态人情，并进一步将关怀的层面延伸至家国兴亡”。一言以蔽之，“儿女婚恋、家庭伦常、世情百态、国祚兴衰为其普遍关切的对象”，多种题材也“往往形成网状的结构脉络”，诸条线索纠绕牵缠，遂开“纷繁多元的生命图景”。[6]

这多元生命图景中，自然不仅有人情、世情，亦有家国、天地。故而此类作品笔墨虽集中于饾饤琐屑之日常生活繁简、起落，背后仍有阔大境界和高远情怀。[7]就全书大结构论，洗河、罗山身份的“互换”为基本框架。故事源发于此，亦落脚于此。文章基本作法，也类乎《水浒传》，先从不同人物单独起笔，因缘流转，再彼此纠葛交错。如他先写洗河1978至1996这十余年间的生活事项，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看似随意点染，内里却尽有分数。如洗河样自乡入城者所可能面对之诸般际遇，皆约略可见。洗河如一条河，源自山间，初不甚大，愈流愈远，携泥带沙，渐成规模。再写罗山1996至1998年逐渐“发迹”的过程，也是择其大要，约略勾画，如是人物的“发迹变泰”及其与世情人情关系之细密纹理亦不难察知。罗山极富心机，也得时运，事业风生水起，生意蒸蒸日上。洗河与罗山，并行不悖，可以交互参照，乃是全书极富意味的重要安排。花房子建好后，罗山仍在城里奔忙，洗河成了管家，入住山庄，常有闲情，颇多逸致，能看花开花落，可见云卷云舒。倒是罗山一味奔走，劳心费力，未及得闲便猝然离世。相较之下，“材”与“不材”，“进”与“退”的参差对照，意义亦约略可见。全书结尾处，二人身份的互换，亦极富意趣，乃是大有深意的重要一笔。

回头去看，全书“前言”与“后话”首尾呼应，似为“闭环”。但前言毕竟仅为小引，是大戏开场前的几声锣鼓，后话则在全书故事“完结”之后，故而篇幅虽小，却足以统贯全书。其时已是新世纪，罗山已逝，洗河的女儿与罗山之子结为连理。洗河再不是打工者，成了罗山遗留公司的顾问。时在夏季，骄阳似火，有啄木鸟在树上劳作，惊吓了呈红。不过数月，花房子已无原主人罗山逝后的悲切。山河永在，人事却已不同。呈红在园子里偶遇了洗河。洗河弹嫌她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发在微信上：“你是在骂我！我小人，我无耻，我攫取上位，我鸠占鹊巢？！”呈红不解，继而说出了另一番道理：“我不是这意思呀，是歌颂呀！这个年代就是分切旧格局的蛋糕么，平民起来，哪管是啥门路啥方式，即便是耍阴谋，搞钻营，抢夺或者巧取，只要把人变成人物，换个词也就是奋斗啊！”话里话外，影射的是熊启盘、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物，他们一度也是如洗河样的打工者，偶走时运，兼善“钻营”，从“人”变成了“人物”，在西京城内外炙手可热，势不可挡，能呼风唤雨，可任意作为。他们随世俯仰，如一股山泉，初不甚大，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渐渐就有了规模，成为其时潮流所系，一度可谓风光无两。洗河辩解道，“你说的该是罗董他们，我是什么，人家的随从、跟班、护院和答应，吆鸡撵狗，支桌子关后门的！”呈红不以为然：

“罗董他们吃肉你喝汤，是一体呀，你不就成了东院主人吗？”

“那是儿女自由恋爱，又不是我设的局下的套！”

“这就是天意！你我本是生物链的下端，可天护基层人么，生物链头尾相接，上端的吃下端，下端的吃天，天吃上端，我就是这么写的。”

当是时也，洗河已不是了洗河，似乎成了罗山；罗山也英灵未远，藉洗河得以延续。山河仍在，绿水长流，不过数月，荣辱、得丧、死生，彷佛从未发生。罗山当然不能与《水浒全传》中数个英雄相比，但他也是能人，是精英，是时代潮流所系，是天地大气所钟，然无论贤愚不肖，个人运命实难把捉，闻之令人叹息：“理性和感性如何结合，决定了人的命运。《河山传》中的角色如此，我也如此。写作中纵然有庞大的材料，详尽的提纲，常常这一切都作废了，角色倔强，顺着他的命运行进，我只有叹息。”不仅如是，这叹息中还包含着更为阔大的信息——贾平凹笔锋一转，落在了此处：“就在立夏的这个早晨，窗外大树上众叶摇曳，极尽温柔，传来鸟鸣，而我却想象了那个苏轼，为了心绪，为了生计，在东坡上开垦的一块地里的身影”。

如不作闲笔看过，则这一处落脚，或包含着隐微的意思也未可知。“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重。”如苏轼这般才气，亦须借酒醉而暂脱尘网，醉后书画，尤可以“藉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8]。而以浩荡山河为参照，以往古来今为尺度，则人生之有涯有尽叫人慨叹。苏轼于逆境之中，常以此寄托怀抱。《河山传》雄心勃勃，要写四十年风云变幻，内中激荡着世态人情物理，交织着得失荣辱进退，也是起落无定，变化无端。此间理趣，远非洗河、罗山身份的互换所能简单概括。“前言”“后话”的对照，也并不能构成封闭的意义空间。《河山传》尚有“上出”于此者。天地交泰、阴阳和合、万物自生。此为全书并未言明却始终指向的境界。[9]《山本》与《秦岭记》笔墨重心虽在“人事”，写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他们在或大历史或日常生命流转过程中的种种遭际。核心故事如井氏昆仲的起落、成败；陆菊人的荣辱、进退；涡镇上下为历史巨变牵动的各色人等的悲喜、死生，已足以动人心魄。《山本》是以“大”观“小”，或曰见“著”知“微”。人事悲喜、起落永无定，而山形地貌亘古不易。“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达者观之”，如《山本》细述人事，最终却将人事返归至浑茫无尽之自然之中。人事悲欢渐次淡去，若干人物为之纠结为之柔肠百转为之心意难平的诸般事件，“殆不值一笑也”。“‘人物’在《山本》中已经消隐在‘自然造物’之中，本身淡出而成为‘混沌’的一个组成部分。”[10]《河山传》则不然，他写天地，写自然风物，起点和落脚处，却是芸芸众生，是个体运命的流转，全无《山本》人事淡去，自然永在的视界。一切源发也返归于人事。让“广大”落实于“精微”，浩荡时风之变化作一段心史，幽微难测却也动人心魄。如况周颐论词境所言，万缘俱寂，心如满月，如“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浑“不知斯世何世也”[11]。百年而后，若有人读，琐末细节、具体情境皆已不同，然就中人情物理却未必判然有别。读者读此一书，得以感通发挥的，乃是人之境遇、限度和可能，以及由之引发的种种心绪，千载以下，百代之后，亦足以摇动性情，感发人心。

还是那个苏轼，固然漂泊无归，难免风吹雨打，却是“一个自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抱负”，也“绝不放弃拯物济时的责任”。即便躬耕东坡，仰赖天赐、衣食俱忧，却是心超日月、胸藏万汇，千里河山收眼底，万家灯火在心头。此河山也是彼河山，叙述天地间一段故事，教人领会荣辱进退、离合往还的义理。写世情亦是写人情，人情通于人心，人心可鉴古今，可以涵纳万象，包容万物。世态人情物理，心事家事天下事，藉此得以朗现。

三

《河山传》写洗河，写罗山，写围绕洗河、罗山所参与的宏阔现实而牵引出的如兰久奎、熊启盘这般人物。此为小说这一文体惯常处理的情境，“个中人物必然处于当下之境中”，此境“通常是复杂而充满机变的”。人物的性格、心智及其与周遭环境以及“宇宙中冥然浩渺之力，交互涵摄运动”，“形成瞬息迁移的态势”，他“处身其中，就如人浮沉于一股冲波逆浪的急湍中一样”，须得“不断地采取行动”，以“因应迎面而来的澎湃”。[12]于此升降沉浮之中，必有“悟境”的发生。求之于诗，其理亦是。“盖一般人只知求诗于诗内，而以禅论诗则可以超于迹象，无事拘泥；又一般人之求诗于诗外，如道学家等，又往往于诗教之说求其应用，这又不免太离了诗的本身说话，而以禅论诗，则可以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以导人启悟。”[13]《河山传》叙述一段故事，有意在言情，如写梅青对罗山父亲的感情，洗河对罗山的依恋；有重在说理，如写呈红的数段感情，写她的见异思迁和冷漠自私。还如写文丑良，用墨不多，却是烛照全书的重要人物。还如文丑良笔下的十余农民工，他们各有故事，却只能被提炼为若干条目，细部皆不可见，如《山本》中写“物”的笔法。如是各色人物，不同境况，聚于一处，广阔复杂之人间世历历如在目前。其间“悟境”，多含义理，足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将之读作“寓意小说”[14]，似乎也无不可。

时代潮流如江河滔滔，饾饤琐屑的日常情境却为人物无从逃遁的具体境况。这境况乃是实在界真实情境的映衬或提炼，端在其所蕴含之义理。“小说中之境，固然使人物沉迷，境亦绝可使人物出悟，所谓境有爱染，境亦生了悟。”“此境之成，由于人可于一切现实事物之相，可视之自其所附之实体，游离脱开，以凌虚而在。人即由此而发现一纯相之世界，或一纯意义之世界。”[15]“意义”如何发生，抑或“悟境”如何抵达，端赖境中人的“识”力。此“识”力如冯友兰所言之“觉解”，有觉解则自有了悟而境界大开。杨姨血糖、血脂高，整日里浑身不得劲。那给花房子看风水的先生见她敬佛，便教她每日里去五里外首阳山上的安喜寺礼佛，承诺半年后症状全消。何村长与杨姨皆不明就里，倒是洗河得以勘破：“你想想，每天去一趟安喜寺礼佛，心里有个念想，再来回走十里路，半年后能身体不好？那不是杨姨哭着感谢佛，是哭着感谢她自己哩。”此间义理有二：一为“念”力的重要；一为反求诸己，不假外求。后来有位阴阳先生听杨姨念《华严经》，“好多词唱错了，节奏也不对，但念得投入”，便教她理解每个词的意思，学会正确的念法。杨姨依法诵习，屋顶却没了“红光”。阴阳先生由此明白“能量的产生，投入是最重要的”，让她再照以前的念法念，不必拘泥对错。此后一切如常。

兰久奎好读书，通文墨，尤喜《道德经》，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经年，所得体会用之于人事，颇多效验。他表面风轻云淡，胸中实有丘壑，虽与罗山交好，却不似罗山般一味刚猛精进。他所居住的房间，颇多古意，一首长诗引人注目，“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悬挂这“半半诗”时，兰久奎人生过半，全书故事亦过大半矣。这“半半诗”，内含“求缺”的意思，亦被洗河道破：“人家兰总是已经圆满了才求半的，咱还不够半个，挂这些话干啥？”“求缺”的意趣，庄之蝶也曾萌发，且属理解庄氏心境、观念甚或全书旨趣的重要切入点，颇值一说：

孟云房说：“这话是对的，你庄老师福贵双全，活到这个份儿上，要啥有啥地风光！”庄之蝶听了，定睛看从窗棂里射进来照在菜盘上的光柱，光柱里有活活的物浮动，脸上就是一丝苦笑，说：“是什么都有了，可我需要破缺。”孟云房吃了一惊，问道：“你说什么？”庄之蝶又重复了一遍：“破缺。”孟云房说：“我现在也难吃摸透你了。说实话，你能去啤酒厂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想到，近日在报纸上写的那些文章似乎观念也大不同了以前。”庄之蝶说：“我也吃惊过我自己，是顺应了社会，还是在堕落了？”孟云房说：“这我不能下结论，怕就像我怎么迷上气功要戒酒戒肉一样吧，一切都是生命的自然流动，如水加热后必然会出现对称破缺的自组织现象。”[16]

虽与庄之蝶交往甚厚，且因参透奇书《邵子神数》而属难得的贯通天地的人物，才高识远如孟云房者，也未能真正了解庄之蝶“求缺”的深层意趣。“求缺”之说，据传亦有原型本事可循，也曾引发一段文坛公案，纠纠缠缠许久，牵连人事亦繁，且不去管它，单论此说足以统贯全书的重要意味。有此感慨时，全书开篇未几，然其时庄之蝶已是西京文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可呼风唤雨，正名利双收。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家庭、写作所面临的困境，实在难以与他人道及。所谓的“求缺”，实含“中年变法”之义，乃是自我突破重开新境的尝试。他一度痴迷于醇酒妇人，也曾醉心于声色犬马，终究不能获得自救，最终与他渴望拯救的女人一同毁灭。兰久奎的“求缺”自然与他不同，乃是看破世事后的退隐之举。这已不是避世遁世，而是仍在事中，内心却别有天地。何况这“半”字并非自我限制，而是包含着向他种可能延伸之意：“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此境类乎鲁智深醉打山门后，一支《寄生草》所包含之破立之间的释然快意。[17]兰久奎与罗山，互为镜像，可以交互参照，且各有应时应世的方法，也可谓各各得其所哉！

还有那个文丑良，既做教师，又是作家。他善思能文，对如洗河等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遭际始终关切，他以为“作家的天职必须得通晓天下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从全国的大局上观察和认识崖底村”，又立足于崖底村“来关注和思考中国”。1970年代末以迄全书故事终结时，若干人物的命运及其后时代或成就或限制的力量与意义，文丑良皆有论说。如他以为1970年代末乃是“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之际，人人皆可能出人头地，却也须承担转型期的时代问题。而以其时社会趋势看，“终有一天，要走城市化道路，农耕文明将急剧蔫微，以至消亡”，此为“农村真正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其时文丑良以善写农村题材作品名世，却自觉迷茫，不知该对当时生活如何书写，“新兴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惨烈地争斗、对抗、厮杀，人性之恶全都出来，生活是了一堆垃圾”。然无论如何焦虑如何纠结、迷茫，他也深知时代的发展如一条河，“我们无法把握一条河流过会转多少弯，会有多少滩，会翻多少浪，但河是一直要往东的，要到海里的”。

后来他还写有一篇长文，细论新一代农民工的现状，“大概的意思是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建设完成之后，已经没有农民工的生存空间，但新一代的农民工又涌向城市……城市便成了他们放飞梦想的地方，也是他们埋葬青春的地方”。他们“没有稳定的营生，失去根基，在社会的缝隙里钻来钻去，既带来道德风险，也给社会秩序造成威胁”。他列举了王五一、刘赶山、韦能、西沙良、巩涛、闫晓等等十余个人物，流落城市，仅得温饱，前途晦暗不明，让人闻之叹息。将之与洗河命运的转变对照理解，则全书用心约略可知。文丑良这个人物，虽有作者的影子，其思其想却不能简单视作作者的夫子自道。然而他也确是浓缩了《腊月·正月》《浮躁》《秦腔》《高兴》以及《带灯》等作品中关于城乡关系的阶段性思考的有意味的人物。世运推移，人事迁转，文章兴替，变中有常，常中亦含变，文丑良观察、思考、写作，一旦目光从浩渺天地转向芸芸众生，笔下难免生出朝乾夕惕、黾勉苦辛之叹。然而书中如唐传奇一般“内在地探索到整个人生与宇宙的关系”，约略也“点出人世的虚幻无常”，却并不将之归结为生命意义的“短暂空洞”[18]，而是在洞悉浩大的“虚无之悲”后，勉力朝向一种极富创造性的生命的精进状态。

历史如一条长河，个人则似河中浪花，既被规约，亦得成就。如罗山、兰久奎、熊启盘，若非能感应时代风气，迎难而上，也未必能够成就一番功业。然相较于罗山、兰久奎这般拨弄风云的精英人物，洗河不过是配角，但他的故事，绵延漫长，甚至越过了罗山。他是普通人，是小人物，但他是大多数。他们的故事，是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河山传》的起点和最终的落脚处。如此，一条洗河，一座罗山，足以幻化为滔滔江河与连绵群山，以及它们所能指称和表征的广大世界。虽非用意于“复调”，《河山传》中仍有多种声音，彼此混杂，嘈嘈切切。罗山观念是一种；洗河观念是一种；兰久奎、文丑良亦各有其所见。甚至那个呈红，也有她用世的方法。然而相较于有限生命的世界感觉，天地无言，万物生生，又看惯和蕴藏着多少故事?

四

写人，记事，亦必要状物。托物喻人或以物观我，为贾平凹常用的笔法。如《山本》的主角在“自然”而非“人事”，《秦岭记》故事繁复，笔法摇曳，叙述的鹄的，也是浩渺之秦岭（自然）而非生灭不已的“人迹”。《秦岭记》亦写“花房子”，地理、风物皆与《河山传》中无异。“茨坪是个极小的盆地，四面山围，青冈成林，盆地里有一冒泉，形成小湫，湫满水溢。”先是各家在此种人参、天麻，培育木耳，后来却开始大兴土木，有了一幢幢房子，高低错落，“各自独立，又长廊亭台关联，逶迤巍峨，十分壮观”。村人将之呼为“白城子”。“白城子”金碧辉煌，应有尽有，是村人想象中的天堂模样。去白城子做工，被视为是享福，人人争先恐后，也因此生出许多龃龉，产生若干矛盾。既然得不到，索性毁灭之。其中就有个王长久，反反复复，矢志不渝，去城里反映白城子违建的问题。如是五年，白城子果然被拆除，昔日“天堂”不再，“茨坪恢复了原状，这里再没有了人，昼夜刮风，草木点头，百兽率舞。有豹子每杀一只岩羊了，跑来的就有狼、豺、野狗，而即便是一堆腐尸，秃鹰和鹞子也呼啸而至”[19]。此如苏轼初官凤翔，所作《凌虚台记》笔意：“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伟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20]还如二马山上的刘家宅子，修建之时，真是穷奢极欲，有匾亦曰“积厚流光”，悬于正堂，显现着宅子的气派。然不过数十年，宅子的主人刘广美身死，家庭亦逐渐败落。七十年后，那宅子却依旧坚固。主人当初所植蔷薇仍在，花开阔绰，见之叫人感叹。有好事者得此一句：“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花也不是主人，其亦难脱盛衰、死生的自然节律。宅子或更长久，然照苏轼的眼光看去，坚固如九成宫者，亦难免黍离之悲。其他人事物事，悉皆如是。也因此，善于观物，既可以察知人事，亦能别开怀抱。

人事波动不已，四时运转如常。在花房子，在双鼓坳，终南在望，云山星辰似乎也触手可及。这是秦岭里的祥峪，车行距城市愈远，愈见乡间风物之胜，到了圭峰，见那“一簇莲花状的山包上，草木葱郁，风吹过咕咕涌涌的温柔，而圭峰却在其中陡然直起”，其上无树亦无路可行，“峰头被云罩着”，似近实远，既真也幻，端的是难得的好去处。一行人自峰下祥峪进去，可见“从西往东的河，河里不见流水，白花花的都是沙”。再往里行，“是一座石桥，过了桥，山势险峻”，路分两条，一西一南，再南行四五里，“峪道豁然开朗”，便是何天回所在的村子。去打猎了，偶见一处胜景，有两个山崖形如馒头，大小一致，相互对峙，极有意味，何天回建议将之呼为“双鼓崖”。而自崖下入内，有一山坳，有三只鸟栖于石上，此鸟名曰绶带，全身赤红，尾巴极长，见之吉祥。众人驻足看去：

那绶带鸟从石头上飞起来，再落在石头上，又飞起来，落下来，花团锦簇，流光溢彩，然后同时飞起，飞过西近山梁，不见了。坳虽不大，而地势平坦，东、西、南三面都是梁，南面梁上是有瀑布，瀑布下聚着水潭，水从潭里溢流出来，凡浸漫的地方生了蒲草。时阳光普照，水汽氤氲，有幻影就反映在鼓崖上。

其景难得，其境殊胜，逗引得文墨颇深的兰久奎不由得吟出乾隆咏泰山一处凹地的诗句：“回峦抱深凹，曦光每独受。”此诗亦为《暂坐》中作家弈光所爱，他还时常吟诵，以为其中蕴含玄机。奕光决意修建山庄了，也是不惜物力，颇多费心，立志以古来名园为榜样，期待山庄能长久存在。花房子建成后，真正的主人罗山、兰久奎偶尔来住，却再也无初入坳中时偶生的闲情，感发的诗意，此处不过是招待重要客人的去处，是城市中事业的附庸，襄助着个人的功业。能感知此间妙处的，不过罗山父亲、洗河一二人耳！罗山父亲叫人毁掉一处花坛，种上蔬菜，从此得享躬耕陇亩之乐。洗河做管家，时常得闲，倒有逸致去看坳中风景。某一日他与“我来”到三面梁的南梁上，可见“远处的圭峰，圭峰上云雾缭绕，变化莫测，十分好看。回头也要看看峪里的公路和公路去到的祥峪镇，但公路和祥峪镇都在山底，没有看到，而身下的瀑布往下流泻，跌在下边的潭里一片烂银”。如此胜景，在山中想必随时随处可见，自然物色之变，也足以感发景中人的心志和情感，惜乎如罗山等忙人，在花房子建成后，连半日闲情也无，如当日初入坳中所见景致，再也没有重现的机缘。

罗山去后，兰久奎和洗河这一日枯坐于亭子里，“睁着眼看着黑暗，听南梁上瀑布跌荡的声音，听东西梁上的风行和鸟啼”，其时“水池里有鱼偶尔跃出水面，山高月小，满天的星星”。但罗山不在，物是人非，洗河几欲大放悲声。兰久奎劝他去看天上，四围黑黝，星光点点，明灭不已。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罗山未逝，他还在某一处，双眼如星星一般，看着人世的风景。此亦属“悟境”，乃点睛之笔，就中“推移的悲哀”，朗然如在目前。悲喜、荣辱、得丧，已然难以自主；死生事大，更是无从把捉。此境并不单一，既涵阿多诺、萨伊德论“晚期风格”时所言之“灾难”和“不和谐的、非静穆的紧张”，亦有看淡世情起落、众生来去而天行有常的“圆融”与“通会”。其理如论者所言，可说与不可说，可见与不可见所呈现的“种种未竟”之处，“更让人深切领会并如实面对艺术与生命中的衰老、无奈、不圆满与无可如何”，既无从逃遁，也难以扭转，索性“坦然接受，将缺憾还诸天地”。[21]虽未如《山本》详述天地万象，《河山传》中“天地”仍在，且是人事起落无言而永在的背景，具足大化流衍、运转不息的理趣，亦照见人事微茫、生生不已的韵致。读来令人神伤。

五

不从章法及其所呈示之观念入手，便不能体会《河山传》纵横交错的结构，自由来去的人物，以及如风行水上的笔触的用意。如论孙犁晚年作品，不从人格、境界上看，便以为其文既清且浅，文章背后经山历海而得的生命体悟，时常不被注意。孙犁晚年，文章老辣，非常人能及。此为“老境”方有之象。其理如孙过庭所言：“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22]虽论书法，亦可用之说文。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行云流水，任意所之，《河山传》文法之谓也。

《河山传》其形若水，苍茫而来，又浑然而去。时或清澈见底，游鱼细石可直视无碍；偶尔大水走泥，惊涛裂岸，浑然茫然，莫辨涯涘。1978年以迄2020年四十余年历史巨变为河床、为崖岸。然则是河流造就了河床，而非河床为河流预设。所谓的规矩、章法，皆属后设。何况河流永在，碧水长流，后之来者改弦更张亦非难事。《河山传》写的是四十年间的生活，期间“社会剧烈转型，什么事情都在发生着，如一条大河而下，汹涌澎湃，堤岸在崩溃，屋舍在倒塌，但又改变着两岸，滋润了更多土地”[23]。文法既如流水，可以随意挥洒，自然变化无端。1994年11月的某日晚间，洗河、马西来、曾五、邓家先去时在乡间任教的文丑良屋里闲谝。这闲谝并无主题，“常常是从谁的毡帽说到另一个人在集上买到了假酒，又从假酒说到村长和镇长，说到西安，甚至就争执联合国是个什么国”，其间话题如何“过渡的、转换的，全不理会，似乎像河水一样，自自然然便流过来了”。此可视为《河山传》纵向章法。“屋外一棵大树，从窗子里望出去，就是一堆绿。这绿浑厚，有疏有密，或浓或淡，每股枝条的伸出，枝条上每片叶子的生成，都组织得那么合理，风怀其中。”这却可解作《河山传》横向笔意。如稍作阐发，可知此如《檀弓》文法，善断善续，断续看似随意，实则章法自具。古来文章笔意，此为重要一种。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读《檀弓》条”有言：“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24]

“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乃是以“意”御文，较之以“气”御文更胜一筹。且看他写花房子秋后风景：“东西南梁上的栲树还青着，枫叶开始泛黄，接着杜鹃花又开了，各种颜色斑斓。”此为自然风物，不赖人事而有自家法度，如前述后记开篇所言之窗外大树所呈示之象：疏密相间、浓淡合宜，随风摇曳、姿态横生却繁而不乱。如《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不蔓不枝，虚实相生，期间有各色人物，有动有静，有远有近，其中人皆有名有姓，有自家一段故事。然而时移世易，一切均已淡去，原本鲜活生动人物，如今皆为影像，气息全不可闻，情事亦不可考。怎不教人于抚今追昔之际，长叹不已？！此为文章“意脉”之所在，“韵味”之所托。花房子秋后，依旧是阴阳交替、回环往复，人事却并不平和。先是洗河夫妇发现兰久奎、熊启盘绑票，遂心惊肉跳，忧心有大事发生。也不过一周，一切如故，这事也渐被遗忘。此后笔锋一转，写半坡村于家围绕三间房展开的旷日持久的矛盾，这矛盾因涉及若干重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冲突就不时发生。颇为吊诡的是，一场大雨过后，房屋倒塌，矛盾随之消散，倒教人生出一番感叹。还有罗山在万宁路得了一块商业用地，拆迁、预售过程皆十分顺利，孰料房价暴涨，罗山起了贪念，遂在花房子宴请秘书长，希望后者使些手段，援助自己获得更高利润。此事终未成功，罗山心情抑郁。此后节奏渐急，八月份罗闻涛外甥出事，罗山得知万宁路楼盘电梯猫腻，便辞退了罗闻涛，由周兴智兼任经理。九月里市商会换届，兰久奎任会长，罗山任执行会长。十月里，兰久奎出资，计划组织商会赴欧洲考察，担心饮食习惯问题，要带上梅青。梅青为此添新衣两身、高跟鞋一双。这数段故事，有大有小，有清有浊，有难有易，如此一气写来，浓淡合宜、繁简得当，的是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废都》以下，如是笔意可谓多矣！《白夜》如是，《秦腔》如是，《古炉》《山本》《暂坐》细部虽有不同，文章义法却一以贯之。此属个人心性与才情使然，非人力强为之。其理尽于田锡《贻宋小著书》中所论，“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25]一部《河山传》，二十余万字，核心人物有原型，重要情节有本事，材料庞杂、事件繁多，却自有章法，自成格调。人、事、物皆为文“意”化育、鼓荡，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意之所至，境因之生。推移的悲感、世情的起落，生命的咏叹与创造的进境，浩浩乎汇于其中。

注释

[1] 贾平凹：《河山传》，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引文皆出自此版，不再一一作注。

[2][3] 张淑香：《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水浒全传〉结局之诠释》，《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159页、180页。

[4][18] 张火庆：《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小说（二）》，蔡英俊主编：《中国文学巅峰之境》，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22页、324页。

[5][6] 陈翠英：《世情小说之价值观探论——以婚姻为定位的考察》，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版，第3页、7页。

[7] 参见王兆胜：《天心为镜，地心成语——马玉琛小说〈羽梵〉的精神意趣》，《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8][20]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455页、133页。

[9] 参见贾平凹：《创作属于我们品种的作品》，《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10] 王尧：《关于〈山本〉的阅读笔记》，《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

[11] 转引自徐玮：《世变、抒情与晚清词之书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84页。

[12] 乐蘅军：《小说中神悟情节之境趣》，《意志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世界观综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467页。

[13][15] 转引自乐蘅军：《小说中神悟情节之境趣》，《意志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世界观综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471页、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