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师甄妮》：情动实践与“新人”的当代性
“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外文学的创作中有着自身的缘起和发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又以特定的面向释放出相应的能量。从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到20世纪赛义德、奈保尔、曼海姆等人关于“边缘的”“有机的”“漂浮的”等提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已经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应对时代变化而自我革新的本色。当然，这些应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时而动，而是通过定位的调整来确定写作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能获得一致认同并产生积极反馈，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20世纪9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那一次探讨，一方面显现出时代对这一写作形态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彰显了作为对立面的“民间写作”的生命力。以诗歌为阵地的论争，因为没有触动最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使得双方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情绪和姿态的宣扬上，两个阵营的相似性也被忽略。由于20世纪末的特殊环境，“知识分子写作”没有从争议中变得立体，反而被标签化，尽管是诗歌界引发的这一话题，但在散文、小说等文体写作中，21世纪以来也少有作家主动把自己的创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挂钩。
客观来看，要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真正做到“知识分子写作”，便要解决当时激烈论战中悬置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学的“中国性”依靠什么来体现？二是中国作家的“介入性”如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冉冉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1）虽然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并且冉冉也不曾在任何场合宣扬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但是，如果从作品创造的“新人”形象、熔炼的语言资源以及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冉冉又着实探索出一条“知识分子写作”的道路来。这是值得揣摩与反思的，并且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提取出新的“知识分子写作”经验。
一、城乡之间：“中国性”的主体生成
20世纪90年代，“盘峰会议”引发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对立问题，除了生机勃勃的民间正在被发现之外，也与整个20世纪城乡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城市和乡村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最初，城市经历了对乡村的绝对胜出，那个时代的作家笔下，乡村是理应告别的过去，城市才是未来的指代；后来，乡村开始反哺城市，不但滋养城市，改造城市，也教育城市，作家们大都迷恋着“明朗的天”；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较量，从逃离农村再到后来逃离都市，城里人和乡下人始终都以对方的生活为目的，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认知，大多时候却陷入迷失。《催眠师甄妮》并没有回避这个城乡问题，一定程度上说，城市和乡村的空间转换也支撑了小说的显在结构。
一开始在城里的甄妮是“匕”，是“一把刀子，杀气腾腾的刀子”，最后回到城市的甄妮也是“匕”，不过却是“温柔敦厚，像一位修行者合掌安坐的侧影”。从表面上看，在远离城市之后返回城市之前，甄妮在这个阶段获得了特有的力量，意味着乡村这个神奇场域化解了甄妮的戾气，唤醒了她的生命潜能。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乡村并非惯常意义上那个“城”与“乡”的对立所在，它不是作为城市的逃避或补充而存在的“乡村”，而是有着一种自转的独立性。冉冉所构建的乡村——普旺和米耶——并不是以城市壹江的对立面出现，尤其是她不是描写现实中的普旺、米耶和壹江的区别，而是追问普旺与米耶从过去抵达现在所经过的长时段，恰恰是对长时段的留意，以及把长时段转化为现时世界的这个逻辑，令小说找到了对乡村的新的书写方式。
普旺和米耶在作品中的呈现跟裴加庆和新月这两个人物有着密切联系：裴加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折期的亲历者，壹江医大医学专业硕士毕业，辞去县医院科主任职位后返乡创办一心诊所；新月则是时代大动荡中遭遇灭族之灾的乡绅后裔，隐居僻远村寨跟乡民共度艰难时世。从新月到裴加庆，小说自然而然地勾连起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的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之路。小说在处理社会历史演进和个人命运起落时，将新月与裴加庆生命里的重要节点与中国历史百年变迁的背景相叠合，从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建运动理念中获得教益启迪，并融合在现实人生的知与行中。而裴加庆创办诊所治病救人和帮助村民起诉污染企业维权，显然又跟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对他的影响塑造有着密切关系。由此来看，甄妮虽然是在乡下获得新生，看似以此割断了城里的“旧我”，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简单改造。
回到小说塑造的这两个“乡下人”形象。新月一生为米耶人的耕读礼乐而穷尽心力，裴加庆大半辈子都奉献于普旺人的身心健康，但他们都不是固守着乡村的原有秩序，将其僵化地保护，而是顺应时势地因地制宜。有一个情节特别值得回味：当绣坊经济窘迫濒临危机时，新月提出售卖自己的古董木床，因为木床的市场行情看涨，便可以此来缓解米耶的一时之难。作家在处理这个细节的时候，不是把卖床作为“新”的压迫与“旧”的羸弱的绝对对立来写作，而是以极其柔缓的笔致写小雨和新月她们在床上对这份物质传承的领受和欣喜，某种意义上，古老木床的精神已经进入新月和更年轻的小雨一代，所以卖与不卖并不是对文化的哀悼。裴加庆也好，新月也好，他们看上去都被动地选择了乡村，被乡村接纳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从来都没有在城乡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一心诊所里面别有洞天的书房和新月私塾中孩子们阅读的课本，都无一例外地证实了乡村的开放性。在普旺人和米耶人的心里，裴加庆和新月并不是“城里人”，因为他们比自己还熟悉和了解自己，但也不是“乡下人”，因为他们始终都在引领和教化自己。所以，对甄妮的改造，根本不能说是城里的抑或是乡下的哪个部分发挥了作用。
那么，裴加庆、新月两人在城乡之间究竟为甄妮自新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无论是逃亡还是移居，迁避乡村为裴加庆和新月两人反思过往，拓展了关于人的思索。最初，他们都深信人主导历史的必然，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与改造，而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以及有限性中的丰富性，因此，他们意识到人不应为外力所捆绑，更加不可能被理性所枯闭，相对于城市和乡村的生活，他们最终创造了一种在而不属于的人生样式，可以说，这构成了对都市中国和乡土中国的双重补充。从17世纪开始，笛卡尔就提出身心两分说，他认为人的心灵操控着身体，所以“我思故我在”。发展到康德时代，人成为理性之所在，阿尔都塞进一步把主体发展为意识形态的结果，总体上看，在笛卡尔这一传统中，就是把人看作被动之物。但是，从笛卡尔的同时代人斯宾诺莎开始，也持续对这一传统做出反省。斯宾诺莎提出人的欲望、心灵的命令和身体的决定“三位一体”的观点，也即是说，情感行为可以将身心统一在一起，因而，人的本质应该是情感存在，是一个永恒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德勒兹把这一观点推进为人是情感的流变过程，即“情动”，他既反对柏拉图主义中的抽象概念的人，又纠正他的同时代人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人是结构牢笼中的主体，于是，主体就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这样的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相对简化地勾勒这样一个“情动”的谱系，并非是想把小说绑定在这样一个理论脉络之中，自然，也不是意指冉冉是德勒兹“情动”理论的践行者。在我看来，创作的萌生和理论的发明有一个共性，就是都致力于人类的自我探索与发现，这部小说在处理城乡之间“人”的确立这一话题的时候，已经触碰到这个问题域，换言之，《催眠师甄妮》以文本的形态揭示了前沿理论正在追踪的话题，这也显示了优秀小说所蕴含的品质。
城市和乡村在20世纪的文学格局中处于特定的两极，围绕二者的是现代与传统、知识分子与民间、雅与俗等等不一而足的二元标签，越是想强调某一极的重要性而否定另一极，效果却越适得其反。中国文学在寻找自己的创造性，在描述民族的先进经验时，也陷于这两极而难以取舍，甚至在很长时期，知识分子还被塑造为穿着长衫马褂却有着西方精神，或者穿着挺括西服而含蕴着东方灵魂的分裂对象。究其根本原因是，作家在认识本土问题的时候缺乏主体性。背叛或依附是一体两面的产物，唯一的解决方法则是适时地理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以自身为参照，而不是以欧化或西化为目标，在彼此的短长之间找到完善自我的路径，这才是“中国性”得以建立的前提。在既往的中国文学中我们见惯了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乡村里的士绅，文化人和精英分子绑在一起，“礼不下庶人”在现代作品中仍旧通行。不过，裴加庆和新月却成为打通城乡壁垒的新式村人，他们不是靠地域建构身份，更不是靠身份推动理论，而是切实地进入城市与乡村的生活逻辑，在此逻辑中尊重情感的流变，以此来修补城乡所共同经历的变动带来的损害。裴加庆和新月不但改变了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并且在反思启蒙主义的同时也丰富了启蒙主义。
作品的显在结构依靠壹江—普旺—米耶—壹江的空间转移来实现，城乡空间的预设其实是思考文学处理历史与现实、生活与虚构等等关系，作家写作的依凭要素越来越集中在熟悉的生活里面，即便想象力飞升，也跳脱不出置身的城市与乡村。伴随着城乡发展差距增大，文学写作更是陷于一种今昔之别的状态，尤其是城乡问题不再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以后，如何确立中国的城乡位置就直接关系到创作的定位问题。关于城乡的关系，以往的知识分子视野中有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有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有先富与后富的关系，等等，总而言之，是一种差序等级的存在。冉冉在处理这一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技巧的实现，也并非简单的思想钩沉，而是以情感的生成／流变作为主体的自我认知，改变了既有的标准和判断，探寻了“中国性”的主体自觉。
二、道器之间：“新知识”的主体实践
小说的标题是“催眠师甄妮”，但甄妮并非天生的催眠师，成为催眠师前后判若两人的甄妮，是作家刻意经营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甄妮的老师，说到底，就是通过行业师承所要探索的催眠实质。
围绕催眠，出现了两种师承关系：一种是舒那茜和甄妮、薛建芹；另一种是裴加庆、新月和甄妮。同时，在师承关系中，又包含两种类型的学生，便是甄妮和薛建芹，小说尤其刻画了两个学生在一次登台展示时的大不同。具体来看，最初的甄妮承受男友离开、闺蜜病逝、亲人失踪等变故的打击，颓丧绝望，几欲轻生。偶然被发小舒那茜引入催眠修习，并重获生的信心，不料又遭别有用心者构陷，再度堕入身心崩溃的处境。这个阶段的甄妮，正处在找寻生的理由和可能的过程中：她是失眠抑郁访客的倾听者，是对生父继母满腔怨念的叛逆女，是想习得消弭心理创伤技术的追索人。在接受舒那茜的传授过程中，她更多地关心催眠以何种形式施行，将其视为治病的手段。同样，薛建芹更是放大了对技术的关注和重视，把催眠术视为催眠的根本，因而才会把业内职级的晋升作为十年的奋斗目标，并且把入睡作为单纯的催眠指标。小说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透露出作家另有所求。从教和学两个角度来看，舒那茜自己的技术和薛建芹在她那里学习的结果都是催眠模式的习得，而甄妮在遇见裴加庆和新月之后，体悟的是支撑催眠这个行为的精神，甚至在普旺和米耶行催眠之事，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而是生活的本然实现。小说描绘两类老师和两类学生的差异，就已经把人对催眠的需要以及达到何种程度的需要摆在了读者面前。
当睡眠障碍发展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后，催眠也作为缓解疗治失眠的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催眠被视为解决失眠的可靠方式之一，同时也被置于小说的核心，构成情节的关键要素。但作家并不只是讲一个学习催眠方法的故事，更不是讲一个疗治病患的案例，这也是小说标题令人产生误解的原因。多数人可能会认为作家是要写一个新的社会行当，虽然新的行当自有其意义和对应的时代价值，就像一些非虚构作品也开始涉及这个领域，但是作家的意图显然不止于此，而有超拔于非虚构的抱负。
睡着和睡一个好觉，实际上是对催眠进入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表现，前者更多的是基于催眠的知识，后者却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些知识，而是把这些知识扩展为有关自我的认知。关于这种区别，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是有所辨识和归纳的，然而随着与科学知识相关的生产技术的膨胀，知识的边界日益模糊了。在古典性的知识中，自我有着内生性和外源性两种管理方式，一方面是内修，个体依靠宗教或类宗教的思想与方法，对自己的肉身或灵魂、语言或行动等施以积极影响，企望达到完美或不朽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对外部行为、生存以及生活方式的认知。在原初的认识中，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关系，但随着对自我本体论的放弃，两个方面就要么变得对立，要么第二方面覆盖了第一方面，人类将自我等同于生活、生活方式，自我则体现为自我如何生活。这个变化在当代社会的直接影响就是制造出了睡眠问题，那么，催眠作为解决方案的出现，便不能只是知识型的对策，而应该成为主义性的方案。
裴加庆和新月不是以催眠老师的身份出现，他们也并不执着于催眠的技巧，因而甄妮从他们那儿体会到的就是一种生活实践方式与自我本体理论的合一。裴加庆和新月更在意的是自身理念学说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理论的要义和生活的要素同等重要，两者的统一便是过一种特有的生活，通过反复地自我修炼达到理想的本体。小说情节表面上看是对乡村建设中“知行合一”的倡议，更深入地探究，则是有关人的生命形式的思考。他们赋予生命一种特殊的风格，使生命具有自己的美学形式，其个人生活就是全部信念的展示。而且，他们也为催眠这个行当提供了传统的底蕴，也即是说，当催眠疗法面临堕入科学主义的窠臼时，他们为催眠引进了反科学主义的元素。由此看，不能把甄妮所受影响简单解读为技艺的精进，我们从情节中也能发现，壹江阶段的甄妮是一位操持“话术”的催眠师，普米阶段的催眠则被淡化，返城后对催眠具体细节的探讨虽大为减少，但读者却体会到催眠的无处不在。不强调技艺而趋向于道，催眠情节似轻实重地刻意为之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甄妮修习的内化过程，所以意味着告别纯技艺化催眠的普米生活，反而促成了对催眠之道的领悟和对新知识的获得。
这种新知识不是一鳞半爪的寻章摘句，而是体现为一种书卷化的精神底色。惯常的知识人角色往往有不及物的弱点，可裴加庆和新月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接地气，哪怕是对先哲语言的征引，也带有自身所在场域的特点。因为从来不是单一地宣扬个人主张或趣味，而是为了与更广大的生命连接，所以他者语言也会成为自我话语，这是生命的风格化过程，也是启悟教化甄妮的过程。往大了看，小说里穿插了加布里埃尔和勃拉姆斯的安魂曲、耶米利的哀歌、张楚的摇滚、荷兰民歌鸽子、秘鲁民歌老鹰之歌，以及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狄金森的诗歌、史怀哲“敬畏生命”的思想……调用这么多资源，却并无掉书袋的嫌疑，而是营造出某种烘托人物神性和圣性的感觉氛围。如果以中西之别来判断调用的资源，也会误解作家的立场（“盘峰论争”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危机即与此有关），所以更需要具体分析小说对知识来源的处理。裴加庆也好，新月也罢，他们并未复制所尊崇对象的西式或中式的生活，而是立足于20世纪乡土中国的具体环境，在地化地解决生存问题的知识选择——因为知识并非生活的根本，选择成为哪一种人才是生活。从字面意义把知识划分为中国或西方，是粗暴且简单化的，小说打破了中西二元的对峙，使特雷莎、史怀哲、晏阳初等人类群星闪耀的伟大心灵构成了小说抒情的资源。
中国文学有抒情传统，其中有家国情怀，也有风花雪月，但我们在理解抒情时曾一度偏向“去政治”的审美，那种软弱无力的抒情其实行之不远。催眠处于人类迷失与清醒的中间地带，必须以最柔软的抚慰和最坚硬的勇气，才能把失控的人类摆渡回到正常位置。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各色催眠术的遍览中，也未将其作为患者的终极解药，而是突出从病人到医生转换过程中对催眠的承担。睡眠和苏醒，是构成人生理环节的基本形态，当这种形态被失眠破坏，对催眠的动态演练沉潜有可能成为生命新生的环节。小说捕捉到的催眠自有张力地运转，恰恰是直面现实而非逃避所达成的一种诗性。这种诗性既包含中国传统诗教与文教的试验性还原，教化和审美合二为一，同时又激发出诗性正义的扩大。在后记中，冉冉提到她自己对“正大从容”审美风格的认同与追求，对“当代正剧”的尝试书写，或可视作对以上论述的验证。
三、此岸与彼岸之间：“介入性”的实现路径
催眠应运而生的时代是一个精神常处在越轨状态的时代，人类无力睡也无力醒，整个社会在一种亢奋又疲乏的态势中持续运转。对催眠的需要实际上就是对精神归位的需要，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做出这样的驱动？人类过去的精神正位依靠许多的“信”，然而随着“信”的瓦解，正位也就坍圮了。社会学家和精神疾病专家也尝试开出处方，但作为药方的替代物却是不稳定的，因为那是局部的，或者即时的对症，而非对因治疗。也有文人学者讨论过主义和信仰，可是缺乏“总体性”前提的探讨，当面临“大写的人”失效与“小时代”普降的并存难题，修复的步骤就显得虚泛而不切题。直指总体性的探索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小说对“催眠”的发现和捕捉，却为重提总体性找到了某种中介。
怎样理解社会的“总体性”？既非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的关系，也非个体反映出整体，而是在混乱庞杂的关系中找到那种隐藏却无所不在的联系——这是今天这个碎片化时代的最大难题之一。这一时代的标签是活在当下，可是，此种活的解释法却并不能够真正体现当下。这部小说无疑反映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从抑郁失眠症患者急剧增加的都市病相，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环境污染等时代痼疾，这些类新闻描述，被有的论者定位为“时代脉搏”。不否认《催眠师甄妮》的确是一部直面现实的小说，但对现实的把握，我认为不仅是这样一些人物或事件的提取，而是以“催眠”来建构这个时代的症候。
什么人能够被催眠？什么人又具备催眠的能量？小说在各色人物塑造中呈现出独异者，所谓独异，即有着自我观察与自我觉知的能力。甄妮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与她归属于这个时代，同时又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有关。跟本雅明讲述巴黎街上的游荡者类似，“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之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让多数人去关心他们的日常事务吧！悠闲的人能沉溺于那种闲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经无所归依。他在彻底悠闲的环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嚣躁动中一样无所归依”。（2）甄妮从一出现在壹江就是一个都市的漂泊者，到了普旺和米耶也不过是乡村世界的记录者，并没有深入事态的行进中去，她只是坚持着自己的一种独特性，宛若是时代的异己者。这种独异，保证了甄妮既熟悉她所在的时代，又与这个时代彼此陌生。
正是由于这种陌生感的存在，甄妮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当代性，一方面她必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好像鸢尾花之于她，里面形形色色的女性于她而言是了然于心的，但她又与众不同，受着某种圣性的引领，使她有力量去开悟鸢尾花的来客；另一方面她又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像登雅、马新绿这样无力摆脱尘俗的女性，她与她们始终没有重叠，虽在人生轨迹中看似有许多错过的遗憾，但本质是一种和而不同，是由根深蒂固的距离感造成的。可以说，在小说出现的7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中，除了甄妮、裴加庆、新月之外，都是过于贴合时代的人，在全部的方面与时代完全的重合，因之并不是当代人。这也是上文谈及不能将这种“重合”视为“时代脉搏”，只有在那三个人的身上才体现为当代性的缘由。如果从人物特性看，裴加庆身上凝结的古典性和新月身上的旧式痕迹，与此时此刻的生活也有着距离，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又存在着无法跨越的距离，所以甄妮、裴加庆、新月也构成了特殊意义的“三位一体”，形成立体的“当代人”形象。这一形象的构建，暗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性，所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这个时代的“新人”。
通过新月、裴加庆、甄妮所聚集起来的这种“当代性”，不但给了周围人以改变，也给了时代以希望。除了保持距离之外，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廓清的地方，在这三人的共性中，有一点非常突出，即对于痛苦的接受和担当：新月在遭遇灭族之难以后，不但原谅了曾经对其施加伤害的人，还以一生之力去佑护有各种缺陷的村民；裴加庆自愿肩负起为癌症村人讨说法的责任，身陷囹圄仍然以史怀哲，用“人不能单独谈爱的意义来表现自己，必须做个实践的人，把具体的爱写出来”勉励自己和甄妮；甄妮以最大的善意接纳了以不同方式伤害过她的亲友，甚至以生命来弥补世界的残缺。他们体味着比其他人更深重的黑暗，但他们也竭力去感知普通人所看不到的光，越是感觉到黑暗的存在，越是表现出对光芒的敏锐，这种光明与黑暗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的身上形成异乎常人的力量，使他们具有言说时代、导引时代的神性之力。反过来讲，那些习惯了时代光芒的人，他们要么把黑暗与光明进行彻底的对立，无法去探寻特殊的光的存在；要么把普遍主义的光明当成了唯一的光源，日趋陷入同质化，最终也丧失掉个人的判断。而小说里“新人”所昭示的“当代性”，不但使人廓清了眼前的现象，还让人在纷繁的现象中有了“信”的可能。
如何“信”呢？甄妮的蜕变其实质就是“信”的过程，但“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壹江的第一个阶段，甄妮是身心分离的，不管是掌握和运用催眠，还是处理自身和他人的关系，甄妮要么把他人的反馈视为自身的存在，要么把记忆的一切当作现实，此时的甄妮尚不具备认识自我的能力，更遑论自我拯救。说到底，这时候甄妮“信”催眠，但并不自信。随着裴加庆和新月在甄妮生活中出现，面对日常的细节和终极的命题，她在各种困境中身体力行左冲右突，她开始接受裴加庆和新月的理念，参与他们的行动，于无形中获得了自身的新的定位。一定程度而言，甄妮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感染中形成“信”，她终于发现了通向自我的路径。
失败—修炼—新生的三个环节，客观上为读者思考“信”的隐含意义提供了对照性。当告别普旺—米耶时期，甄妮开始真正以“催眠化”的方式把握世界，这种安排从表面看，似乎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段论，也与经典的个人成长小说模式相似，譬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觉醒与成熟，但直面结局中甄妮的死亡，又会发现二者并不相同。通过死亡，甄妮体会到情感的丰富与极致，并在这种体验中发挥主导作用，死亡所诱发的情感串联起来一个共同体。由此来看，死亡就具有了必然性，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甄妮自然就不是林道静，尽管她们有着三段论式的相似表象，可林道静处于外力和内力的永远对峙之中，甄妮却跨过内外之别，重建个人与世界联系，抵达了自我的本质。尽管都有“信”，林道静的“信”与甄妮的“信”也并不一样，后者有一种凝视此时此刻的穿透力。福柯在分析康德《何为启蒙》的时候，指出康德提出了“时刻”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现时性问题，“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3）换而言之，把握住了“现在”，也必然能对“总体性”给出答案。在催眠每一次讲述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心满意足而眠的日常性，同时，也有许多类似神迹的显现。失明者见光，抑或危者脱险，一切都源于“信”就能看见。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向内转”，要求文学回到自身，客观上形成文学与现实的错位和脱节，一方面文学愈加难以与社会对话，另一方面，文学以把自身经营为一种隐喻的象征作为标的。21世纪以降，当代作家努力修正这种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失衡，但修正一种偏失，又难免沦为另一种偏失。因此在精神性小说的写作中，作家很不讨好，在务虚和务实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支点，既呈现出形而上的思考，同时又踩在时代坚实的大地上。基于这种现象来讨论《催眠师甄妮》就能明确，其一，文学的难题本质上就是时代的难题，要想有文学的突围，必然需要作家对时代的理解有新的突破口：不单是多维中一维的占有，而应是一种总体性的欲求；其二，文学与时代的位置必然需要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是由具体的人与事共同形成的，既不是抽象的符号人可以言喻，又不是完全匍匐在生活之中。冉冉的贡献在于揭示出“历史的人”与当下日常的“情动”关系，证实从情感流变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有效性，翻新“旧时代”，从而为今天的文学创造出“新人”形象。小说以“情动”思考人的存在样式，走出一条不同于20世纪依靠国民性、阶级性、非理性等来划分人、识别人的道路。
时代对于文学已经有着一种迫切，正在发出一种“向内观照”的要求。这部小说依靠催眠划分出两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重建中，文学对于世界不再是一种修饰、模仿和再现，文学变成对装饰的破坏，如同一种极致的还原。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催眠师成为“当代性”的体现者，恰恰是这个新的主体的诞生为我们重建人与时代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特有路径。并且，小说借助催眠这个行为重新联系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过去的主客二分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身体不再被处理成被制约的对象，也获得一种物的转化，使失眠者从扁平的角色划定中找到人与疾病互生的丰富性。也即是说，失眠者最终只能依靠自愈，自愈在一定程度上不单是自身的疾病痊愈，也是中国社会的苏醒与复生。
注释：
（1）冉冉：《催眠师甄妮》，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205—206页，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第287页，汪民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