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史大家的求索之路
戴逸先生（1926年9月—2024年1月）在书房中。于晓静摄于2011年3月 资料图片
《戴逸传》 孟东明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清史》的部分初稿、二审清稿 资料图片
戴逸先生是我国著名清史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孟东明所著《戴逸传》，70万字，是全面介绍戴逸的人物传记。该书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视野宏阔，旁及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和众多与戴逸同时代的杰出文化人士，全景式地向读者呈现出了作为史学家和文化大师的戴逸成长、治学历程。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献与文学相结合，在列出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同时，作者用晓畅华美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情节，将人物传记写得如同报告文学一样引人入胜。读这本人物传记，读者能“望见”鲜活的戴逸，“听见”这位清史研究大家百年求索的足音。
走上喜爱文史的道路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常熟这座江南文化名城，在明清时期走出过许多名士，最著名者是晚清状元、清末帝师、曾任军机大臣的书法家翁同龢。在常熟古里，还有被誉为清末民间四大藏书楼之首——常熟瞿氏创立和世代守护的铁琴铜剑楼。
在戴逸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有幸与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结为忘年交。瞿启甲老先生知识渊博、满腹经纶，而且热心提携后学。1935年，9岁的戴逸拜瞿启甲为师，到铁琴铜剑楼聆听其教诲。次年清明节，在瞿启甲的安排下，戴逸再次到铁琴铜剑楼观览图书，这次，瞿启甲有意安排戴逸坐在翁同龢曾经坐过的书案前读书，让他与这位状元宰相做跨越时空的邂逅与神交，激发他的读书欲望……就这样，少小戴逸阅读了许多铁琴铜剑楼所藏珍贵书籍，从瞿启甲老先生那里，戴逸受到的教育之深刻，激励之亢奋，令他终生难忘。1937年11月，日寇占领常熟。1938年春天戴逸被父亲接到上海，同在上海的瞿启甲继续指导戴逸读书，还指点他写文章。正如戴逸自己所说，他“走上喜爱文史的道路，启甲爷爷功不可没”。
小人书也是戴逸的“历史启蒙老师”。
小人书，是连环画的俗称。戴逸小时候迷恋小人书，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小人书，这是他与文史结下不解之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纷纷出版小人书：《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志》《西游记》《说岳全传》《水浒》《武松打虎》《薛仁贵征东》《杨家将》《文天祥》等。戴逸是小人书的“铁粉”，他沉迷在小人书的世界里，白天上课时偷偷看，晚上一边写作业一边偷看，夜里不睡觉也要偷看。他能把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姓名、绰号倒背如流。这些故事精彩、人物纷呈、图文并茂的历史题材小人书，通俗易懂地向读者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尽管许多小人书讲述的故事不乏传说和演绎的成分。戴逸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始自小人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也是始自小人书。小人书帮他打开了那扇神秘的历史之门，他后来踏入这扇大门，义无反顾地走进去，直到成为史学大家。
北大圆了戴逸的史学梦
青少年时期的戴逸，亲历了日寇入侵、民族危亡、家国破碎的战乱与动荡。这愈加激起了他发奋读书、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值得一书的是，他在家乡常熟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读高中时，有幸遇到了被他称为“第一恩师”的杨毅庵老师。教国文的杨老师对戴逸的史学造诣深感惊诧，便让16岁的他做教学的小助手，帮助搜集、整理文史资料。他做了两年半的小助手，杨老师的悉心指导，对他日后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1946年，20岁的戴逸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北大，戴逸得到了胡适、郑天挺（明清史）、邓广铭（宋史）、向达（隋唐史）等史学名师的指导，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还为他们讲授了“史源学”。特别是作为北大校长的史学大师胡适，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余还亲自为史学系学生授课，深深影响了包括戴逸在内的青年学子们。在北大学习的第一个学年，戴逸用心听课，沉迷书海，门门功课优秀。这期间，他还研读了半部《明史》（280万字）。戴逸在北大学习两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教给了他如何治学、治史、做人。
毋庸置疑，在北大聆听名师的谆谆教诲，接受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是戴逸圆梦史学最关键的一步。
奔赴解放区的华北大学
解放战争爆发后，北大师生纷纷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进步、民主运动。作为进步青年的戴逸，自然也投身其中，并成为北大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成员。1948年8月下旬，戴逸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并遭警察抓捕。戴逸被捕后，北大校长胡适亲自出面营救，他致函北平市公安局特刑庭：“戴秉衡（戴逸）是我校很用功的学生，他绝不会有危害社会的活动；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是准备送美留学的好学生！”接到胡适的信函后，北平警方不得不释放了戴逸。
此时的戴逸，已经不能在北大继续学习。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他转移到解放区去。1948年10月，在离开北平前往解放区的“遁逸”路上，戴逸将名字“戴秉衡”改为“戴逸”。
转移途中，在由德州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上，戴逸还遭遇了险境。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扫射他乘坐的这列火车，开火车的是个日军俘虏，在轰炸时，这个日本司机竟然跳车跑了。火车失去控制向前奔驶，情况万分危急。好在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明真相，拼命扫射火车头，火车头最终被打坏停了下来，才避免了整列火车颠覆的惨剧。
戴逸等100多人赶到石家庄后，继续步行30余里来到正定，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8月创办的华北大学，被编入一部（17）班参加培训，当时一部的主任是经济学家钱俊瑞。培训结业后，戴逸留在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教学组当研究生。
1949年3月起，华北大学各部门陆续迁入北平。1950年10月，华大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在此后的70多年里，戴逸始终在这所大学任教、搞研究。
致力于清史教学与研究
孟东明所撰写的《戴逸传》，对新中国成立后戴逸的治学、治史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与评介。
1956年，戴逸在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任教，讲授中国近代史。年仅30岁的他便被评为副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最年轻的副教授。1958年，32岁的戴逸出版了介绍晚清历史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之后他还续写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中国近代史稿》堪称中国近代史教育的奠基之作。1959年，戴逸《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对长达2000万字的9部古籍丛刊进行了勾勒评介，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1961年，北京市历史学会首任会长吴晗找戴逸谈话，那时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小有名气，吴晗对他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100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吴晗继续谈到他对清史编纂的宏大设想。这次“神仙会”对戴逸后半生的史学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聚焦清史，咬定清史不放松，将清史研究进行到底。
1978年7月7日，52岁的戴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兼任。一年后，戴逸接任所长。在戴逸的带领下，清史研究所完成了重大课题《清史编年》，编写了70万字的《简明清史》，戴逸与李文海主编的通鉴编年体史书《清通鉴》也付梓出版，他还撰述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发表的清史研究文章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戴逸在清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1982年至1989年，戴逸担任了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会会长；1988年起，他又担任中国史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史学界对戴逸的评价是：“在当代学术界，贯通清前史和近代史同兼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博士生导师二任为一身者，唯先生一人。”
担纲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2002年8月，在吴晗对戴逸提出编纂清史的40年之后，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推荐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时年76岁。编纂清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家文化工程，由既精通古代史，又熟稔近代史的著名学者戴逸担纲，是实至名归。
2003年1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听取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对新编清史的要求：“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
孟东明在介绍戴逸主持清史纂修工作时，列入了许多戴逸在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报告、讲话和答记者问，这些思想性、学术性很强的第一手文献，有助于读者了解戴逸在清史编纂中所发挥的开创性作用。例如《戴逸传》中收录的戴逸对编写人物传记的有关讲话，读后就深受启发。
编修《清史》，戴逸格外重视“传”的编写。《戴逸传》中，载有戴逸谈“史”说“传”的讲话记录。“无传不成史”，这是中国“二十四史”编修中的一个共识。戴逸介绍说，通观历代官修“二十四史”，没有“表”“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没有“传”则绝对不能成为一部正史，“纪”与“传”是史书的主干，不容偏废。他特别强调，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没有人的活动，也就没有历史。编修史书，人物传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清史人物传记的编写过程中，戴逸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他指出传统传记的一大缺陷：正传中只写帝王将相，“小人物”只在类传里偶有出现。《清史稿》的正传里连篇累牍是政治、军事人物，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官本位特点，不重视老百姓，也不重视非官方人物。纂修《清史》，就要彻底打破封建官本位的藩篱。依据这样的主张，戴逸认为，在《清史·传记》的编写中，要改变传统的传记结构。
第一，大大增加类传，同时对类传进行改革。类传，就是对各行各业人物分类撰写的传记，分量轻于正传。与《清史稿》只写皇后、太监、党锢等不同，《清史》类传增加了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工商、宗教、少数民族、华侨、外国人、农民领袖、妇女、革命党人等，“把各界人物都吸收进来，大规模地改变了类传的内容，因为类传更加贴近于下层，更加贴近于平民，这样大大减轻了官本位的色彩。”
第二，改变正传的结构。《清史稿》中，正传都是写封建权贵，而且都是“大官”，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大学者都未入正传，只入类传。医生、工匠、艺术家，无论影响大小，全在类传里。对中国文学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作家曹雪芹、蒲松龄，索性在《清史稿》内找不到踪影。“样式雷”工匠世家，对清代官式建筑的营造厥功至伟，紫禁城、天坛、颐和园等都是出自“样式雷”的手笔，但却未有一人入“传”。戴逸主持编写清代人物类传，打破传统传记的框框，不仅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可以入传，文化和其他领域的重要人物也要入传。在《清史·传记》里，能看到各种各样人物，充分彰显清代人物传记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特征。
第三，在正传、类传之外，注重编写合传、附传。所谓“合传”，就是将关联性密切的人物合起来写；所谓附传，就是在写某一历史人物传记时，将与他相关联的历史人物的简单事迹一并附在正传之后。戴逸说：“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写人物，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清史》编纂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人物传记的编写进行了变革与创新。
《戴逸传》还收录了戴逸对图片入史的精彩讲话——收图入史，在《清史》中增加“图录”，是编纂《清史》的又一个创新之举。戴逸解释说：“图录的作用在于以图明史，以图证史，即用图录反映人文历史，用图录补充文字历史，用图录形象地表现历史。”“二十四史”无图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为了增加《清史》中的图录部分，戴逸带领编纂人员广泛征集图片、舆图、风俗画、肖像画……建立清史图片库，在此基础上进行严谨的遴选与采用，以便真实地反映清代人物、建筑、器物、风俗和场景，让历史“影像化”，让历史“活起来”。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意义重大。
《戴逸传》是一部融史学、文献学、报告文学为一体的长篇人物传记佳作，颇具创新性和学术价值。读者从中既能近距离领略史学大师的人生求索和治学风范，从而受到人格的熏陶和人生的激励；又能从中了解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戴逸先生对清史研究的创见与卓见，从而获得思想启迪。作者孟东明于耄耋之年，用3年多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这是继他撰写《杨振宁传》之后的又一呕心之作。《戴逸传》出版后，获得各界好评。
戴逸先生于2024年1月24日去世，享年98岁。谨以此文纪念之。
（作者：吴剑，系工人日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