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通、会通、融通：“追求一高尚的精神境界”
2023年12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了《人生三书》，即乐黛云的《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汤一介与乐黛云合集的《给大家的国文课》和汤一介的《人生的智慧：顺乎自然，热爱生活》，这三本小书内容多为汤乐二师的人生散文和学术随想，形式装帧雅致温馨，封面用色多为浅淡入心的非饱和色，似“在非有非无之间”透露着形神合一这汤乐二师的灵魂追求，故而，《人生三书》确实是“人生”三书。翻开精美的三书，它们以汤乐二师并置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把携手六十余年人生的两位先生的人生、智识、哲思等对着读，然而我总在阅读中尝试寻找“成见”，寻找学科差异、性情差异和风格差异，因为我们总认为汤乐二师的特点是“儒道互补”，而且汤先生在《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一文中也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我们性格那么不同，可是为什么可以和谐相处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一定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但等我不断对读两位先生时，方才体认到，差异抑或只是表象，无论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论哲学关怀、“熔铸古今”“兼通中外”的全球学术视野、文史哲甚至科学人文融汇的跨学科阅读与思辨经验，还是“留下无痕迹的痕迹”“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生活的生命感悟，都诉说着两位先生的“同”而非“异”：对生活、他人、自我以及学术的真诚。
乐先生与汤先生是相似的，《人生三书》的文稿基本都是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开启学术生涯后写作的，然而历史的伤痕并没有摧毁炙热的灵魂，重启智识生活的他们持续实践着乐先生牢记一生的语言——“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在汤先生看来，这种火焰就是他在梳理儒家哲学“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即真善美后所得出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人们的理想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总应有一种理想，追求一高尚的精神境界。”在新时期，再度唤起他们生命火焰和热情的正是这一理想和追求，理想把自然、历史、当下、未来和存在变成风景，正如汤先生所说：“我们不要失去自己的理想，它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在谈及二人共同关注的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话题时，乐先生也说道：“魏晋时人虽个性不同，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这也正是两位先生的精神自况。上世纪80年代，两位先生从美国访学归来，着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全民“文化热”的理想和需求，那种火焰召唤着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反思现代化与科技，重释中国文化——传统的与现代的、科技的与人文的、自我的与他者的历史中。而在两位先生身边，我深知他们的理念，他们始终向着当下和未来，然后又不忘历史与传统，对他们来说，每一次“文化热”都是一次古今中外的相遇契机，每一次“文化热”都提示了一种打开历史、文化和理论的想象力的可能，所以“文化热”对他们而言涉及如何重新想象自我和他者，如何重新想象世界这样的革命性理论议题，因而他们全情投入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中。
乐先生和汤先生是相似的，他们都主张文史哲是不能分割的人文素养，而不是相互孤立的学科。乐先生的总结是真挚的，因为这是她一生的实践：“愿我们人类能在宇宙的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即万物中,努力追求永恒与和谐，也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学科可以是分开的，但世界是丰富和多样的，所以阅读也应该是无限的。汤先生读初中时，“先是爱看巴金的《家》《春》《秋》，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好像特别喜欢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觉得这些书写人的感情比较细微”，而后忽然又对历史很感兴趣，父亲就让他“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使他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热爱历史正是汤先生激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式，历史不是在那里的，其悠久、丰富和辉煌是需要学习和意识到的。读中外文学、历史，大学时又深入哲学，而且大学时汤先生虽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但“仍然喜欢文学……修了‘中国建筑史’‘英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名著选读’（读的是英文本的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他还常看文学方面的杂志，他对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窄门》的抄录和解读感人至深，大抵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也读入了作品。敏感如汤先生这般，他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去看那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而乐先生不仅与汤先生一样读儒释道，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论废名的人生，她甚至在大学时还选了化学系的课程，而她所从事的比较文学事业之所以吸引她就是因为这是一门兼通、会通和融通古今中外和各门学科的事业，比较文学在乐先生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打通学科壁垒的激进姿态，一切不能在传统的学科内存在的思考，大概都是比较文学的。那才是这门学科当时的吸引力和激进性。乐先生的比较文学之路的一个起点正是重新阐释和定位“学衡派”，对她来说，“学衡派”“明确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学衡派”的汤用彤先生当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人家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向前发展”，而乐先生正是将研究“学衡派”和汤用彤先生的学术理念，作为自己比较文学事业的一个起点。乐先生还曾为了写文学与科学一文，专门学习了很久关于“熵”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物理熵和信息熵的区别在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可见比较文学在当时打破学科界限、尝试知识突围的激进性。
乐先生和汤先生是相似的，他们都有一种人类和家国的承担，有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爱情也始于这份理想、热情和使命感，有一天乐先生拿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汤先生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尤利乌斯·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写下的。汤先生看后说：“书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同样使我大为感动。我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可以说是他们爱情的开始，也是他们在共同的理想与爱中共度一生的许诺。汤先生说到的“对人类的爱”使我想起了我刚入学时乐先生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当时的我哪里知道什么是“人类”，读完《人生三书》，我更加被两位恩师的人类关注感动，他们的真诚在于他们都关心“存在”，而并不仅仅是“活着”。汤先生曾说：“‘生死’问题并不一定是人生中的大事吧！ 由此可见我往往是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提出某些也许不是问题的疑问。”作为一个追求成为哲学家的人，汤先生认为“生死”是必须要思考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觉得“生死”不是人生大事呢？ 因为，在他回首人生的时候，他想的都是：“二十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今日我们在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世界格局中谈论家国情怀，好像是自然的，但是汤先生和乐先生写作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的时代，那时候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且并没有遇到今日的危机，全球化和世界化才是主流话语，所以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可贵的，是先知先觉的，汤先生说：“只要大家有一个复兴中国文化，并使中国文化与现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接轨，以及不是浮泛地而是认真地吸收西方的和东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愿望，且具有一种宽大的胸怀，那么中国文化将对世界文化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贡献。”
而关于如何发扬中国文化，彰显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和现代性，他们都是有所思的，汤先生强调，“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而不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大概就难以‘成一家之言’”。要“成一家之言”，必须要知己知彼，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还要“会东西之学”。在论述中国古代的儒道释传统时，他们也从来没有将某一种说法定于一尊，他们没有去寻找一个“科学”的阐释，从而让其占据学术权力的位置，而是一直在尝试触摸我们文化的历史性、流动性与当代性：“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的一种学说，才有历代各种不同诠释和批评，而今后仍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诠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学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所以汤先生跟乐先生一样，都遵从一种“生生不息”“生成”“流动”这样的文化意识，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已成之物，而是在新的当下中的正在生成之物。关于文化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汤先生说：“它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所以说昔不至今，过去发展到现在，就不是过去了！”在这种连续与断裂中，当代性既关涉民族国家的维度，又关涉人的生存境界。就印度政治而言，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二十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其目的是要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与印度教与印度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关系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本身也是中国政治生活和抵御西方文化侵袭和影响的一部分，但汤先生不仅像之前那样强调古今中外的会通与“成一家之言”的关系，他还强调“今天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在努力‘进学’的基础上更应该注意把道德的修养和学问的提高统一起来，这样才可以无愧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汤先生的立意始终在境界、学问与德性，这样的诉求既是当下的、政治的，也是哲学的、普遍的、大时段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动性，汤先生亦结合自身体认说：“就中国文化本身说，往往也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虽不相同，但常常形成一种互补的状态，而何况这三家在唐宋以后就形成了合流的趋势呢！ 就我的气质说也许更近于儒家，但就我的家庭影响说，在我的思想中无疑也包含着道家和佛教的成分。”
汤先生和乐先生是相似的，面对自我、人生和历史，他们都在透过历史的烟尘后实践着“说真话的勇气”，汤先生剖析自己年轻时谈论生死观时说：“那时，我实是无知，而却狂妄；我实是渺小，而却自大；我实是浅薄，而却自以为博大。不过上帝会原谅年轻人的。”而乐先生给时代、女性和我们一剂清醒的猛药：“时代变化了，历史在前进。这些伟大女性在我们心中所曾唤起的种种深思和激情难道真的泯灭了吗？这些伟大女性用她们的头颅和鲜血构筑起来的中国妇女奋斗、牺牲、叛逆、殉道的光荣传统难道就这样被遗忘了吗？ 那些无穷无尽地描写女性身边琐事、男女纠葛以及女性玩世心态的作品难道真能成为当今女性文学的主流吗？ 我想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我们想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