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火》：突破城乡“惯性思维”的一种探寻
从2018年开始创作《长鼓王》《空山》到近期完成的《金钉子》《渔火》《歧园》《造水》，沈念的小说创作多与他的乡村行走有关，扎实且充满力量。中篇小说《渔火》（载《当代》2023年第5期，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变革中的乡村图景。这种变革是对既往“惯性思维”的一种突破，更是对新时代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一种探寻。
一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小说《渔火》紧紧抓住社会的“乡土性”这个根本，在“乡下人”的“惯性思维”中寻找突破点。
“在城望乡”者在城市文明的优越感的驱使下，不免居高临下，理所当然地认为，乡村发展需要先进的城市文明来补齐。在《渔火》中，省城派驻乡村的干部魏东来到亮灯村报到，八零后村支书陈保水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撑腰的人来了”。在他看来，“村里最缺的是钱，有钱腰杆子就硬气了”，省城来的魏书记是可以带来经济支持的。这是乡村惯常的期盼。年轻的村支书由衷地盼望城里来的经济支持，派驻干部首先想到的也是请城里农业大学的学长、曹毅环教授为自己“撑腰”，习惯性地认为乡村发展要仰仗专业人士的“顶层设计”。正是这样的思维惯性，现代城市文明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乡村发展的设计师职责。但当曹教授把“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的大课题交回给魏书记的时候，面对水天交接的广袤大地，驻过村的魏书记产生了困惑，开始认识到乡村之变要“从根上长出来”。
“喜欢反向思维”的农业农村改革专家曹毅环面对魏书记的请教，谈的似乎不是请教者急于求教的乡村事业，而是连篇累牍推介自己的“一个人，一件商品，一个村庄，都大有营销文章可做”的营销理念。即使魏东来投来了质疑的目光，他依然坚持。他的坚持是基于一种这样的认识，已有的乡村研究和乡村经验恐难解决当下的发展难题，“现代乡村营销”或可以成为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由此，他提出了“不妨用用新人，新人有新办法”的建议来执行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理念。在读者以为魏东来准备接受这些新的理念时，他却保持着“没有长效的发展模式，图个炒作，热闹一阵，人走了，一地鸡毛”的警醒。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探寻的乡村建设者认识到，乡村的“顶层设计”既要专家学者的专业支持，更需要乡村人扎扎实实的乡村实践。“从根上长出来”的发展变化才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乡村的发展还得从“乡土性”、“乡下人”身上去探寻。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年轻的博士叶明朗执行“渔火”项目。
在乡村话发展，“从根上长出来”的变化只能从土地上寻找。于是，每一个人物似乎在反复确证自己的乡村身份，且以“乡下人”自居自信。讲起祖辈的乡村生活和当渔业队长的传奇，老渔民陈大爹立即来了精神，“说话如开了闸的水流向旱地，水花欢蹦乱跳”。村支书陈保水向省城来的客人介绍起这个生养自己的村子时滔滔不绝，那份自信和热爱溢于言表。魏东来也要反复提及“自小在山区长大”的成长史。下乡干部的乡村身份也得到了确证，“有的原本是乡里伢子”，“有的把自己当做本地干部”。仿佛是因了这份“乡下人”的身份确证，大家对乡村的情感才是真挚的、深沉的，才会踏踏实实去解决乡村的问题，扎根乡村大地干事创业。
在乡村扎下了根，可以看做是这些“乡下人”惯性思维的突破。叶爷爷在革命任务完成后离开了亮灯村，但却始终牵挂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故人，临终前留下遗愿，把财产捐给村里，把骨灰埋到村里，精神之魂留在了乡村，还把这份乡情传递给了孙女。在爷爷的影响下，叶明朗对乡村有着一份特别的情感，在男友大学毕业后毅然返回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并在抢救村民时牺牲在了他所致力于的、深切热爱的乡村事业上之后，她来到了亮灯村。下乡几个月，魏东来摸清了亮灯的山、水、人、事以及渔民们的漂泊，成了村里地地道道的导游，还能模仿说上“生态几好巴好，白鹭钩（都）挥（飞）来了”这样地道的方言。小魏子也从奶奶那里学会了说“归窝”这个方言词。每一个扎根乡村的人对乡村负有责任，履行使命。
往返于城乡，“乡下人”也在突破以往的生活模式。农民们进城安了家，日渐扩大自己的事业。农业大学校门口开餐馆的夫妻，十几年如一日操持着营生，把门面扩大再装修，开了分店，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过上了“乡下人”眼中的幸福日子。陈保水早年进城务工，在城市里学到了本领，返乡创业，从养猪到发展水产养殖，探索了一条在乡村发展循环经济的新路径，带活了村里人，被推举为村支部书记。形态各异的进城、望乡、下乡、寻根、扎根……诠释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二
乡村是最具有原创力的地方。走出象牙塔，走进广袤的乡村，村子里“做撞钟和尚，过一天算一天“的老班思想正在葬送日渐式微的乡村文明和乡村原有的创造力。于是，作家借魏东来之口发出了时代之惑，“我们总是在想象一种乡村，想象一种农民，却没有把他们想象成现代社会的一份子，缺少了这种想象，视野又怎么能打开”。
小说向失落的乡村文明投去了深情和关注，以期探索新的可能。亮灯村日渐荒芜的土地上、日趋凋零的角落里，滚滚向前驶过的历史车轮之下，印刻着乡村的精神和乡村人的故事。只要精神之根还在，乡村的创造力便会一直生长。我们读到了湖区潮湿且顽强的生长，“湖上的水汽，蔓延到岸上，爬到正在疯长的芦苇上，在风中发出潮湿的气味”。水边来来往往的人气少了，“老人老了，年轻人离开了”，即使是担任村妇女主任的盛蓉和也不得不接受老公外出打工的事实，独居守着家里盖的两层楼房，乡村的人气日渐稀薄。“几间错落的房屋”，屋前屋后散落着的渔业用具和船上工具上，“破洞的渔网，发白的缆绳，灰扑扑的浮筒，残缺的船板和划桨”，以及那空气里总也散不去、多少年都不会变的“鱼腥味”，村子里一篇落寞萧条。落寞的背后是蓬勃生长的乡村新经济。渔民上岸工程帮助渔民上了岸，住进了安置房，不再水上漂，房前屋后种了瓜果蔬菜，路修好了、灯也亮了，老渔村成了渔民新村，陈保水的水产养殖成了乡村品牌，“打鱼佬酒家”的烧酒注册了自己的品牌。这些新的乡村气象需要被看见，需要得到传播与推广。
“乡下人”需要被重新认识，乡村工作也需要重新定位。留守的农民失魂落魄般迷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感慨着渔民过去“总能从湖里和湿地弄到吃的”，上岸后反倒拮据了。丢了老本行的渔民，也鲜少去种地，依然干着与老伙计相关的营生，比如水边餐饮、卖鱼、水产养殖，也有的做了护渔员，还有些似乎如陈大爹所说，等着政府给饭吃。乡村需要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在长效机制的持续保障和影响下，村庄“从根上长出来”枝繁叶茂，否则就会“空有器物堆砌，无人气升腾，纵然造就万千奇观，不过徒有其表”。
重新打量与认识乡村，新的建构正在发生。魏东来没想过要去发动渔民种地，因为在他看来，“除了种地收益少的原因，更多是骨子里的，两个群体有着天然的差异，安居乐业的田耕，哪比得居无定所的流浪、变化和邂逅”。在对渔民投去更多关注的时候，对乡村的认识更加客观丰满。陈大爹有着老一辈渔民的生活方式和固执，也有着共同的淳朴、善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时常来“顾问”的魏书记的聊天，陈大爹似乎兴致不高，他更喜欢和叶明朗聊村子里的过往。魏东来在城里和妻子离了婚，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让人焦虑不安”。这些来自城乡的差异化生活及其喜怒哀乐，到了亮灯村，全被排除在了日常生活之外，人和人之间少了拒绝，多了理解，仿佛都有了到湖边上“一下就打开了心界”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正在打破“乡下人”的惯性思维，不觉间也成了现代乡村营销的一个重要卖点。
三
“如何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是农业农村专家抛给驻村干部的课题。每一个人都在探索，探索就是思维惯性的突破。在乡村的调查和行走，魏东来和叶博士触摸到了乡村日常生活中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固执，并以此为突破点，探寻乡村之变的可能性路径。
乡村的沉默、惆怅、挣扎和期盼在昭示着乡村巨大的原创力，构成了层次丰富、内涵深刻的乡村世界以及蕴含其中的乡村之变。湖区的山、水、风、物以及各种传说不断被重新认识，投射到乡村普通人家庸常的日子里，便有了烟火气、时代气。人物在反复确证亮灯与自我、自我与乡村的关系中，面临着精神的折磨与身份的撕扯。乡村在不断的撕扯中生长出了新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看似着墨不多的老盛家来自江苏的漂泊史以及陈保水家土得掉渣、地方小吃等的迁徙、流动，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根本。
“渔火”就是灯火，就是点亮，就是建构。叶爷爷的离开与盛家妹子的孤独坚守是不可逆转的、具有终结性质的，但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它们具有了巨大的生长力。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理想的、“有烟火有喧嚣有冷暖的”、“原生态的”亮灯村正在生长。一种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正在形成。它们和乡村振兴中的各种力量一起，撞击出了时代的回响，点燃了一盏历史与未来的渔火。
